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近代文化思想领域的革命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文化思想领域相继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各种“革命”。以口号的形式被明确提出来的有“道德革命”、“诗界革命”、“小说革命、“史界革命”,“圣贤革命”等。除此以外,影响巨     

论中国文化的转型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仅是一场经济、政治体制的变革，而且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经济、政治体制的变革本身即具有文化意义，属于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领域的革命；而且，又必然引起精神文化领域的革命。反过来，精神文化的变革又引导着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变革。因此，改革开放实质上是文化革命的总体工程，即由传统文化（包括旧传统文化和新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当前，改革的深入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和发展，给予文化转型以强烈的刺激和巨大的推动，同时又迫切要求文化领域的改革相配合。因此，在社会主义市…     

鲁迅与传统文化研究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他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先生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有着深厚的素养和极其广博的知识与极为精辟的见解。他生活在黑暗的旧中国,为了彻底地反封建,扫荡思想文化领域里的乌烟瘴气,鲁迅当时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主要侧重于批判方面。在他战斗的一生中,极其猛烈的抨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文化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束缚和对中国劳苦大众的摧残和奴役。同时,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理和研究方面,鲁迅先生也做出了具大贡献,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     

略论鲁迅国学研究之文化和个性心态

终鲁迅一生,他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抨击中国的封建传统文化,曾力主“不读中国书”,另一方面则又潜心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研究,并以其甚深的旧学功底,在国学研究方面作出了显而易见的贡献。对此,本文从文化理想和个性心态这两个视角,予以较为系统的探讨。作者认为,鲁迅对于传统学术文化的独特态度,既反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精神,同时也与鲁迅的个性性格及学术文化背景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因此,鲁迅的国学研究有着社会文化和个人素质的双重动因与内涵,由此我们也能窥测到中国现代学术和学者的某种精神面貌。     

浅议戊戌时期的文化“革命”

一戊戌维新运动，作为一场呼吁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一直为人们所铭记。然而它又是一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向传统挑战的资产阶级文化启蒙运动。进行文化批判和文化重建是这场文化运动的重要任务。而就文化的批判与重建来说，最显实效的则是维新派发动的文化革命。所谓文化“革命”，实际是一场旨在使中国文化近代化的文化革新、重建运动。自西学东渐以来，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中国产生资本主义、诞生资产阶级之后，一些先进分子就萌生了文化革新的意愿，但文化革命的全面展开还是从戊戌时期开始。维新派的理想是在中国进行资本主义…     

朱镜我与左翼文化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衣村革命根据地领导人民进行土地革命和反击国民党军事“围剿”的同时,还领导以上海为中心的国统区革命文化工作者,开展左翼文化运动,反击国民党文化“围剿”。对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过很高的评价,他说,十年内战时期,“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左翼文化运动,在中国现代革命史和现代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浅谈鲁迅小说对传统文化的批判

浅谈鲁迅小说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相云峰鲁迅这位近代文化史上的拓荒者，伟大的思想家，以其冷峻的目光，面对严酷的现实，第一个彻底的告别了传统文化，超越了历史和价值，超越了感情与理智的二元痛苦，终于走出荒芜，登上时代的峰巅，俯察为“灿烂”、“辉煌”所遮掩着的历...     

鲁迅的文化批判及为当代提供的文化参照意义——鲁迅与王小波及王朔

鲁迅作为中国近代以来思想与文化的巨人，他对中国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洞悉与广泛的文化批判使他的著作已经成为了解和改造中国人及社会的伟大经典。不仅在20世纪20年代鲁迅犹如一颗文化巨星照亮了文坛，成为一代文化人中的精英，即使在后来，甚至整整一个世纪，鲁迅的影响也从未停止过。文化批判的道路上前仆后继，从70年代中后期到世纪末，近20多年中国当代文化中有两个人是不能被遗忘的，那就是王小波和王朔。尽管他们从未声称他们是师承鲁迅或受其影响，但从作品中不难看出，那种大胆挑战权威意识形态的批判性文化行为和言论以及彻底的革…     

历史“中间物”的价值与意义──论鲁迅的文化意识

本文论述了鲁迅的文化意识。认为鲁迅能在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中为本民族新文化建构找到最佳方案，主要缘于他所具有的历史“中间物”的文化意识。     

马克思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三大主题

马克思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三大主题刘怀玉与“语言学转向”紧密相联，２０世纪西方哲学研究还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日常生活转向”性质的革命。作为这场哲学革命的重要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     

1956-1976:技术革命与文化革命思想的扬抑轨迹

技术革命与文化革命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二者分别有其自身的内涵,它们的提出与实施并不完全同步,但最终被作为一个总体战略付诸实施。技术革命与文化革命是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选择。这一思想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后来“由扬而抑”,渐被偏离,文化革命更被导入“文化大革命”的歧途。尽管技术革命与文化革命的思想曾经被误读,但因此所获得的历史经验却为1978年后的“自抑又扬”创造了条件。     

浪漫的和个人的--鲁迅与道家文化片论之三

鲁迅的浪漫主义文学观与西方浪漫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资源都有密切关联,他既以面向西方思潮大幅度的开放姿态出现,又深深根植于本民族的现实与时代需求,显示出世纪初一代文化巨子面对现代世界文化时的从容宽阔心胸及其从本土现实出发的积极建构心态。鲁迅的个性观亦明显地借鉴了道家文化资源,表现为以下两点:其一,对“以众虐独”的警惕与老庄思想中对“异己”的警惕如出一辙。其二,在表述上,如“人丧其我矣”来自于庄子的“吾丧我”、“自丧”等。     

漫议鲁迅对西方文化的态度——读《拿来主义》

一段时间内,文艺界的一些青年作者和高等院校文科的一部分学生,在张扬西方现代派文艺的同时,往往把鲁迅的“拿来主义”同“全盘西化”划了等号,似乎鲁迅提倡“拿来”就是主张“全盘西化”。这显然是不正确的,既不符合《拿来主义》一文的实际,也有悖于鲁迅对待外国文化艺术的一贯思想。《拿来主义》写于1934年6月4日,收在鲁迅先生的《且介亭杂文》里。文章是针对中国长期奉行的闭关锁国主义而发的。在批判“闭关主义”的同时,也抨击了近代以来的“送去主义”。主张本着“礼尚往来”的原则,在“送去”之外,也要“拿来”,是为“拿来主义”。要实行“拿来主义”,在鲁迅看来,至少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拿     

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影响

文章站在世纪之交的高度，回顾和反思２０世纪的人类精神运动，揭示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的发展历程和理论特征，指出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影响广泛的文化哲学运动存在激进的、批判的和建设性的三个维度，它们共同体现了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消解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对立的倾向，在思维方式上引发了一场“后／反哥白尼式的革命”的理论特征；最后着重从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的滥觞和从“文化热”到“国学热”的转向两个方面，重点展示了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对当代中国的影响，强调在发展中的中国进行深度文化启蒙，建构现代精神和人的主体性的必要性和长期性     

文化转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

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内产生了传统知识分子──士，士不是自由职业者，而是具有官僚等级身份，成为官僚后备队，发挥着为社会制造合法性及政治监督等功能。在第一次文化转型中，产生了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新知识分子，他们担当了新文化的启蒙者和传统文化的批判者的角色。在五四后的社会革命中，新知识分子转化为具有民粹倾向的革命战士，同化于工农大众，其特殊社会角色消失。在建国后，知识分子变成不具有独立身份的“国家干部”，并受“左”的思潮打击，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积极社会角色。第二次文化转型即改革开放中，现代新知识分子诞生，他们开始摆脱行政等级身份，向自由职业者过渡，并且重新担当起新文化的启蒙者和传统文化的批判者的角色。从而成为改革和现代化的中坚力量。     

文化政治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性

在旅美大陆华人学者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主体性的学科建构中,张旭东以其对"文化政治"的论述和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反思与建构而具有特别的意义。首先,张旭东将"文化政治"视为现代性的核心,并透过这一概念,在普通与特殊、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重新思考主体性的呈现的问题,从而为处于西方现代性的"话语秩序"之中的中国文化和文学现代性如何穿透性地重新确立自身的普通性和主体性确立了基本的方法论;其次,张旭东透过对五四激进阐释学的重新阐释,考察文化政治的逻辑与中国现代性之间的关系,重建革命与五四之间的内在关联;再次,以对鲁迅的重新解读为中心,张旭东通过重新界定鲁迅的"文学性"的内涵,重建鲁迅的写作在文学性与政治性之间的关联,从而为打破西方现代性的话语秩序,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性打开了可能性的空间,并提供了方法论和具体的实践。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的文化基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命脉,也是中国共产党历久弥坚的精神根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历经百年依旧风华正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和孕育。而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形成的“民本传统”“革新思想”“和合理念”“家国情怀”“胸怀天下”等文化基因,借助文化固有的整合与认同力量实现了伟大自我革命与伟大社会革命的统一,从而深刻地嵌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在新时代,要走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就要继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五四精神的命运

“五四”精神是西方现代文化的自由民主精神,它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叛,是中国现代文化的生长点。“五四”救亡运动与启蒙运动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这造成了以东方文化为背景的、属于传统社会领域的社会革命与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属于现代社会领域的文化革命的错位。这种错位的结果是社会革命的成功,“五四”精神的衰退。当前的改革将消除社会革命与文化革命的错位,复兴“五四”精神,全面实现现代化。     

“文化中国”与21世纪中国文化

一“文化”是一个歧义甚多的概念，本文所谓“文化”特指狭义文化，即思想文化。“文化中国”是近年来学界使用较多的一个概念。方克立先生曾介绍说：“８０年代初，马来西亚一群华侨青年创办《青年中国》杂志，曾经出过一期‘文化中国’专号。这是较早地使用这一概念，但...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及其现代启示

“傲慢的”民族主义、极端的国家主义和纯思辨的表达形式是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的三个主要构成要素。只有在对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的三个主要构成要素进行科学批判的过程中才有新哲学的构建，这就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这一文化逻辑不是在独立的传统哲学框架内形成和发展的，而是在历史学批判、社会主义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进程中形成和发展的。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对我们在中国发展马克思哲学有两点重要启示：其一，撇开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把握和研究的关注，缺乏马克思主义各个研究领域的对话和交流，就会违背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和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规律；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核心的任务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体是通过对当代具体科学成果方法论上的概括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问题的反思，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对当代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进程、机制、特点、规律及其趋势做出哲学层面上的科学解释并为实践提供科学方法论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