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性格之比较——谈“情”与“理”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古今中外,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人性是一样的,都有其喜怒哀乐感,都有其是非爱恶心。但是,由于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如一对孪生兄弟因生活经历不同而形成不同性格一样,中西方文化从同一元点——人性出发,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形成了迥乎不同的两种文化性格。中西文化的差异,表现在深层次的文化精神方面,可概括为:中国人重伦理道德,西方人重民主科学;中国人讲义务,西方人讲权利;中国人以家族为本位,西方人以个人为本位;中国文化是艺术的和道德的;西方文化是科学的和法律的。作为文化精神外化的文化性格,中西方的区别归纳为一句话:中国文化重“情”,而西方文化则重“理”。本文仅从这个角度,并侧重于“情”,     

论容闳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

容闳的一生不仅致力于“援西入中”,同时也致力于“援中入西”,开创了近代一次较全面的中西文化交流。这次文化交流对中国教育、科技、军事、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的近代化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也向西方传播和弘扬了中国文化,促进了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了解。     

中国近代文化自觉三题

近年来,文化深层结构论、文化相对论和哲学释义学方法引进了文化史研究,国际上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也对国内的“文化热”产生着一定的影响,由此而来的对中国近代的反传统思潮、特别是对“五四”的反思亦成为文化史的热门话题,这无疑有助于深化文化史的研究.但问题亦随之而来:一、中国近代、特别是“五四”时期的启蒙者是不是“最传统的反传统者”?他们以近代西方文化作参照系来反省传统文化,是不是一种片面和浅薄的表现?二,从释义学方法能否得出近代启蒙者根本不可能正确理解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结论?三,应以何种态度来看待西方学者的东方探寻?以上三个问题都涉及对中国近代文化自觉的史的认识和论的评价问题,本文拟对这三个问题进行探讨.     

反思与重建——评《生命之树与知识之树》

这些年,比较文化学方面的专著、文章出了不少,对于中西文化亦是见仁见智,呈现出墨子所谓“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的多元局面。高旭东所著《生命之树与知识之树——中西文化专题比较》一书,就以其独到新颖、富于创见而成为比较文化学研究中的新收获。说实在的,将生命之树判给中国文化,将知识之树判给西方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理论上的冒险。谁能说中国文化只顾生命不重知识而西方文化只重知识不顾生命呢?这不正犯了学问家们所一直逃     

近年来“中西文化研究”简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理论界兴起了“中西文化研究热”,对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的旅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研究,迄今为止,已出版了一批有份量的著作,如:《民族与文化》《中国文化丛书》《中国文化展望》等,发表了数百篇论文,从多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的旅程形成了基本一致的看法。研究者基本都承认:中国近代是一个中西文化冲突、碰撞、融合的时期;中国近代学习西方     

论闻一多诗学中的世界文化视野

处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闻一多在20世纪初对如何对待中西文化,作了非常深入而理性的思考.他在世界文化大视野下,提出对外来的东西首先要勇于接受;同时,中国要将自身4 000多年的文化资产加入世界文化资产,以丰富人类的精神生活.他借鉴西方文化的精神和标准重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并且提出建设中国新文化的意见.闻一多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主张,产生于其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知识体系基础、吸收西方文化精神的二元知识结构,是儒家修齐治平的责任意识、爱国主义传统与追求真理的个性的结合.     

毛泽东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自觉历程

毛泽东很早就形成了中西文化比较视野，能够以此来认识和评价问题。探索新文化是毛泽东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的根本目的。毛泽东在试图通过中西文化比较探索新文化的过程中，认识到西方文化并非铁板一块、一成不变，而是充满内部冲突并正在经历一场激烈的变革过程，这集中表现在他对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比较分析上。通过社会实践和社会改造方法的比较，毛泽东选择了最可预计效果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坚信中华民族新文化、人类新文化就是“世界大同”与“民族自决”相统一的社会主义文化。毛泽东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程反映了中国先进分子探讨解决中西文化冲突之道的历史进程，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变革之道的历史轨迹，集中体现了中国先进分子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自觉历程。     

传统文化与严复自由、共和的宪政观

严复对传统虽有批判,但并未背弃,对近代西方文化虽曾大力宣传,却一直是选择性的接受;“西学”与“中学”在严复头脑中始终不断“交融互释”着。严复晚年重估中西文化,是在致力于发扬中国文化的优点,质疑西方科技文化的局限,是对早年中西文化观的补正。这与其说是一种倒退,还不如说是一种更加成熟的表现,是在更高层面上理解和把握中西文化。     

从中西文化关系角度看19世纪德国新教的中国传教

19世纪 30年代起 ,德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以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为后盾 ,在中国开展了多方面的活动 ,包括布道、建立传教站、举办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等。然而 ,传教士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为了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而是要实现片面的宗教文化渗透和意识形态征服 ,要按照基督教和西方文化的价值标准改造中国。 19世纪德国新教的中国传教具有明显的“文化帝国主义”性质。     

中国认识、处理中西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与逻辑

中国认识、处理中西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下述这样四个阶段:一是认为中华以外均不学无术的“蛮、夷、戎、狄”,他们无任何值得我们吸取的东西可言的阶段;接着是认为西方的坚船利炮乃“法、术、艺,不足以言学”的阶段。与此相对应的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借法自强”、搞洋务运动,引进西方近代工业,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发展经济的方法;第三阶段是认为西方文化也是一种学问—“西学”,不过它仍不能与中国文化相提并论,只是一种次要的学问,而且就是这些学问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这就是所谓的“西学中源论”。与此相对应的社会运动是想改变社会制度,先是搞“戊戌变法”,想引进西方的君主立宪政体,然后想搞“民主共和制”;第四阶段是把西方文化称作“新学”,与此相对应的中国传统文化成为“旧学”,于是出现了“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必须改变其社会文化土壤,“全盘西化”。开始是全盘“法兰西化”,接着是“全盘俄罗斯化”。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后,这些国家都放弃了“俄罗斯文明”,重新回归“西方文明”,经过七八十年的重大曲折,对照苏、东易帜后又开始迅速恢复、发展,中国越来越多的人也感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还是要好好学习“西方文明”,来加速自己的现代化进程。     

中国文化现代化:交往中的对话与全球化挑战下的整合

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艰苦努力,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就,为中国文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不同于偏于一隅的西化派和新儒家,中国马克思主义派植根于中华民族“会通以求超胜”的智慧精神,在文化建设中兼重时代性与民族性,鲜明地体现了综合中西文化之长以创造新的中国文化的精神品格。作为现代化之延伸的全球化并不可怕,文化的差异性与民族个性不会因此而衰落;彻底抛弃“中西之争”、“古今之辨”的陈旧思维模式,在多种文化资源之间形成高度辩证的联结。面向21世纪的中国文化必须通过新的整合与创造,努力完成价值系统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换,同时又要超越西方式现代性的弊端。     

黄遵宪与中西文化论争

中西文化撞击的起点是上个世纪中叶,由于两种文化体系的巨大差异,加上近代以来文化问题与探求民族出路紧密地相联系,因而百余年来围绕中西文化长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根本性的分歧是三种意见:一,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毫无可取之处,应该“全盘西化”;二,认为传统文化依然十分精妙,主张“保存国粹”;三,认为传统文化中有优秀的东西值得发扬,同时主张大力吸收西方进步文化,并达到二者的融合。从实践上说,对西方文化     

近代中国民权思想演进的历史考察——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辨析

文化既存在差异性,也存在共通性。文化的差异性正是文化的互补性所在,它决定了文化的融合模式是一种有差异的融合;而文化的共通性则确立了不同文明的认同支点,使文明融合由求异而趋同。近代中国民权思想就是冲突与融合辩证关系的统一体,它既是民族利益剧烈冲突的产物,也是中西文化融合的结晶。它从“内中外西”——“不中不西亦中亦西”——“中西一体”的演进轨迹,明显昭示了中西方化融合的走向和重大成果。这一过程与亨廷顿“文明冲突”的理论恰恰相反,说明历史进步的主流是文明的融合而非文明的冲突     

略论《知新报》会通中西文化的思想

《知新报》与康有为关系密切 ,基本上秉承了康有为等对中西文化的看法 ,并有自己独特的视角。《知新报》认为现阶段中国文化在诸多方面不如西方 ,应向西方学习 ,但同时认为中西文化具有共通性 ,把西学解释成为中国文化所固有 ,企图以此来减少引进西学的障碍 ;又主张全面学习西方最新最先进的文化 ,大量翻译介绍西政西艺西学 ,成绩斐然 ;认为天下公理本质上并无中西之别 ,中西文化最终必然走向融合之路 ,西方文化并非完美无缺 ,中国文化也远非至善至美 ,只有互相融合 ,取长补短 ,才能使中学发扬广大和西学行之无弊。     

王国维死因新探

关于王国维的死因,众说纷纭.这里不打算评论诸说的长短、虚实,只是想从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的大背景中来探讨一番.王国维的死,是一个文化悲剧,这个悲剧是中西文化冲突中中西文化糟粕结合的恶果.中学源长,有精华、有糟粕;西学东渐,也有精华、有糟粕.能掇取东西文化精华,排除文化糟粕,就能随时代前进而前进,随文化发展而发展.如果只吸纳文化糟粕,必站在前进的时代、发展的文化的对立面,被时代和文化抛弃.鲁迅和王国维生活的时代相同,生活的道路也差不多,都留学日本,都一度醉心于德国哲学.鲁迅不断掇取文化精华,排除文化糟粕,走到了时代的前列;王国维则曾掇取过西方、东方文化的一部分精华,同时又吸纳了其糟粕,并且最终是精华日少,糟粕渐多,新陈代谢逆转,于是骤逝.叔本华的悲观厌世哲学,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糟粕.纲常名节是中国封建文化的糟粕.王国维是这些文化糟粕的牺牲品.     

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

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既是中西文化“双重危机”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映,又不可避免地打上中西文化“双重危机”的深刻印记:一方面在维护传统的基础上反省传统,一方面又在批判西方的前提下学习西方,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为本位,融会调和西方文化,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系统。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文化取向与政治取向的不一致性以及强烈的文化优位意识这样三个特征,并与反传统的西化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思潮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鲁迅对中西文化发展模式的比较

<正> 中国文化为什么发展缓慢,以致经受不住西方文化的打击?鲁迅从中西文化不同的发展模式方面进行过深沉的思考。鲁迅认识到,中国文化沿着中庸之道的路,在模糊中整体性地渐进,而西方文化则是打破了中庸、整体、模糊,在偏至、对立、明晰中发展起来的。中西文化不同的发展模式表现在中华民族和印欧民族的心理结构中,并外化于宗教、哲学、科学、文学以及社会结构等各方面。(一)中国     

文化精神的冲撞与美学思想的渗透——论西方美学对中国近代美学思想的影响

两种文化精神的冲撞与近代审美观的诞生自鸦片战争起,中国历史就存在着一个深刻的悖论:一方面,西方与中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是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另一方面在文化思想领域则是先生与学生的关系.肇始于鸦片战争的西学东渐的潮流,激起并加剧了中西文化的冲突、对抗与交汇,由此引发了中国传统文化前所未有的蜕变与中国近现代文化艰难曲折的生成.一位外国学者说得好:“从根本上说,这是一场最广义的文化冲突”,“是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西方同坚     

明末清初的"东学西渐"和中国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

明末清初,欧洲传教士作为中西文化的载体和文化传播的使者,他们为播西方文明而来,为传中国文化而去,从而把中西文化交流推向了一个规模空前的新阶段。任何文化的交流和影响总是双向与相互的,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既有“拿来”——“西学东渐,”也有“送去”——“东学西渐”。以文化交流的视角来解读“东学西渐”及中国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对于重新认识和正确评价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     

“内圣外王”与“中体西用”:中西文化结合两种模式的比较研究

<正> 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无疑是近、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形态之一。盛行于十九世纪末的“中体西用”这一文化模式,就是面临猛烈冲击的中国文化企图融合西方文化的最早尝试,洋务派不仅在理论上建立了这一模式,而且把它付诸实践。近百年来,不断有人根据这一思路解决中西文化的结合问题,现代新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就是中体西用文化模式的继承和发展。本文拟将现代新儒家(特别是以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儒家)的内圣外王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作一些比较,从而显其异同,明其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