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视阈下改土归流的历程、原因及作用

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实施的改土归流,不仅彻底废除了土司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特权,将国家版图内的人事权、财政权、军事指挥权、行政管理权、文化教育权等悉数收归中央,而且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由“自在”向“自觉”过渡的关键环节。明清改土归流经历了一个长期、艰巨、复杂的过程,其中既有土司利益与王朝利益的矛盾、各地土司与辖区民众的矛盾,也有中央王朝通过改土归流以增加税收、朝廷命官与乡村民众要求改土归流等现实动因。改土归流实现了国家“大一统”的目标、凸显明清国家治理能力的进步、加快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速度。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由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四者构成的命运共同体。改土归流的实施,不仅是推动共同体由“自在”向“自觉”迈进的关键步骤和重要举措,而且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诸方面发生巨大变化。     

“中甸之争”:清初丽江改土归流原因探析

清初,滇西北地区形势复杂多变,康熙年间丽江木氏土司对中甸等地的控制权进行了近40年(1682-1720)的争夺。“中甸之争”涉及云南、四川、和硕特蒙古、丽江木氏土司等多方势力,并一直延续到丽江改土归流前夕,与丽江改土归流有重要联系。中甸的战略地位以及“中甸之争”是丽江改土归流的内因,罗卜藏丹津叛乱是外因,“中甸之争”的影响是高其倬奏请清政府丽江改土归流的直接理由,而土民控诉、请求改土归流则是丽江改土归流的导火索。     

近代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改土归流述论

改土归流始于明代,盛于清初,部分地区在清末和民国时期仍在进行。而近代以来的改土归流,不仅是古代改土归流的自然延伸,而且深深打上了近代历史的烙印,具有一系列鲜明的时代特色,甚至在改土归流的指导思想、方式方法及其结果上,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这在近代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中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本文拟就此作一初步探讨,敬请指正。     

明代广西土官制度的改土归流问题

广西土官制度的存在是与改土归流共始终的,而明清时期的改土归流又最引人们的注意。本文仅谈明代的改土归流问题。明朝除在桂西土官传统统治区继续推行土官制度外,还在桂东非土官传统统治区设设置了许多土巡检或副土巡检亦属土官之列,但这类土官的设置或革废的情况比较复杂,故这类土官的革废,本文亦不涉及。明代广西土官制度的改流自明初就开始了,直至明后期都断断续续的推行,改流的地方也不是很少。洪武初首先被改流的是钦州七峒长官司;不久,太平府也被改流。     

试论清末川边改土归流

清末川边改土归流,是继雍正西南改土归流后又一大规模改流运动。但它的改革范围,则超过了历次改土归流。即不单是政治上的改革,而且对于与土司制度相适应的封建农奴制的社会经济基础,以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也进行了广泛的改革。这在我国近代史上,也是藏族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本文拟就清末川边改土归流的历史背景,清政府经营川边的最初措施与改土归流经过,改革内容和改流后的设施,以及川边改土归流的历史意义,加以论述。     

明清两代对滇东南地区的施政与管理

本文分别从卫所屯田、移民垦殖、土流参治、改土归流等方面进行探讨,着重分析明清封建王朝的施政措施在滇东南地区的演变及其对该地民族关系产生的深远影响。     

改土归流后的昭通屯垦

鄂尔泰在滇东北实行的武力改流将雍正朝的改土归流推向了最高潮 ,却使清王朝在这些地区的统治陷入了危机 :频繁的变乱和对变乱的血腥屠杀 ,使改土归流的成果面临流产。在此危急关头 ,高其倬再任云贵总督 ,在改土归流地区推行善后措施 ,巩固了改土归流的成果 ,其中一个成功范例就是昭通地区进行的移民屯垦。他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昭通的社会经济在较短时期内得到了迅速恢复 ,彻底改变了昭通的社会面貌 ,为这一地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是雍正朝成功巩固改土归流成果的典型案例     

改土归流对贵州民族关系的影响

改土归流所涉及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政治、军事、经济等问题,它还涉及大量的汉族迁入贵州,影响贵州民族结构、民族关系等.本文就贵州民族关系在改土归流这一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广泛、深刻的变革与发展进行探析.     

认同差异与"复流为土"——明代广西改土归流反复性原因分析

明代广西的改土归流出现较大的反复性,许多土州、县在改由流官治理之后不久又恢复了土官的世袭统治,个别土州、县在土、流之间反复更替.就其主观原因而言,当属明代封建中央王朝、壮族土官和各族民众彼此间在改土归流问题上出现较大的认同差异所致.广西明代改土归流出现较大反复性的深层意义在于,它在明代广西改土归流条件尚未完全成熟的情况下,为封建中央王朝与壮族土司政权在国家与地方认同关系上提供了持续调校的契机,为清代在广西成功实施大规模的改土改流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清代在广西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本土因素及其影响探析

相对于明代改土归流出现明显的反复而言,清代在广西实施的大规模改土归流总体而言是得以顺利推进的,这是内因和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作为内因的清代广西本土因素确实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壮族土官的残暴统治,壮族土司统治区社会经济的空前发展与交通条件的进一步改善,壮族土司军事力量的严重削弱,壮族土司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与忠君爱国思想观念的形成,为王朝中央在广西实施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创造条件并奠定基础,成为清代在广西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根本原因”与内在根由。     

浅析广西壮族地区改土归流的原因

运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辩证原理,对广西壮族地区改土归流历经几百年才得以完成之个中原因从封建农奴制、土司制度、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进行了剖析.     

论清代凉山彝区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

本文论述了清代凉山彝区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问题。作者认为，从清初至康熙年间，清王朝在凉山彝区保留了土司制度。到雍正年间，伴随改土归流在相邻地区进行，在没有弄清凉山彝族社会状况下，在凉山也宣布实行改土归流。而事实上，在凉山改土归流并未实行，只在凉山边缘浅山坝子地带推行州县制度。雍正以后，针对不同的情况，清王朝在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问题上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政策，从而一部分土司仍被保留下来，而另一部分土司被革除，使凉山边缘某些地方走上了封建制道路。到清末，为达“筹边援藏”的目的，清王朝在凉山腹地又宣布搞改土归流，并有废奴之议，但终因黑彝奴隶主势力的反扑，未能如愿。     

"夷夏变迁"与明清"改土归流"

明清两朝都实施了改土归流政策,但其结果却大相径庭,主要原因在于两代君主民族观的差异。明朝皇帝坚持儒家传统夷夏观,对"以夷治夷"的羁縻政策有着天然的依赖性,不可能对土司制度作出彻底的改革;而本身为少数民族的清朝皇帝,因不满儒家传统夷夏观中的民族歧视而对其进行了批判继承,把从唐代就开始萌芽的"华夷一体"的新民族观应用到实际的民族政策中,其结果就是土司制度在清代的基本结束。     

清雍正朝改土归流善后措施初探

雍正朝的改土归流,是清史及西南民族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这里涉及的问题很多,本文仅就其善后措施做一初步的探讨。 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全面评价改土归流的历史作用时,不论持肯定还是否定态度,都不能回避它。改土归流是一个全过程,而善后工作则是整个改流中的重要一环。如果抛开了善后措施,只从改流的手段及具体实施过程来评价它,那是不全面的,也不可能得出中肯     

试析改土归流与湘西政治格局变动

清代改土归流前,湘西民族区域政治格局表现为土司政治下的"以土治土"、"以土制苗";康熙年间对湘西苗疆生界的开辟,使得土司的地位和作用发生变化,促进了湘西改土归流的顺利进行;改土归流后,湘西形成了"土苗分治"的新格局,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同时也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     

论明清时期的土舍

土舍在土司家族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它同早期的土司一样是由土目转化而来 ,之后又转化为不同级别的土司及土司自署官员。揭秘土舍问题系揭开土司政治家族化内幕的关键。本文以明清时期两次“改土归流”之间的历史事件为背景 ,对土司管区土舍的源流、官僚化、类型、职权诸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考察     

试析20世纪上半叶改土归流与西康建省对"三岩"的影响

三岩是康区的一处特有地名.20世纪上半叶,康区发生"改土归流"和"西康建省"两起重大事件,对三岩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民族关系都产生了影响.     

论清朝改土归流的“强制性”——基于对《向国栋自述》的考证

雍正七年,清政府以"残暴不仁"的罪名将桑植宣慰司"改土归流",末代土司向国栋被安置河南。向国栋在后来的《自述》中详细记载了这一事件,但其内容与史料所载存在巨大差异,通过对比分析,笔者以为,向国栋被拟罪"改土归流"完全是清政府所寻找的治理"借口","改土归流"虽然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但从主观上而言是带有强制性的,其真正目的在于对土司统治的各民族地区实行直接的统治,从而为其行政管理服务。     

改土归流对壮族社会的影响

改土归流之后,壮族核心居住区逐渐朝着多民族聚居的特点发展;壮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开始与中原地区划一;壮、汉民族之间既有融合,也有同化,但是壮融入汉是主流;大约从明代起,壮族逐渐对壮、汉文化抱等距认同的态度,并在族际交流中维持自己的族群边界.改土归流的结果是使壮族看起来与汉族无异,但却实在又是一个特点突出的民族.     

试论“改土归流”政策形成、推行的几个阶段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特别是在明清两代,中央王朝为西南、西北等少数民族地区制定并渐次推行的旨在加强中央的直接统治、协调中央王朝和地方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关系而旁及其它(诸如巩固边防、增加赋税收入等) 的“改土归流”政策。由于它产生过程、推行时间长(上可溯于宋代,下则迄于民国年间),实施的地域广(包括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甘肃、湖南),因此,这项特殊政策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也就不尽相同。而长期以来,对这一政策的评价之褒贬不一、争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