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伦理学中的“三分法”

在学术界,经过十年来的努力,“一分为三”与“三分法”的命题终于得到确立。现在,我将运用“三分法”去改变伦理学的原有格局,是否真有道理?希望专家、学者和广大群众展开学术争鸣。一、道德评价三类型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任何事物进行评价都是采用“两分法”。肯定、否定;积极、消极;好的、坏的。在这种思维方法的指导下,人们对于道德进行评价也是采用肯定、否定“两分法”,并据此把道德及评价分为两大类型:褒扬、谴责;高尚、卑劣;有德、缺德;善、恶,爱、恨;……等等。     

提“一分为三”又何妨?——对朱宝信同志献疑的答辩

我撰写的《剖析谈“三”色变、见“中”就批的原因》(原载《广西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哲学原理》同年第6期全文复印)发表之后,在学术界没有什么反应,我确实有点着急.十六个月后,朱宝信同志发表了题为《为什么不宣提“一分为三”?》的献疑文章(载《广西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我读后由衷地感到高兴,不过还是有些想法和意见,需要提出来供宝信同志和学术界同仁参考.一、希望开展一场关于“一分为三”命题能否成立的学术争论1982年7月,我的拙作《“一分为三”新议》(《争鸣》1982年第3期)发表了,顿时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新华文摘》作了论文提要介绍,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哲学原理》全文复印,还有其他文摘报刊和各种资料都作了反映.半年后,林青山、李烈炎两同志发表了题为《“一分为三”是唯物辩证法的命题吗?》(《争鸣》1983年第1期)的商榷文章,指出:提出所谓“一分为三”的命题,不仅缺乏理论根据,而且也不符合事实,完全是从想象中推论出来的.一场关于“一分为三”命题能否成立的争论眼看就要开展起来.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争论并没有进行.尽管如此,但我还是坚持不懈地进行研究,并且不断地发表该命题的文章,至今累计已有93篇、其间,有王旭东、王威廉、王征国、     

茶余饭后话“揭红”

最近几年,北京“红学”又热闹起来,刘心武上了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有人开始质疑、争鸣、批评,反诘刘心武。以“索隐派老路走不通”作根据,批评“揭红”违犯了“学术规范”。刘心武则根本不理那一套,发文章、搞演讲,对批评进行回应。全国“红学”界包括“红学”爱好者都活跃起来。奇怪的是,有关专业的期刊《杂志》期期亏损,需要拉赞助,而“揭红”不到三个月销售20万册,第二部刚出版,又卖的非常火红,发了笔小财。这就不得不让人深思,你也研究出版,他也研究出版,买书者是用自己的钱,为什么纷纷投给刘心武呢？     

辩证法的“存亡之战”?——“亦此亦彼”与“可此可彼”

在几年前黄展骥的《辩证派击中形式派的“要害”了吗 ?》一文中 ① ,他一方面认为辩证派的“亦此亦彼”使形式派的“不矛盾律”失去普适性 ,另一方面 ,他又把辩证派的“亦此亦彼”修订为“可此可彼” ,使两派 (在这个重大问题上 )“平分秋色” !即时引发学者、专家的“争鸣”热潮。有专家认为 ,黄先生这一“修订”引发辩证派的“护卫之战”、“存亡之战”。在本文 ,黄先生简明地摘引 (高度浓缩 )“争鸣”中几位学者的重要片段 ,然后略作比较与评析 ,旨在抛砖引玉 ,引发更多读者的参与和关注     

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基本”

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基本”缺乏把握和区分是造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实效普遍不高的主要原因之一。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基本”是马克思主义体系中根本的、主要的观点和规律。这些观点和规律不仅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本性,而且还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变化发展过程的始终。当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课程教学时应使课程教学的“基本”与学科研究的“基本”有所区别。     

“五代文学”“十国文学”概念史与论说语境

“五代文学”“十国文学”概念的形成受“正统观”影响,对之应进行必要的概念史研究。“正统观”是一种具有极大争议性的国家观、民族观,其中有可以丰富文明史观、文化史观的精神和内容,自不必完全否定。但论正统是否存在,应以道统的存续为根本,以文化的质态为基础,同时既要看到阶段性分裂割据,更要看到发展后的接续整合。故宋初正统“三绝三续”说应该得到重新审视,注意分裂时期政治文化的过渡性质和战争形式的文化碰撞意义;中华文化版图的长期一体存在应该得到认知,注意文学史的客观性与完整性;史学话语与文学话语的区分应当成为学术自觉,注意文学史发展的内生性与相沿规律。如此才能客观看待和深入研究“五代文学”和“十国文学”。     

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兼答对“一分为三”的批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学术界逐渐活跃起来了。前几年,哲学界有些同志提出了“一分为三”(三分法”、“三点论”、“三位一体”)的命题,我也是其中之一(见《“一分为三”新议》,《争鸣》1982年第3期) 近两年,有不少同志对“一分为三”提出了批评意见,认为“一分为三”是从想象中推论出来的,“一分为三”的命题不能成立。他     

“全盘西化”、“充分世界化”与“现代化”——胡适“全盘西化”之真义

胡适不是在严格的学术意义上使用“全盘西化”一词的 ,他的“全盘西化”在理论上不能成立 ;胡适提出“全盘西化”口号的真正意图是“取法乎上 ,仅得其中”的改造中国旧文化的策略 ,他的目的是要创建一个中国本位的“新文化” ;不论是“全盘西化” ,还是“全力现代化”、“充分世界化” ,其内涵都是科学化、技术化、民主化 ,这实际上是胡适朦胧的现代化思想     

“生产力决定论”并非马克思的独创性贡献

在诠释者们认定马克思是新的思想“开启者”时,总是夸大其对于西方思想传统的“断裂”,此种学术路径以马克思来审视其“前史”与“后史”,这就成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格义”方案。S．H．里格比以“反向格义”的方案,将马克思哲学研究植入人们并不熟悉的“芬格兰思想”中,通过“四个阶段理论”与对历史主体“人的能动性”、“历史进步观”解释马克思思想中的“生产力决定论”并非独创,并展示马克思理论创造有着深厚的“思想史背景”,从而使我们摆脱“唯生产力论”的机械理解,更好地把握历史辩证法的“主客体向度”。作为“反向格义”的思想史研究路径,急切地需要突破“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这将有助于我们把握马克思的思想主旨和扩展其研究路径以及在规避“学术限度”中提升“实践智慧”。     

“思想的无端骄傲”——评《中国思想史》第一卷

本文是对清华大学教授葛兆光新著《中国思想史》第一卷的学术评论。文章认为 ,葛先生“重写”思想史的基本路子即以论带史、以今视昔、以文领义 ,而“基本路子只有一条 ,一分为三 ,乃是方便说法”。事实上 ,思想史领域本来就别有洞天 ,“葛先生自许的突破之处 ,不过是划地为牢 ,然后纵身一跃 ,作突破状而已。”文章还批评了《中国思想史》中存在的理路不清、用词不当的一些“大议论”。本文作者总结道 :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评论这本书 ,我将说 :“在这本号称‘思想史’的书里 ,我看不到历史上的思想和知识 ,我只看到现在一位中国人葛兆光的‘思想’”。     

新时代“雷锋精神”的内涵及弘扬途径

“雷锋精神”作为新时代中国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曾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新时代为更好发扬“雷锋精神”,应阐释“雷锋精神”“形而下”与“形而上”双重向度的内涵,就其本身的产生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而言,它就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形而下”的真实存在;就其作为一种社会精神而言,它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建构和发展的过程,即它也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就对未来社会创造和追求的价值而言,它也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作为一种精神,它既是一种“形而下”的存在,同时也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只有作为一种“形而下”的存在,它才能在现实社会中得到落实或实现;只有作为一种“形而上”的存在,它才能在社会发展中与时俱进,彰显生命力和活力。就目前“雷锋精神”落实的现状和中国现实社会状况而言,应从三个方面进行弘扬：第一,通过文化道德教育途径弘扬“雷锋精神”;第二,通过“典型模范”的示范力量感染众人,对“雷锋精神”产生浓厚的情感;第三,通过社会法律制度落实“雷锋精神”。     

“两课”“三进”探索

“两课”是我国高校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 ,“三进”是“两课”的根本要求和归宿。如何卓有成效地使正确理论“三进” ,是关系到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后继人才的大问题。多年来“两课”教育作出了重大贡献 ,也存在一些问题。课题组经过调研论证 ,在分析存在问题的基础上 ,提出了坚持“三进”重在“入脑”、教学内容务求科学、方法手段贵在创新、师资素质与时俱进的改进思路。得出结论 ,为了实现“三进” ,必须实现三个根本性转变 :价值取向由传授知识到转变思想的根本性转变 ;教育理念由教师中心到以学生为本的根本性转变 ;学习方式由被动接受灌输式到研究式学习的转变     

再议事物“一分为三”

<正> 前几年,我国哲学界有些同志提出了事物“一分为三”或“三分法”的命题,我也主张这一观点(见《“一分为三”新议》,《争鸣》1982年第3期),对此,有不少同志提出了批评意见。他们认为“一分为三”是从想象中推论出来的,“一分为三”的命题不能成立。经过反复思考,我认为“一分为三”(或“三分法”)的命题是能够成立的,而且对这一命题有进一步深入讨论的必要。本文仅对事物“一分为三”的类型再次加以说明,揭示“一分为三”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论证这一命题是完全符合唯物辩证法的。何谓事物?《列子·黄帝》中说:“凡有貌象声色者,皆物也。”现在,我们所说的事物是指物质的形成物、客体、对象、具有一定的质——本质特性的总和——的物体。用哲学上的语言来说,就是在人们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的物体。它不仅包括个体,而且包括群体,大至宏观宇宙,小至微观粒子。开始是“物”,后来扩展到“事”。因此,从广义上来说,     

“清官”论析

一、关于“清官”的研究 关于“清官”问题,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有过相当激烈的学术争鸣与政治争论。50年代末．毛泽东针对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共产党内部出现的徇私枉法等现象,向党内同志提出了学习明代“清官”海瑞的号召,亦即提出了共产党人要发扬对人民负责、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的品格以及丢弃曲意逢迎的思想作风等问题。在这样的政治、历史背景下,     

浅谈依法治“行”

依法治“行”存在三“难”自主经营难;依法管贷难;内控管理机制健全难。其对策是领导重视、依法管贷、法制教育等。     

道家“自生”概念的三重意蕴

从概念的创造和使用来看,“自生”很大程度上代表一种对生成原因进行探求的思维方式。从这一视角考察,“自生”具有三重意蕴。其一,“非他生”,在排斥“他者”作用和影响的基础上,将自身作为发生、生成的原因。其二,“非我生”,在自我观念的分疏中,排斥有目的、有意识的生成。其三,“不知而生”,一方面,基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生成的原因究极意义上是不可知的;另一方面,“不知”指向了人类最根本的生存境遇,既然如此,顺其自然、因任天性就成为唯一合理的生活方式。     

对《齐物论》中“吾”的解释学解读

一般地 ,“吾丧我”被理解为《齐物论》的主旨 ,“吾”之境或与之相关的“物我”问题是文本中的最高问题。对“吾” ,《齐》文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说明 ,只表明了“吾”的外在样态———“为是不用而寓诸庸”、“两行” ,此时这种外在样态的发出者“吾”显得很神秘。《齐》文存在“吾”和“我”两个空间 ,而以生存论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 ,同样存在着两重境域 ,一是如上所说“我”的 ,一是在“我”之先的 ,而后者 ,是否就是“吾”呢 ?本文在回顾《齐物论》的主旨之后 ,给出了一种解读“吾”的视角     

新出秦简“新地”与秦代“差序疆域”的建构

秦简所见“新地”的界定应改变过去以时间界定为主线的研究取向,立足秦统一战争的宏观视角,考察郡制推展、罚戍署地规定与“新地”划郡而治、“东故徼”分界下的故秦地与“新地”,结合空间关系进行重新界定。“新地”实际以郡为单位进行划定,在时间上,“新地”可能是秦王政十七年至十九年间开始设置;在空间上,秦统一前东部边境防线“东故徼”变成统一后故秦地与“新地”的分界线。由此“中县道”、故秦地之郡与“新地”构成秦统一后的“差序疆域”。     

论史学研究的“实”与“虚”

史学研究的“实”与“虚” ,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不能以简单的是非标准衡而量之。从学术求真到服务现实 ,从理论建树、历史阐释到史料搜集和史实考订 ,从间接功效到直接功效 ,一切真诚的学术努力 ,都为当今史学研究所必需。无视学术规范的学行和“回到乾嘉去”的倾向 ,都会使史学再入歧途。     

先秦著述的“言公”传统论考

对照传世的先秦学术典籍和近代考古发现的先秦学术典籍的体例、内容及语言 ,并后代相关的文献记载 ,章学诚的“言公”的观点完全符合先秦学术史的实情 :从“先秦古书不题撰人”,“同时代之人未必知晓作者为何许人”,“诸子未必可考”三个方面可以证明先秦学术没有作者的观念 ;考查传世的与出土的先秦文献中不同版本的著作在思想内容、篇幅篇次、语言等方面的修正与变更证明 ,一些曾被“疑古派”确定为伪书的先秦文献实质上是先秦学术“言公”现象在典籍中的体现 ,从而也证明了先秦学术“言公”的传统。先秦学术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是“言公”风气与“立言”信念和谐统一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