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兰亭论辩”看郭沫若的碑学观念

郭沫若的书学论述主要表现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发起的"兰亭论辩"当中,他采用李文田的跋文作为自己观点有力的史料支撑,认为《兰亭序》是伪作,用碑学家的观点来怀疑帖学经典。可以说,"兰亭论辩"是碑帖之争的延续,也是郭沫若碑学观念的集中体现。另外,郭沫若生活的时代受碑学大背景的影响,他的书学思想必然也带有碑学观念。     

关于阿Q典型的阶级性问题

(一) 阿Q究竟是什么样的典型?自《阿Q正传》问世以来,一直在爭論着。从目前討論的进展看来,我們以为,如何正确地理解阿Q典型的阶級性問題,是理解阿Q典型性的关鍵之一。阿Q,就其阶級地位来說,是一个雇农。他沒有家,“也沒有固定的职业,只給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他在人們的心目中,只不过是会說話的劳动工具;人們之于阿Q,“只要他帮忙,只拿他玩笑”,只有在“人們忙碌的时候,也还記起阿Q来,然而記起来的是做工……”。他的可悲的社会地位,我們无需多加說明,只要看看那段关于赵太爷不准阿Q姓赵的惊心动魄的描写就夠了:连姓赵都不准,还要挨打,受訓斥,赔酒钱,还     

“兴、观、群、怨”解

《論語·阳貨》篇載:“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詩? 詩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識于鳥兽草木之名’。”孔子只用了四个字,就点明了詩歌(也就是文艺)的社会作用。“兴、观、群、怨”之說,构成孔子文艺思想的核心。孔子是我国古典文艺理論的开山祖师。在此之前,对詩歌的性貭与功用,只有一些极初步的认識,如“詩言志”和“刺”、“究”、“告”、“訊”、“(谂)”、“諫”、“頌”等“美刺”观念的萌芽;沒有专門的研究,也沒有研究的专門家。孔子的文艺思想,特別是他的“兴、观、群、怨”之說,可与欧洲文艺理論的創建者柏拉图和亚里     

《周易》的编纂和编纂者的思想

一、《周易》的編纂《汉书·艺文志》說《周易》是“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这是传統的說法。孔子不作《易传》,从宋欧阳修《易童子問》提出疑問,經今人的研究,可說已成定案。至于伏羲、文王以至还有神农、夏禹和周公,过去也被认为和《易》都有关系,但异說紛纭,誰也沒有充分的証据。今人研究,則不肯定作者。郭沫若先生在写《周易的时代背境与精神生产》时說:“易經是古代卜筮底本。它的作者不必是一个人,也不必是一个时代。”聞一多也說:“卦爻两辞,本非出自一手,成于一时,全书卦爻异义之例,曷可胜数?”郭沬若先生后来作《周易的构成时代》一书根据《易》五条爻辞說“中行”,认为一定是指晋中軍将     

王度考〔上〕

一“王度即王凝”問題的發生不少研究唐代小說的同志,都把“古鏡記”的作者王度,認为就是“新唐書”“王繽傳”中所提及的那个王凝(即王績之兄)。这种說法的产生,不是沒有原因的。原来王度是隋末唐初之际的人,他是一个由六朝志怪小說过渡到唐代傳奇小說的起着桥梁作用的小說家。可是他的名字,不仅在“隋     

王羲之与《黄庭经》帖

一关于《黄庭》帖的聚讼原因王羲之是否写过《黄庭经》,是一桩聚讼了一千年的公案。这不仅是书法史上的重要问题,而且与《黄庭外景经》的问世年代,以及《外景》与《内景》的关系等都有密切的联系,因此,有必要重加考证,予以澄清。遍徵文献,唐以前之人对此虽持异议,未尝聚讼相争,至宋朝,却变成一场无休止的笔墨官司,     

作者来信

編輯同志: 承蒙你們在第五期上刊登了拙作《談性格类型——典型共性中的初級本質》。但有一段文字需加以說明或更正。文章一开头有两个问句:“究竟有沒有超越于阶級性之上的‘共性’?这种‘共性’或‘普遍性’与阶級性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原稿在这二个问句之间还有一句:“如果說有这种現象,那么該作何解释?”而且指出这”正是当时(六○年)与人性論     

唐宋文人对《黄庭经》的接受

《黄庭经》是一部在唐宋文人中广泛流传的道教经典.中唐以前,该经主要以临摹法帖形式在文人书法家中传播.此后,《黄庭经》得到唐宋文人士大夫的普遍接受.他们不仅诵读、抄写、注解《黄庭经》,借鉴其养生思想和炼养方法,心态受其濡染;而且采撷其中语汇和“黄庭换鹅”故事作诗歌典故,诗歌的内容和体式等方面也带有《黄庭经》印痕.唐宋诗歌“当句有对”句法的源头可上溯至《黄庭经》.     

对立的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

列宁說过:“可以把辯証法簡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的統一的学說。这样就会抓住辯証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說明和发揮”。(列宁:“哲学笔記”第二一○頁) 但是,列宁所說的这个辯証法的核心,并沒有經常地为研究辯証唯物論的哲学家所掌握;在相当長的时間內,哲学家往往忽視了这个辯証法的核心。列宁在“談談政法問題”中開头就說     

《哲学研究》载文评冯友兰的“普遍性形式”说

《哲学研究》今年第4期发表了方克立的《关于孔子“仁”的研究中的一个方法論问题》一文,評冯友兰的“普遍性形式”說。文章說:“馮友兰先生在分析孔子‘仁’的思想时,实际上貫彻了一种超历史超阶級的抽象方法”,例如任分析孔子所說的“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命題时,馮先生認为,“应当区分它們的‘字面意义’和‘具体內容’?幼置嬉庖蹇?这些命題是超历史超阶級的,孔子所說的‘人’和‘欲’都是沒有阶級性的;从具体內容看,这些命題是有阶級性的,孔子所要爱的还是剝削阶級的人。”     

兰亭综考

所谓“前记”,其实是后记。只因为放在前面更便于读者了解,才随着地位而改了称呼。 好些年前,报纸上忽然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兰亭帖》的现存本,不但笔迹非出王羲之,连文字也只有开头一小段是原文(也是“全”文),到“信可乐也”为止,以下就是伪托的了。 文章刊出后,报社的同志在信中问我,对此文有何读后感;我答:“全文提出了大大小小的论据计有三十六、七条之多(是否如此数目?记忆未必尽确,大约是这个样子),没有一条不是可以商榷的。”我这番话,今天还可找出对证来。     

关于量和质、量变和质变的几个问题——兼论质变过程不会有部分质变(读书札记)

一列宁在《哲学笔記》中写道: “辯証的轉化和非辯証的轉化的区別在那里呢? 在于飞跃,在于矛盾性,在于漸进过程的中断,在于存在和非存在的統一(同一)。”(《列宁全集》卷38,第314頁)这段話可以理解为它指出了革命的辯証法和庸俗的进化論的分界綫。所謂“非辯証的轉化”,就是把一事物轉化为他事物的过程,看作是沒有飞跃、沒有漸进过程的中断、沒有予盾的进化过程;而“辯証的轉化”,則認为一事物轉化为他事物的过程,是必須經过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的,是充滿着矛盾的。在这里,对飞跃和漸进性的理解,直接关系到对辯証法的革命实质的理解。     

从东晋书法艺术的发展看《兰亭序》真伪

《兰亭》真伪,是北宋以来一个老问题。但过去聚讼的,主要是关于传世的几百种临摹本和拓本的孰真孰伪,没有人怀疑到王羲之本人身上去,有之自清人阮元、李文田始,而阮、李的论据是不足的。近读郭老《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文物》第六期),用最新的出土资料和其它史料,考证《兰亭序》从书法到文章都是后人(特别是智永)依托,而非出羲之亲笔。这是在书法艺术史上对传统见解的一个革命。个人在拥护郭老这种革命精神之余,先从书法角度,来谈谈自己一些肤浅的看法,向郭老和读者请教。     

苏轼“大江东”词异文新证——太原永祚寺《苏长公大江东词》碑跋

苏轼“大江东“词(即《念奴娇·赤壁怀古》)历来颇多异文之争,至今尚无定稿.原因有二:一因苏轼本人当时就有原稿与改稿的异文存在。南宋曾裘父《艇斋诗话》就记载苏轼好友陈履常曾见过苏轼将“三国”改为“当日”的手稿。二是苏轼好友黄庭     

论薩克雷的《亨利·艾斯芒德的历史》——纪念薩克雷逝世一百周年

一十九世紀英国批判現实主义作家薩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11—1863)写了許多部长篇小說。其中最有名的是:《名利場》(1847)、《潘端尼斯》(1848—50)、《亨利·艾斯芒德的历史》(1852)和《紐可謨一家》(1855)。《名利場》和《亨利·艾斯芒德的历史》有中譯本。①《名利場》是薩克雷的成名作,是他最优秀的作品。他自己也承認这一点。②《亨利·艾斯芒德的历史》也是他的重要作品之一。薩克雷对十八世紀英国历史十分熟悉。他曾广泛閱讀过十八世紀英国文学作品和历史材料。1851年他經过充分准备发表題为“十八世紀英国幽默作家”的一系列演說。这使他对十八世纪英国历史知識的掌握更为牢固;③因此薩克雷才有可能写出以十七世紀来到十八世紀初年的英国为     

英雄人物的“现实性不足”吗?

邵荃麟等同志主张“写中間人物”,反对創造工农兵英雄人物,他一再指摘写英雄人物的作品“現实性不足”,或者“現实主义不够”。他的理由說来說去,无非就是:英雄人物是“少数”,是“萌芽”,而“中间人物”是“大多数”,写英雄人物的大公无私、共产主义风格,沒有写矛盾錯綜复杂的“阴暗心理”,人物的“现实性”就不足。这里面有一个怎样看我們的社会     

漫谈《马氏文通》

《馬氏文通》是1898年(清光緒24年,戊戌年)出版的,今年(編者按:指1958年)是它的出版60周年。著者馬氏,名叫建忠,字叫眉叔,江苏丹徒人。他的生卒是1845年-1900年。关于他的生年无問題,他自己也曾經在他著的《适可斋記言記行》的“自記”也就是自序中談起过。关于他的卒年,說法不一:有《馬氏文通校注》等書說他死在1899年,也有《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資料簡編》等書說他死在1900年。我們曾經将这問題请問熟悉馬氏     

《黄庭经》和养生

“肘传千年丹篆术,口诵《黄庭》两卷经。鹤观古坛槐影里,悄无人迹户常局”。唐代道家吕洞宾在《题宿州天庆观》中的四句诗,缩影了《黄庭经》被世人持以修炼养生的生动景象。《黄庭经》和《道德经》、《周易参同契》被目为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三大经典,近年气功流行,又被气功界人士列为气功的主要经典之一。《黄庭经》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具有崇高的地位。《黄庭经》是中国道教系列经典的总名。以《黄庭经内景经》和《黄庭经外景经》为核心,环辅以《太上黄庭中景经》、《黄庭遁甲缘身经》、《太清镜黄庭经》、《黄庭养神经》、《上清黄…     

先秦儒家人性论批判

自孔子以后,至战国末期,是我国古代思想史上一个“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时代。所謂“人性”問題,在当时曾引起了广泛注意。先秦儒家諸子对人性的爭論,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思想家是孔子;第二阶段的代表的思想家是七十子之弟子的世子、密子、漆雕、公孙尼子;第三阶段的代表的思想家有孟子、告子;第四阶段的代表的思想家是荀子。孔子是中国最早一个談到人性的思想家。孔子說:“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孔子的这一句話,說得极明白。各人的先天(所謂性)差之不多;而后天(所謂习)則相差甚多。孔子是位思想家,又是位教育家。这句話,是为他的教育主张立說的。由于时代和阶級的限制,孔子沒有把这一思想加以发揮和光大。     

"兰亭学"论稿

<兰亭序>虽书写于东晋,而"兰亭学"却产生于唐代.唐太宗推崇<兰亭序>,推崇王羲之,实质是发动一场文艺复兴运动,是在借<兰亭序>推进唐代精神文化的建设.<兰亭序>的真伪之争,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多问题需要重新检视,也透视出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兰亭学"的主题是中国书学."兰亭学"的延展,涉及文学、哲学、民俗学、美学等诸多方面.<兰亭序>作为中国文化的经典之一,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某种文化形态的标志,它不仅是晋代精神生活的一面镜子,而且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