文化民族主义与民族文化自觉之辨

在全球化时代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下,对文化自觉的提倡很容易理解为一种对文化民族主义的崇尚.在厘清“文化民族主义”与“民族文化自觉”两个概念的基础上,从文化立场、表现形态、思想旨趣三个方面辨识两者的异同,旨在探讨如何引导当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走向民族文化自觉.     

近二十年来我国民族文化生态研究综述

民族文化生态是民族文化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壤和背景。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学术界从民族文化生态的概念、内容,与旅游及经济发展的关系、建设与保护以及其他专题研究等方面对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这一历史时段有关民族文化生态的研究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回顾和总结,以期为这一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同时也就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     

民族文化经济价值度量及其实践意义

民族文化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目前的研究尚处于定性探讨其价值的层面,对于文化的经济价值该如何度量缺少有深度的研究。本文基于民族文化具有特殊经济价值的思维,从多维的角度探讨民族文化经济价值的度量,特别是依循传统经济学模型分析的思路,考察了民族文化在经济产出中的总效用和文化贡献率,从而证明文化经济价值计量不仅可行,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由此提出了"民族文化产权弹性系数"这一全新的概念,期望能解决现实生活中民族文化资源开发及利益分配中的诸多问题。     

发扬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化建设

发扬民族文化传统、进行现代文化建设，需要对相关的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区别“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对于把握文化传统的精髓，发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具有重要意义。正确对待和处理文化传统的“传”与“变”是发扬民族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前提。使传统服从现实、更新传统是解决现实与文化传统的矛盾，发扬民族文化传统的根本途径。现代文化建设的实质是文化的再创造，既不是抛弃传统，也不是照搬传统，而是融汇古今，再塑现代民族文化精神。     

现代化、全球化与民族文化

现代化是进步的人们推动人类社会全面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实践,其基本内涵首先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当比资本主义更为进步的生产方式出现以后,制度文明的现代化不是“资本主义化”,而是“社会主义化”。现代化既是世界各国生产经济你追我赶的局面,又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互动互补的过程,虽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但并不消除世界各国政治、文化的多样性,现代化使世界各国趋向一体的同时,也滋生着差异。观念现代化不排斥民族文化,弘扬民族文化既是历史运动之必然,又是社会发展之必须;体现观念现代化的新质文化,既是现代的,又是民族的。     

现代化与新型民族文化体系的构建

现代化是一个综合的社会概念,文化现代化作为它的内在动力要素,对传统民族文化既有冲击和对抗的一面,又有对其进行文化创新和整合、构建新型民族文化体系的一面;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是文化现代化的客观条件,是实现国家整体现代化的重要保证。本文对重塑这种新型民族文化体系的途径、实施多元文化教育的普遍意义等进行了探索。     

如何保护与传承少数民族文化——以贵州省锦屏县平秋镇侗族为例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该民族智慧的结晶,体现了民族的精神,是一个民族长期共同生存和生活的产物,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延续的重要因素,而且是民族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影响主观民族认同的重要因素。当今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冲击下,在民族自身发展的同时,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日趋重要。本文想通过“文化界定的误区”来解释本民族文化在民族个体在选择文化认同时显得弱势的原因,以及想以贵州黔东南平秋九寨侗族村为例,初探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文化主体性的问题。     

论民族文化的学校教育与民族文化大省建设

文章提出民族文化的学校教育是维护中华民族整体性,保证民族文化现代化转型和持续发展的最有效途径,因此是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的战略性任务     

构建文化与禾斗技并存的工业商区——论贵阳市工业园区建设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工业现代化的发展,一些地区的工业园区建设一方面表现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推手,一方面却表现出严重的动力不足,难以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寻找发展动力,文章提出构建文化与科技并存的工业商区,用“商区”概念代替“园区”概念,通过挖掘民族文化传承在金融服务、信息咨询和科技开发等过程中的潜能,建设更具生态功能性的工业园区。     

推行“小先生制”促进民族文化传承

2O世纪初,陶行知先生为了普及民众教育提出了“小先生制”。在“小先生制”的推行过程中,要坚持校内与校外同时进行,面对一切人群,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来普及民族文化知识。“小先生制”为民族文化传承提供了一种新型的传承模式。     

警惕“与汉族切割”的民族文化研究和宣传

当前部分民族文化研究和宣传工作中,存在“与汉族切割”现象。这种民族文化研究和宣传思路,会对我国民族团结局面造成深刻伤害,会强化民族关系领域业已存在的“二元结构”,引发激进民粹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合流,也很容易被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反华势力利用以达成其撕裂中国社会、分裂中国国家的目的。在民族文化研究和宣传过程中,要防范和纠正这种做法,着重强调各民族的融合而非敌对,注重共性研究而不是差异研究,从公共文化服务视角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同时,要构建一个多维度的话语体系,与敌对势力争夺“民族问题”话语权,向国内外民众讲好中国民族故事。     

全球化浪潮中的民族文化

文章认为，全球化浪潮中的民族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侵蚀，存在着被同化的危险。与此同时，全球化也给民族文化的发展留下了空间。文章就如何在融合的趋势中抵御西方文化的侵蚀、保持个性，如何使民族文化发扬光大、声名远播等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第一，积极应对，主动出击。第二，适度准入，保持本色。第三，兼收并蓄，综合创新。     

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效应

文化效应是影响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不可忽视的因素。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继承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经济的发展也有着与之相类似的特征。民族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既要尊重传统民族文化,又不能为其所束缚,要充分利用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最大限度地为各民族提供充分的发展机会与广阔的发展空间,确保各民族现代化道路选择的真实性,这是加速推进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必须加以重视的问题。     

湘西凤凰县民族文化变迁机制探析——以苗族为例

湘西凤凰县在现代化过程中,民族传统文化受到很大的冲击,民族文化特色日渐消退。文化变迁遵循一定的机制,凤凰县民族文化变迁机制主要包括文化传播、文化涵化和创新等。探讨民族文化变迁机制,有助于形成现代化对传统民族文化造成冲击的应对机制,有利于保护和传承优秀的中国传统民族文化。     

我国民族教育价值的研究取向

我国民族教育价值研究主要从民族教育价值的概念、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与民族教育价值以及民族文化和现代化与民 族教育价值三个方面进行研究。本文对民族教育价值的界定、民族教育在人和社会二者之间的取向、民族教育在民族文化和 现代化之间的价值体现、民族教育价值研究方式等提出了建议。     

湖北民族文化生态旅游的开发及其品牌塑造

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施行,湖北民族地区旅游业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民族文化生态旅游”是基于湖北民族地区旅游业发现状提出的有效举措,符合湖北省旅游发展的总体规划。因此,要加快湖北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就要努力使民族文化旅游向生态旅游提升,加强民族文化生态旅游的品牌化建设。通过深入湖北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研,提出了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塑造的具体措施,并例举了三个极具开发利用价值的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项目。     

民族文化的生态性与文化生态失衡——以西南地区民族文化为例

文化生态环境的提出借用了自然科学概念,目的在于强调民族文化的生存状态及如何正确认识民族文化的生存,改善并优化民族文化的生存质量,促进并发挥民族文化的生机和活力.民族文化的社会生态环境与其生存发展空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当民族文化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和影响时,其生存发展空间必然受到制约.西南地区的民族文化生态环境具有地域性、民族性、时代性、失衡可能性的特点.目前,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中折射出的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尚需深度挖掘,这些生存智慧对于我们今天面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种种困境,探寻天、地、人的和谐之音仍将具有积极的启示.     

湘西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理论思考

湘西州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也遇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开发好湘西州民族旅游资源对于湘西地方旅游业乃至地方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探讨了当前湘西州开发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作用与意义,分析了湘西州在开发民族文化旅游资源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民族文化传播:概念、指向、方法及展望--基于相关研究的思考

通过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文献,可以梳理、归纳民族文化传播研究的学科任务、发展现状与未来走向。民族文化传播研究的核心目标是以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为导向的民族文化传播力提升研究。当前研究指向关注经济效益、回应政治效应和聚焦文化自身发展,其主导方法在实证和整体性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呈现计算机转向和跨学科的特点。未来研究者应深入民族文化内部,掌握其传播的真实现状,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背景下,通过国内各民族“多元一体”发展需求与政策背景的指引,增强提出问题的能力和研究的有效性。     

人类学文化变迁理论与黔东南民族文化变迁研究

西方人类学文化变迁的许多理论和观点不仅适用于黔东南民族文化变迁研究,而且与中国学者的研究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结论,双方使用的方法也不谋而合。但另一些观点和理论上有较大的分歧,比如关于文化人类学家作为变迁计划的促进者应为谁服务的问题;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和现代化是否由新教伦理所导致的问题;关于“同化”和“涵化”的定义;关于变迁目的和方向问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