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族的源流、历史贡献及当代发展

今天的周族,是中华民族汉族中位列第九的一个大姓。根据司马迁《史记·周本纪第四》记载,周姓出自姬姓。我们认为,这或许就是今天周氏家族正宗的、普遍的、真实的来源。当然,也有其它一些说法,但很可能不是主流。在历史上,周族不但形成了自己的若干郡望,而且还产生了大批杰出的名人。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上,周文王推演了《周易》;周王朝肇华夏意识端倪,创华夏文化本体,成华夏社会基石,无疑是中华民族初步“大一统”的一个奠基性的历史阶段;周代的春秋战国时期,开创了中华文化的“轴心时代”;西周的分封制、井田制、宗法和礼乐刑政制度,为以后中国三千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堪称前封建制;周代的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当代,周族必须以和为贵,把团结和统一作为发展的最高准则;必须与时俱进,重塑道德和诚信的光辉形象;必须重塑温文尔雅的礼仪之风;必须弘扬扶贫济困等传统美德。     

昆明族源流考释

昆明族是我国汉晋时期西南地区较大的一个民族,到唐时发展为乌蛮,是我国彝族的先民之一。本文从昆明族源流切入,以现代考古学材料及其文化为据,并结合有关史料,论证了昆明族应源于西北甘青地区南下的氐羌系民族,南北朝后成为乌蛮的一部分;同时还从昆明族、乌蛮的分布地望与现代彝族的分布地区比较,认为绝大多数的昆明族最终都发展为现代彝语支民族。     

耶律羽之及其族氏考析

耶律羽之是辽建国初期的重臣,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堂弟。辽太祖灭渤海建东丹国,他曾受任为东丹国中台省右次相。东丹王耶律傍奔后唐,他治国事如故,以功加守太傅,移中台省左相。一九九二年七月,耶律羽之的墓葬在内蒙古的阿鲁科尔沁旗境内被发现,在墓中出土的墓志是目前所见辽代墓志中最早的一块,它的出土,为进一步研究耶律羽之及辽初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提供了十分宝贵而可信的资料。     

云南蒙古族的姓氏源流分布及特点

历史上进入云南的蒙古族,其姓氏源流及演变,既与故乡有着渊源关系,又不断地受到社会历史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将其变化放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来分析演变的原因和特点,对于认清云南蒙古族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有着积极的意义。     

黔江移民姓族孙氏略考

孙氏是明洪武年间由江苏因军事屯戍,担任黔江守御千户所世袭千户,移民到黔江的一大姓族,历经20多代600多年的发展,成为黔江的一大望族。这里对其入黔的原因、世系传承、地域分布、发展演变及对黔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作了一定的考察。     

达斡尔族的文化变迁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达斡尔族的文化源流及其在不同时期经历的显著变迁进行了回顾与梳理:达斡尔族早期与汉文化的历史渊源,形成其发达的农耕文化;清朝和民国时期,达斡尔族文化与满族文化和蒙古族文化碰撞与交融;伪满时期,达斡尔族遭受了文化侵略和奴化教育;新中国成立后,达斡尔族语言文化受到了切实的尊重。本文试图揭示文化接触与变迁的共性规律。     

铁骊族称来源及其居地考

铁骊族称有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唐朝置铁利部,渤海置铁利府,辽朝置铁骊国,民国置铁骊县,新中国成立后置铁力县,后改铁力市。铁利、铁骊、铁力等不同称谓,都是铁骊（利）人以农业经济为主,从事耒耜耕、耦耕、犁耕的文化遗存。“利”是“犁”的古文,“力”与“丽”通,“力”一人一耒耕地,“丽”两人两耒耕地,“骊”是“犁耕”时代的写照。今铁力地区,各族人民自古就以农耕经济为主,兼渔猎经济。今铁力市及其周围地方,自唐代以来一直是唐代铁利部、辽代铁骊国中心位置,是铁骊族居住之地。     

铁弗匈奴的族源、族称及其流散

铁弗匈奴是南匈奴去卑一支之后裔,因故逃归塞外之后,与迁居匈奴故地的鲜卑混居杂处而形成的一个新族体。其族称＂铁弗＂始于刘虎,源于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史书中有时称其为＂乌丸（桓）＂,是因拓跋魏将诸方杂人来附者谓之＂乌丸＂,至于与屠各之关系则是刘渊族源的衍生问题。夏政权灭亡之后,铁弗匈奴流散情况主要有三种：一是归入北魏;二是融入吐谷浑;三是继续保持＂刘＂姓活动在朔方地区。     

东纳藏族部落族源考略

［摘要］东纳藏族部落现主要居住在河西走廊西端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祁丰藏族乡,是现居于于我国境内最北端的藏族部落,人口约为2800人。诸多原因导致学术界对东纳藏族部落关注不多,其社会历史与部落文化研究尚处于基础阶段,文章结合文献资料及部落文化现象对东纳部落族源历史情况进行初步探讨。     

达斡尔族源流的民俗考证

达斡尔族是生活在中国北方黑龙江流域的民族，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个成员。达斡尔族的族源探讨始于清前期，形成了满族同源说、源于蒙古说、契丹后裔说，源于室韦说四种主要观点。     

商代金文中的同义词和反义词

商代金文是与甲骨文共时的语料,与甲骨文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在详细考查商代金文资料的基础上,对商代金文中的同义词和反义词做了较为具体的分析和描述。     

甲骨卜辞省简现象探析

卜辞中存在着大量的用字省简现象 ,促成了卜辞语言风格上的言简意赅。本文从文例省简、句子成分省简、词汇省简三个方面作了分析 ,并初步探索了产生省简现象的原因及条件。     

论中国城市形成于商代

关于中国城市形成的年代,学术界争议颇多,关键是对城市内涵的理解不一。城市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历史时期内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和有机结合体。以文献和考古材料相结合考察,可见发现,商代既有作为阶级对抗的防御设施——城墙或壕沟,又有进行商品交易的场所——"市";既有贵族、平民、奴隶的多层次社会结构,又有兴旺发达的工商业,从而使"城"真正成为某一地区某一历史时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准此,中国城市形成于商代。     

明赋递嬗中的明代海赋

海洋是明赋创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明初,文人多效仿西汉体物大赋,极尽铺张渲染之能事;弘治后,复古派充分发挥赋的刺世功能,抒发悲怨情怀;明末一方面避世文人以抒情小赋玩赏幽情,一方面心怀苍生的学者文士则继续高举复古大旗创作悲壮的骚赋。在明赋的发展中,明代海赋也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这其中受到了历史因素、政治事件、文学理论、哲学思潮、科技发展等因素的影响。明代海赋的发展基本符合明赋发展的走向,大体可分为歌功颂德、辞藻竞骛的准备期,因情立赋、面向现实的发展期与各体兼备、蔚为大观的繁荣期三个阶段。从对前代的接受而言,明代海赋对讲究征实、热衷议论的宋赋的肯定较少,而对标举古风的元赋则在题材和具体字词上多有沿袭乃至发扬之处。     

商代“王权至上”理论的工具性作用探析

政治思想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其工具性,＂王权至上＂作为一种政治思想观点和政治实践,是商王通过一定的强制方式赋予其合理性和政治合法性,并胁迫臣民服从而完成的。＂王权至上＂固化了当时整个封建社会民众的自身价值认知,催生了封建皇族大统的传承规制,影响了农民政权的制度构建。     

汉代赋家与史家关系论略

汉代赋家与史家集于一身者达26名之多,对汉代赋与史书的写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史家之赋,多用故实,善作古今对比,历史感强.赋家之史,保存了大量赋作,描述了赋的发展流变的轨迹.赋家、史家知识结构相通与汉代人强烈的尊史意识是赋家、史家多集于一身的重要原因.     

略论商代的商业与货币

商代尤其是迁殷以后进入了我国奴隶制的鼎盛时期 ,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得到快速的发展 ,生产规模不断扩大 ,剩余产品不断增加 ,商品交换活动逐渐频繁 ,已开始使用货币。商业在商代国家经济发展中已经占据了重要地位。     

桂馥《后四声猿》与清代中期杂剧

桂馥《后四声猿》作为清中期杂剧的代表，体现了当时杂剧创作的特征：形式结构上的单折短剧特点；抒怀写愤的抒情短剧特征；雅化特征。     

商后期王畿行政区划研究

商代行政区划包括了王畿和封国两个层次,历史发展到商代后期,王畿中已初步建立了一个行政区划系统.从卜辞和文献得知,兹邑、大邑商、天邑商和商邑处于王畿的核心地带,中商和商的第一种用法则指商的王畿地区.王畿内的行政区划以大邑商为中心,其外是单,再外是郊野,甲骨文中称为鄙(廪)或奠,郊野的边境地区叫戈.而在这些区划中,邑又是最基本的区划单位.     

汉赋形成的原因初探

以司马相如、扬雄作品为代表的汉代赋体文学,因其华丽的辞藻、繁复的铺排和其"劝百讽一"的篇章结构一直备受批评家的注目.汉赋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显著的文本特征呢?本文从汉代文人的文学观念、汉代文人的社会地位及其生存方式和汉人对赋体文学的接受及评价机制这三个方面来探讨其形成的原因.作者认为,只有站在汉代这个特定的时代才能理解汉赋的创作盛况,才能更清楚地认识汉赋之美,从而更进一步地认识汉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