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人性思想简议

<正> 孟子主张人性善。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以下只注篇名)这种“性善论”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其一指人的情欲本能,即自然属性。“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尽心下》)声色臭味之欲,是人生而具有的本能。其二指仁义礼智等伦理之性,即社会属性。这是区分人与动物的根本标准。“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滕文公下》)其三指发挥“心思”的作用,探求、扩     

试论孟子的性善说

在中国古代人性学说中，最有影响的莫过于孟子的性善说。从一定程度上说，孟子的性善说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心理状态、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孟子的性善说之所以能够对我国社会产生深远而又普遍的影响，决非偶然，这与其理论有直接的关系。孔子就已经论及人性了，但他只是讲：“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而相近的性是善是恶，孔子却没有明确论说。这是孔子留给后入的理论问题。孟子继孔子之后，对这一问题作了明确回答，并由此建立起了中国古代人性论中第一个系统的性喜说。人们虽个体有别，但都是同二的“类”，是孟子…     

孟子荀子人性论的比较观

<正> 就我国先秦时代而论,自从孔子提出人性问题以后,人性问题就逐渐成为思想家们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孟子提出性善论,荀子提出性恶论,告子提出性无善无不善论,也还有一些人提出性有善有恶论等等。不过,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孟子和荀子都是先秦儒家的著名代表。孟子是继孔子提出人性问题之后,第一个系统地探讨人性问题、提出比较系统的人性论理论的人。他从孔子的人性论思想出发,发挥了子思“天命之谓性”的命题,提出了他的人性论理论。他认为“善”是人的本性,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他提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这实质上是一种先验论的思想。当然,孟子并不认为,人先     

儒家性情学说历程及其终结──戴震人性学说在终结中的作用

纵观整个古代儒家人性学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孟子的“性善说”和葡子的“性恶说”是两条贯串着儒家人性学说发展的线索。虽然后继者大部分都继承“性善”思想，但在论述“情”的方面发展了“性恶”的思想。中国哲学史上人性善恶争论的过程，实质上是“性”与“情”这对范畴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孟子虽然没有提出“情”的概念，但在论述性时透露出关于“情”的思想。他从人性善出发，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和“是非之心”，这“四端”就是仁义礼智，侧隐、羞恶，是非与辞让就是“情”。既然人性是善的，那么…     

共产主义是科学的人道主义

几百年来,“人性论”、“人道主义”作为资产阶级鼓吹自已代表“全民”的遮羞布,理应受到必要的批判。但是,在“人性”和“人道”的问题上,并不是只有资产阶级的一家之言,更不是所谓马克思主义不讲人道,不谈人性。其实,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真正科学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只不过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与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罢了。从历史上看,关于探索人的本质是什么的人性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早已众说纷纭。我国先秦时期的孟子主张“人性善”。荀子主张“人性恶”。孟子的学生告子主张“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告子》上)。汉代的董仲舒提出“性三品”,把人性分为三类,即不教而能善的“圣人之性”,虽教也难为善而只能为恶的“斗筲之性”,     

孟子人性论再评价

<正> 长期以来,人们对孟子人性论的分析和评述,几乎无例外地都将其目为唯心论与先验论而予以口诛笔伐。我们却认为,孟子的人性学说乃是前无古人的灼见真知,值得大书而特书。(一) 《孟子·滕文公》说:“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那么,(1)孟子所言之性究竟何所指?(2)孟子道性善的根据在哪里?有无合理性?这是需要厘清的两个基本问题。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下引该书只注篇名)“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则以为未尝有才焉者,岂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又说“心之官则思”(《告子上》)毫无疑问,在孟子看来,人区别于动物的本性所在即是人心——能思之心,也即理性。然而不止于此,孟子进而认为,人心作为理性并非仅仅具有     

性善说的困难——以《孟子·告子上》为中心

孟子与告子有过数次辩论,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关于人性善恶的问题。孟子道性善,以为人性先天地、普遍地是善的,但在论证上还存在不少问题。在杞柳之辩、湍水之辩中,孟子说明了人性的自然性,但未能证明自然的何以必然是善的;在"生之谓性之辩"中,孟子分辨出"人性"之不同于"物性",但人之性何以必然是道德性,孟子也未能充分证明。孟子的性善说,道出了人性善之可能,但不能从理论上说明人性恶之不可能。而在"仁义内外之辩"中,孟子的困难在于无法排除一种"合乎道德"而非"出于道德"的义之可能。     

善的形上学追问--孟子善恶观的道德解析

善是什么?善何以可能?善的终极根据是什么?通过对善的不断追问,孟子为善建构了形上学的根据。“可欲之谓善”是孟子德性论的道德立场的体现。孟子通过对善的伦理追问、人性追问和天道追问,为善建构了一个较完善的思想体系。各种人伦规范正是可欲之善的现实存在;性善论是善何以可能的内在根据;天道观则是善的超越根据。孟子以性善说人性,以天道说性善的思维理路,成为儒家后学道德形上学建构理论资源。     

“遇人便道性善”:孟子“性善说”献疑

孟子人性论的基本观点为"人性善"或"性善",业已成为"国民常识"。在这一常识的背后,隐伏着深度的误读。孟子从个体生命体验和形式逻辑层面反复证明的一个观点为人性有善端,仁义礼智"四端"源自天,存诸人性为"立命",人性之善是与善恶相对之善,善不是绝对之善。但是,孟子从未否定"性"有恶端。研究孟子人性学说,在方法论上应当遵循"以孟释孟"原则,在文本释读与思想诠释上,应当区别"善端"与善、"君子所性"与"性"两对概念。在"君子所性"层面,孟子刻意强调君子与禽兽的"几希"之别,君子在应然意义上当自觉以"四端"为性,而不可以"食色"为性;但在"性"或"人性"层面,孟子并没有完全否定"性"有恶端,"大体"与"小体"同在于人性。尽管君子在工夫论层面不将"味"、"色"、"声"、"臭"称之为性,但芸芸众生之"性"还是蕴含"味"、"色"、"声"、"臭"。秦汉以降,历代学人之所以对孟子人性学说理解不一,大多在于未厘清"善端"与善、"君子所性"与"性"两对概念的区别。     

试论孟子良心观

“良心”一词最早见于《孟子·告子上》篇“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一语,本义指人本然之善心,置重于个人天赋所具之性,并散发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四心”。考察孟子“性善”论和“四心四端说”,探求其良心观的践行之方,可以证明孟子良心观之于个人成善、成德的内在致思理路。     

性格就是命运——浅析哈代在《卡斯特桥市长》中的性格描写

哈代在“性格和环境”小说《卡斯特桥市长》中把主人翁亨查得和其他人物置于同一自然、社会和历史环境中，认为适者生存，着重分析了人物性格在其命运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平等的诉求——由经济到政治社会的理路

市场主体之间在横向维度上自下而上建构平等竞争的经济关系,为政治平等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市场体制的不平等困境要求平等应该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价值而存在。只有充分发挥市场、社会和国家的积极作用,才能构建一个基于平等的和谐社会。     

什么是人文学

本文尽其可能大的学术视野,勾勒了"人文学"话题的富有悲剧感的文化背景;作者借重于古汉语词源学的考释,对"人文学"作了某种可略成一家之言的界说,即所谓"人文学是‘觉悟'之学",强调人文学的慧眼在于人生"态度"的觉解,而人文学的底蕴则在于人生之终极意义的体认.     

什么是社会主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 ?这是邓小平一直在革命生涯晚年思考的问题。他说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又说 :“发展是硬道理”。他劝说大家不要去争论“姓社”还是“姓资” ,意思是等经济发展了 ,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邓小平提出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么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 ?二十年前我访问过温州 ,见到那里的人们熙熙攘攘地做生意 ,小商品市场十分红火。温州人说 ,我们这里是社会主义 ,我们拥护共产党领导 ,拥护邓小平思想。但是在那里 ,我看不到多少历来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特征的国营企业。二十年后 ,我重访浙江 ,看到…     

保障人权需要一场语言革命——从歇后语对几种人的歧视说起

观念决定语言,语言传播观念.保障人权既需要制度保证,更需要文化智力支撑,乃至一场语言革命.本文通过剖析歇后语中对老人、死者、寡妇、光棍、和尚尼姑、乞丐、胖人、特定职业之人、特定地域之人等九类人的歧视,表明认真清理国人习惯用语里蔑视人权的陈旧理念,是当前普及法治观念、确立人权意识的一个重要任务.破旧方能立新,决不能让旧的缠住新的、死的拖住活的,崭新的现代人权法治理念却被落后的坊间俗语所抵消.     

政府采购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目前,政府采购工作存在着诸如预算制度与政府采购制度不相配套、监督机制不健全、规模小、项目单一、管理体制混乱、采购人员专业素质低下、缺乏对供应商的诚信审核机制等问题。笔者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完善政府采购预算制度,建立健全政府采购监督检查机制,扩大政府采购规模、增加政府采购项目,完善政府采购管理体制,推进对采购人员专业培训与从业管理工作,完善供应商资格审核制度及其履约验收制度等措施。     

中国人"命"即命运观念的形成

中国"命"即命运观念发生发展的基本线索大致如下:首先,其起源于原始社会,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这是有实物资料可以证明的中国"命"观念的发生时期.继而,这样一种观念延续至三代,并且此时我们已经可以找到极其丰富的资料.最初始的"命"观念资料来自占卜活动,它在发展中有骨卜、龟卜和筮占的不同形式.相比之下,语词所直接表达的"命"观念要在殷商以后开始出现.无论是占卜所体现的"命"观念,还是语词表达的"命"观念,都可以区分出两条线索:国家命运的线索和个人命运的线索.一般而言,正式文献记载如<尚书>、<诗经>中的<颂>、<雅>部分、<左传>和<国语>的主要部分反映了"命"观念的逐渐下移过程,即总体上是从商周时期的"国家命运",到春秋初年的"诸侯命运",再到春秋后期的"普通人命运".但我们切不可为官方的记录系统所"迷惑".事实上,更为"私密"的占卜手册<易经>就向我们显示或证明了这种状况.此外,诸如<左传>、<国语>中的一些记载也向我们呈现了不少有关"个人命运"观念的消息.中国人命运观中可预知观念和道德观念在殷周时期已经完全定型,西周末年出现了可预知观念和道德观念的否定形式,必然与偶然观念则在春秋时期也已经初具雏形.而我们在春秋晚期所看到的"命"观念实际上已经与儒家和道家的"命"观念完全相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