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神话学理论在当代中国的传播接受状况

神话学是西方人文科学研究的产物,而中国神话学的发展是在西方神话理论的影响传播下逐步发展起来的。梳理西方神话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过程,我们看到了中国神话研究者向西方的学习,也看到了中国神话研究者内部的讨论和冲撞,最后在借鉴西方理论、结合中国神话现状的基础上,中国学人建构了自己的现代神话学体系,有了与世界进行平等对话的资格。同时,神话学理论的日益成熟开拓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视野,赋予中国文化研究以新的生命力。     

略谈神话学理论在当代中国的传播接受状况

神话学是西方人文科学研究的产物,而中国神话学的发展是在西方神话理论的影响传播下逐步发展起来的.梳理西方神话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过程,我们看到了中国神话研究者向西方的学习,也看到了中国神话研究者内部的讨论和冲撞,最后在借鉴西方理论、结合中国神话现状的基础上,中国学人建构了自己的现代神话学体系,有了与世界进行平等对话的资格.同时,神话学理论的日益成熟开拓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视野,赋予中国文化研究以新的生命力.     

中国图像叙述学:逻辑起点及其意义方法

本文以西方叙事学为出发点和参照点 ,把通常的“叙事”范畴扩展为“叙述”范畴。“叙述”成为本文进行中国图像叙述学理论探讨的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 ,本文简要梳理了中西图像叙述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分析了图像叙述研究方法的独立性及其与语言叙述不同的叙述特征 ,认为中国图像叙述学是当代叙述理论研究的一个广延 ,尤其为中国古代叙述提供了一个彰显美学意义与文化意义的广大背景 ,是对当前全球化“图像转型”的一次理论回溯 ,其现实的指导意义十分重大。     

跨文化形象学的观念与方法——以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为例

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理论分析在形象、类型、原型三个层次上展开。个别文本中的中国形象是直接分析的对象,但研究问题却是个别形象在总体形象类型中的程序化过程。类型是跨文化形象学的关键概念,是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的基本功能单位。原型表明形象谱系自身的继承与关联关系,是形象史中最基本的、超越个别文本与时代的、深入到集体无意识心理中的普遍可交流的领悟模式。乌托邦化与意识形态化两种意义原型,为诠释西方的中国形象提供了基本的意义模式,同时也对应着西方中国形象的历史演变过程。跨文化形象学最终落实在文化心理深处富于表现力与创造力的原型上,关注作为西方现代性话语实践的中国形象中包含的知识与权力及其体现在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跨文化交流的话语霸权上。乌托邦化与意识形态化中国形象原型,分别指向两种"东方主义"。而两种东方主义两极之间形成的张力,赋予西方文化扩张发展特有的活力。这才是我们在"文化自觉"大命题下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政治与艺术夹缝中的呻吟与挣扎——关于“十七年”戏曲论争的思考

"十七年"有关戏曲的学术论争或非学术批判,是当代戏曲史研究的重要一翼,正确梳理和评说这些论争或批判的背景与特点,对于保护和发展戏曲艺术,在新的历史时期弘扬传统文化,既有理论的必要性,又有实践的紧迫性。     

西方人类学文化理论研究的历史轨迹

文化人类学是关于文化的研究的学科,在逾一个半世纪的发展过程中,相继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文化理论流派,每个学派都创有自己的一套文化理论,西方人类学文化理论研究大致分为早期发展阶段、成熟阶段和当代文化理论发展阶段。对西方人类学发展史上各流派关于文化的研究作出比较完整的回溯和分析,描绘出西方人类学文化理论研究的历史轨迹,对于中国的文化理论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林语堂与中国音韵学研究的转型

林语堂与中国音韵学研究的转型方环海五四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变革时期，这一时期西方各种社会思潮，都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就汉语语言学研究来说，因受西方语言学理论与方法的影响，也在理论与方法上发生巨大转变，开始向现代语言学...     

论习近平《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认识》一文的学术贡献

2001年习近平发表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理论品质的论文《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认识》,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是一篇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文献。在这篇文献中,习近平主要从五个方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了探索:一是摆脱"苏联模式"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归结为"生产关系"教条影响,将《资本论》研究对象概括为"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提出并论证了"如果《资本论》不甚适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话,那么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具有重要实践意义"论断;二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能否相容和如何融合这一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论证;三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进行了研究,对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内的三大理论体系优势和缺陷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应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干、兼收并蓄西方经济学的成果的重要思想;四是在对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是建立在西方历史、文化和哲学传统的认识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立足中国历史、文化和哲学传统的系列思想;五是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对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做了精辟论述,对于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和进一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有着十分重大的理论价值。认真研究作为学者的习近平的这篇文章,对于理解和把握习近平主政以来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古典文学诠释的若干理论问题——以《聊斋志异》为研究范例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诠释与理解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诠释学理论是关于阐释行为的理论科学,探索为何阐释以及如何阐释,在西方经过了认识论、本体论以及本体论之后新进展三个阶段。古典文学作品"被诠释"的原因在于它有内在诠释力与外在诠释力,其"被诠释"的方式主要有语言、心理、历史、文化等,影响古典文学诠释的因素有历史语境、文化环境、意识形态、文学理念、研究者的研究、新材料的发现等。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应采取"二元论"的方法来运用诠释学理论,进而把握诠释现象。     

又一种“反西方中心的西方中心主义”——由答周云龙质疑引出的反思

"跨文化形象学"之所以出现,与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问题有关。西方的中国形象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它是"西方"的,而是因为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是"跨文化形象学"中国问题的起点。从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中中国形象的生成,到中国形象跨文化传播中西方的话语霸权,时隐时现的始终是西方现代性观念与制度中的某种致命因素,即深植于西方现代性精神核心同体异构、相互关联的两种力量——自我认同与异己分化。表面上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实际已被西方的中国形象程序所操控,这才是隐藏在全球主义中转移病变的最危险的东方主义因素。如果以专业的方式"解构"西方中国形象的文化霸权,那么,这种文化霸权既包括西方建构的,也包括跨文化移植的。就后者而言,俄罗斯、印度、日本这三个国家与中国地理相邻、文化相关。在当今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与它们的关系,构成21世纪中国最敏感也最危险的国际关系;而它们的中国形象,构成它们面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想象与国家战略背后最深层的文化动机,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和平崛起。风靡一时的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或许能"解构"西方文化霸权,并不一定能"解放"中国现代性思想主体。因为,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这一理论工具既未面对"中国问题",又未能解释"中国问题"。倘若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前提与方法下进行"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至多是一种"反西方中心的西方中心主义",它最终会误导"中国思想"迷失了"中国问题"。     

“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的重构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关于“十七年文学”整体评价的思考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无法还原的历史——“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历史症结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时代夹缝中的启蒙碎片——对“十七年文学”的价值重估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中国现代史研究的热点与走势

中国现代社会历史是以政治为轴心展开的。故而,政治史一直是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当前,在政治史研究继续扩展的同时,社会史、文化史和区域史的研究亦呈风靡之势,关注点也由宏观转向微观和个案,且研究领域继续呈扩大趋势。近年来,在历史研究领域出现的对学术问题的论争,或是源于对资料引用或理解的不同,或是因时代变迁后审视的角度发生了变化,或是因研究方法、思维方法乃至史观不同所致。目前,学术研究的无国界性以及多元化的观念和研究方法已在学术界获得广泛认同,在此种境况之下,人们的历史意识开始发生深刻变化,由此便直接影响到对问题的看法。但是,无论采取什么方法、取何视角,忠于历史事实始终都是史学研究需遵循的一个不能背离的基本原则。     

国学运动新倾向述评

中国二十世纪之初兴起的国学运动具有显著的国粹主义性质。自1919年一种新思潮在国学运动中出现,提倡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此后在对新材料研究、白话小说考证和古史讨论等方面取得重大成就,使新倾向成为国学运动的主流。古史辨派和历史语言学派均属于新倾向的两个流派,它们的发展促进"新考证之盛行"。此种新的科学考证方法是继承了中国传统的考据学并吸收了西方近代实证主义方法,它为中国学术提供新的事实依据,澄清历史与文化的诸多重大疑案,纠正传统文化观念的谬误,成为中国传统学术转向现代学术的起点。     

杂志内外的“国学”研究——以1920年代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与东南大学《国学丛刊》为入口

新文化运动后，所谓“国学”的语义转换，考虑“国学”的价值偏移，谈论“国学”的言路变化，以及科学话语、现代大学体制与学术范式更替在其中发生的作用，值得认真辨析。1920年代北京大学的《国学季刊》与东南大学的《国学丛刊》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入口。《国学季刊》的总体面貌，与主编胡适的倾向密不可分。《国学丛刊》则展现了东南大学学人的思路。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国学”在现代中国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创制过程，受到了西方学术文化的影响，特别是现代化逻辑和合理化设计的塑形。     

“他者”镜像构建下的“中国模式”分析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发展有目共睹,但对于＂中国模式＂的存在与否一直争议不断。从＂他者＂镜像的角度分析所谓中国模式的内涵和意义,可以看到,雷默的中国模式只是历史上两极化的中国形象在西方视角中的又一次变更而已,是西方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确证自己身份和状态的一种需要,与中国本身的现实关系并不大。事实上,中国又一次充当了西方文化的＂他者＂形象。     

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

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十多年来,“走出疑古”已经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是与“走出疑古”密切相关的三个命题,其中“重估”是目的,“重写”是前提,“反思”则是“重估”和“重写”得以落实的根据。三者彼此互动,构成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走出疑古”论点体系。李先生以“走出疑古”为特征的“释古”与冯友兰的“释古”意向不同,与郭沫若的“古代研究”、李济的“考古重建”也旨趣有异,其最为崇奉的宗师是王国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模式被李先生奉为“释古”的典范。李先生一直致力于以考古材料、简帛佚籍和“史实素地”论印证古书、释证古史,以期重新确立古书古史的可靠性权威,但是言辞始终含蓄委婉,是其追随者们的“证古”、“正古”及“现代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等主张让“走出疑古”的内涵和走向明朗化、理论化。围绕古书、古史的考释及方法、规范等问题,“疑古”和“走出疑古”已经是狭路相逢、短兵相接。实际上,这已经不只是“疑古”和“走出疑古”之间的纠纷,更是关系中国学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     

"黄祸论"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真义

与“中国威胁论”相应的是在近代中国曾经流行一时的“黄祸论”,其对中国未来的忧虑很深。历史的发展恰恰否定了“黄祸论”的结论;中国社会被拉进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从中国固有的“天下观”中所具有的世界主义精神来看,中国社会对此的最初反应是对“陈腐世界”的一种抗争;从传统的“天下观”和“朝贡”体制中挣脱出来,中国文化出现了新的觉醒和新的意识,这就是“文化民族主义”的意义,它是中国文化理解世界近代历史的开始,也是中国社会进入世界大家庭时的历史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