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几部唐代唱和总集看刘禹锡的唱和诗

唱和是唐代诗人创作的重要形式之一,唱和集几乎占唐代诗歌总集的三分之一。与刘禹锡有关的唱和总集有九部,尽管这些总集均已散佚,但通过文献考察和辑佚钩沉,我们能从中了解刘禹锡交往唱和的以下情况:九部唱和总集中,现在尚存世的诗歌在350首以上;与其交往唱和的诗人较为广泛,由此可见其在中唐诗坛的地位和影响;通过唱和交往,可见其与白居易等人之间深厚的友谊。     

刘禹锡两首“桃花”诗新解

历来诗评对刘禹锡游玄都观写下的两首桃花诗,都认为是讽刺当朝的讽刺诗。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笔者从诗的本身与创作背景、诗人的思想感情以及交游几方面加以探讨,认为第一首《戏赠看花诸君子》不是讽刺诗,而第二首《再游玄都观》则确系讽刺诗。先看《旧唐书·刘禹锡传》对这两首诗的评介: “元和十年,自武陵召还,宰相欲复置之郎署。时禹锡作《游玄都观咏看花诸君子》诗,语涉讥讽,执政不悦,复出为播州刺史……乃改授连州刺史。“大和二年,自和州刺史征还,拜主客郎中。禹锡衔前事未己,复作《游玄都观》诗,序     

文史谐振,相得益彰——读肖瑞峰先生新著《刘禹锡诗传》

刘禹锡是中唐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医学家、散文家和诗人。若论成就和影响,他首先是位诗人。研究刘禹锡的论著很多,却一直缺少一部专门为诗人刘禹锡而撰写的传记。可喜的是,肖瑞峰先生所著、浙江大学出版社新近刊行之《刘禹锡诗传》,弥补了这个缺憾,是近年来刘禹锡研究的一个重大收获。笔者获得此书半年多,拜读数过,得益实多。作者熔文史于一炉,使文脉与史实、文心与史识、文气与史德兼融谐美,将一部诗人传记写得扎实厚重、恢宏渊雅、气韵酣畅。     

论刘禹锡与牛僧孺的唱和诗

刘禹锡晚居洛阳时期的唱和对象中包括牛僧孺,这是两个有着难以化解的宿怨的"诗友"。他们既把唱和当作修补持续恶化的人际关系的一种必要手段,也把唱和视为暗中角力的一种方式。这样,他们的唱和诗就难免飘逸出不和谐的音符而别具韵味了。他们这种行为本身也就构成了一种与政治代码及性格基因相联系的独特的文化现象。     

“童话诗人”对顾城诗歌全貌的遮蔽

从舒婷称顾城为"童话诗人"之后,新时期文学界一致将顾城看作是当代唯一的一位"童话诗人"。但考察顾城一生所创作的2000余首诗歌,远不是一个"童话"可以概括的,其中存在大量的"非童话"因素。从创作历程上看,顾城的"童话诗"主要是在其创作早期完成的。这部分诗歌作品在顾城2000多首诗歌中只占有很小的比例。从创作内质上看,代表着顾城诗歌艺术水准的并不是其"童话诗",而是他以反思文革为背景的、带有强烈批判现实主义色彩的"朦胧诗"。即使是顾城早期的"童话诗",从写作目的来看,也大都与"童话"精神有所背离,其中有太多的与恐惧和死亡相关的"反童话"因素。这些"童话诗歌"从批判社会的意义上来解读更符合其诗之本意。因此,从整体上看,以"童话诗人"给顾城定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其诗歌全貌的一种遮蔽,甚至是一种深刻的误读。这种定位既不利于我们全面认识顾城,也大大矮化了顾城的诗歌成就。     

明清诗坛论争与元和诗歌选录——以元和十大诗人诗的入选和体裁分布为中心

明清时期,随着诗学思想由界分唐诗、独尊盛唐向打破疆域、变化融通发展,元和十大诗人诗在唐诗选本中的入选量也表现出由低迷渐次增高的变化.通过对13种具代表性之明清选本所收元和十人2609首诗的分析,一方面见出其与宋元选本的承接和若干差异,另一方面从诗体分布上得出结论:元和十人最被选家看好的诗体是七绝,达658首;以下依次为五古、七古、七律、五律、五绝、五言排律等.而就每种诗体之代表诗人言,七古之韩愈、李贺及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五古之孟郊、柳宗元、韩愈,五言排律之白居易、元稹,七言绝句之王建、刘禹锡,五言律诗之贾岛,均各占胜场.而就总体看,十人的古体选量又远远超过了近体.由此而言,元和十大诗人诗在明清选本中的入选状况和体裁分布,大致与其创作实绩及其在诗学批评领域的相关接受相吻合.     

刘禹锡《忆江南》及其“曲拍为句”新探——兼论文人词发生期唱和史实及其意义

正如《渔歌》在张志和等与日人唱和中互补完成格式规定，《忆江南》格式也是在白居易与刘禹锡唱和题名互证中完成。《忆江南》“此曲亦名《谢秋娘》，每首五句”将文字词与音乐曲调作区别，关联“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之句乃“每首五句”之句，说明刘禹锡和白居易词已有文字规定格式，而“曲拍”只是指《忆江南》曲调，类似后世之词谱，无音乐功能，“曲拍为句”的实际意义指依词式填词，而非依曲调填词。刘禹锡所和白居易“春词”《忆江南》当为二首，而“山寺月中寻桂子”是“秋词”内容，不在和诗范围之内，刘诗没有遗逸。《忆江南》调名异题，说明初词依调填词方式与音乐的关联，后变为依词填词与音乐分离的词体创作状态；而调名随内容而易名，反映了词由调名与内容一致向内容与调名分离的过程。     

唐宋“口号”诗考论

"口号"的形成是诗歌演进史上的重要现象。口号诗起源于刘宋时期,兴起于唐,为即时创作、随口吟成的诗体。永明"四声八病"诗歌理论导致诗歌创作方式的改变,是口号诗成为诗体并得以发展的主因。当唐代格律诗盛行,诗人们在对诗歌进行精心推敲打磨时,口号诗机智、快捷的创作特点被凸显出来,成为诗人逞才弄技、酬赠唱和的重要诗体。即时成章、要求作者有临机之能的口号诗被有巧智的俳优所运用,成为唐宋杂剧的表演手段——"辞捷"。由于宋代宫廷宴乐中的乐语关涉到皇家威严、国家事体,其文辞常由翰林学士代拟,乐语中的口号诗也由即兴创作改为事先撰写。口号的地位及价值因其创作方式的改变而发生了变化。乐语中的口号以歌功颂德为主,格调低下,为文人所不屑,最终走向消亡;而保持自由吟诵状态的口号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史笔、诗史与心史:明末清初文学之"历史"轨迹

明末清初,诗人在"诗史"创作方面取得了很高成就.诗史源于诗人的"史笔","史笔作诗"使诗歌具"史体".诗人对诗歌历史价值的再认识,促使"以诗纪史"成为诗人自觉的创作理念.诗人倡导诗歌要"补史之阙","诗可以正史之讹"、"以心为史"、"史外传心之史"新观点诞生,文学家亦对诗人主体性和诗歌抒情性进行重新认定.明末清初诗人独特的"诗史观"促进了叙事诗的发展,叙事与抒情相融合的诗史创作与以前的"诗史"创作拉开了差距,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都是以往中国文学史所没有的.     

欧阳修与宋代戏谑诗风的兴起

咸平四年(1001)至景祐四年(1037)的30多年间,欧阳修是唯一一位较多地创作戏谑诗的诗人。受其影响,景祐四年前后,梅尧臣、石介、韩琦、祖无择、蔡襄等也开始了相关诗作的创作。欧阳修将戏谑之风逐渐渗透到其他题中无"戏"字的诗作中。嘉祐年间,欧阳修与梅尧臣的相互赠答,尤其是嘉祐二年礼部唱和,形成了自宋以来戏谑诗创作的第一个高峰,引起众多文人关注与效仿,留下戏作的诗人成倍增加。作为一位充满探索精神与创新意识的诗人,欧阳修的戏作并非偶一为之的消遣娱乐,也很少借题发挥的讥讽与抒愤,而是追求诗歌新变的积极尝试。     

中国现代派诗歌的精神天地与情感教育

在现代派诗人戴望舒的理论著作《诗论零札》中,我们可以发现,现代派诗歌的核心,是情绪二字。诗的内容是表现诗人的情绪,诗的外在形式也决定于情绪,诗歌中意象的罗列也是以文字来表现的情绪的。情绪在现代艺术观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既是诗人的世界观,也是诗人的创作追求．中国现代派诗人在作品中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一方面亲近自然,一方面躲进个人的情感世界,在个人的爱情世界中自我麻醉,寻找慰藉。这一派诗人的作品既有很强的感染力,更易对人们的情感进行熏陶。如何正视作品中的消极情绪,把握作品中的自我情感的宣泄,因此,在这类作品中的情感教育显得颇为重要。     

在丛生的意象群落中呈现诗魂--读段光安的诗

段光安是对诗的创作规律有深切领悟的一位中年诗人，把强大的生命之火注入到丛生的意象之中，使意象成为诗人主观情思的对应物，这是段光安诗性思维的明显特征。丰富的生活积累，勤奋的艺术追求，对诗歌把握世界的方式的独特见解，感受着诗歌这一崇高的生命形式的呼唤，使他的眼前展开一道通向诗歌天国的云梯。     

海子诗歌新论

海子的长诗创作突破了传统长诗(或史诗)应具备的构架(结构)、内涵及表现手法,基本上是个体抒情诗在体积内容上的自我重复、叠加或扩张,可以把它视为一种"心灵史诗"。对海子的长诗创作,诗歌界内部是存在争议的。但就海子的抒情短诗创作而论,海子所表现出来的杰出抒情才华获得了诗歌界内外的高度赞誉,海子诗歌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和具有的文学史(诗歌史)贡献,主要在于诗人对"麦地"与"太阳"这两个原创性意象的"全新发明"。     

海昏侯刘贺读什么《诗》

南昌海昏侯墓出土《诗经》,学界一般认为属于《鲁诗》。通过对海昏侯墓出土《诗经》中的传、故训、文字以及《齐论语》等其他竹简,结合传世文献记载,海昏侯墓《诗经》属于《韩诗》的可能性更大,可能与昌邑国《韩诗》学者王吉有关。通过海昏侯出土诸多简牍文献可知,刘贺其人虽缺少政治谋略,但也非冥顽不灵之徒。相较于汉代其他诸侯王,刘贺亦称得上是好学之人。     

从《文苑英华》看宋初馆阁文臣对白居易的接受

宋初诗坛推崇白居易,一般认为白居易的闲适诗或讽喻诗为宋初文士所重视,但从选本批评角度去考察白居易在宋初的被接受情况却并非如此。《文苑英华》录选白居易的诗歌数量为所录诗人之最,选录最多的是他的杂律诗。宋初崇白之风日炽,但诗风流于浅俗。馆阁文臣顺应诗潮,欲以范本形式加强创作引导,而白居易杂律诗的群体性参与、雅俗相融等特点符合范本条件,故而能为馆阁文臣所重。这显示出馆阁文臣对诗歌创作的规范意图,由此也看出馆阁文臣弱化诗之讽喻功能、题材倾向日常生活以及追求典雅秀丽诗风的诗学意识。《文苑英华》对白诗的选录可以说是白体诗派的一次诗学改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初诗学的发展。     

试论崔致远汉诗中的中国人物

崔致远是朝鲜统一新罗时期最著名的汉诗人.在汉诗创作中他经常引用中国人物或典故,在有限的文字诗歌当中扩展了诗歌的境界,表达了自己特定的感情.引用的人物和典故,一方面丰富了崔致远汉诗的内容,一方面也体现了崔致远作为一名新罗诗人驾驭汉字创作汉诗的能力.     

在生命的限制中对自由的张望--穆旦诗歌《春》导读及相关问题

穆旦是一位晚出而重要的现代诗人。穆旦的晚出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时间节点：一是在中国现代新诗的代际序列中,出场较晚;二是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较晚;穆旦的写作具有独断的性质,诗歌展开的前景更符合新诗发展的艺术逻辑。但穆旦对后来者的创作缺乏深刻的介入性影响,“诗歌艺术精神”似乎具有某种孤立的性质,在后来者的写作中,很难找到比较清晰的对应和传承线索。《春》,或许可以从一个视角带动对穆旦诗歌相关问题的探讨。     

论陆游的“无题诗”

唐代以前,文人诗歌创作很少涉足男女情欲的描写。晚唐时期,文人群体笼罩在世纪末的绝望哀伤之中。李商隐大量的“无题”诗所倾诉的,是文人声色享受过程中的男女恋情体验。宋人对“无题”诗的理解大致分为两类:其一,“无题”诗是专门写男女情爱的;其二,不愿意标明诗歌题目的。陆游还原李商隐“无题”诗的本意,他所作的七首“无题”诗,首首写男女情爱。而且,诗风缠绵哀怨,轻灵空濛,隐约委婉。受李商隐诗风影响,陆游“无题”诗的抒情模式也近似歌词。苏轼的词,人称“以诗为词”,陆游的“无题”诗则可称“以词为诗”。     

为天下苍生而挥洒泣血诗情——王学忠诗歌论

王学忠是河南安阳诗人。他的诗歌为底层民众立言,以愤怒、呐喊的姿态尽情揭露社会假丑恶现象,在新世纪以来的中国诗坛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王学忠诗歌现象”。他诗歌中的平民意识与抗争思想,以他最初儿童诗歌中的悲悯情怀为源头．在社会急剧的转型过程中,他的诗歌精神得到升华,最终形成了他“平民诗人”的特征。他的诗歌对当下诗歌创作具有一定的导引性意义。     

论以诗取士对“诗唐”形成的促进作用

谈到"诗唐",人们常意指"诗歌的"唐朝,实际上,"诗唐"更指"诗性的"唐朝。从表层看,以诗取士促进了唐人学习、创作诗歌风气的普及,使诗歌从宫廷走向民间,促进了"诗歌的"唐朝的到来。从深层次看,以诗取士促进了唐人诗化人格、诗性思维的发展,使其普遍地表现出思想上的轻视礼教,行为上的不拘小节,气质上的桀傲难驯,人生设计充满理想色彩,但处理问题常带书生意气,促进了"诗性的"唐朝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