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裂”考

车裂,据《辞海》(76年修订本)解释:“亦称‘轘’或‘轘刑’,俗称‘五马分尸’。古代一种残酷的死刑。即将人头和四肢分别拴在五辆车上,以五马驾车,同时分驰,撕裂肢体。”还有的人把车裂说成是秦国特有的酷刑,如朱起凤《辞通》说:“秦法酷烈,故有车裂之刑”。笔者认为,诸如此类的看法,是以讹传讹而形成的错误,严重影响了人们对古代刑法史及很多重要历史人物的死亡真相的了解,有必要重新考证清楚。     

“不学诗无以言”小议

<正> 《论语·季氏》载“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这段对话记载了孔子对他的儿子伯鱼的一次关照,这次关照的核心是要孔鲤学诗,并告诫他,不学诗就不会说话。在当时,诗的地位为什么那样重要呢? 西周初年,有一种“献诗陈志”的社会风气。人们对好人好事的赞扬,或对坏人坏事的批评,往往不是直抒己见,而是用诗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国语·周语上》记载了这样一个     

“掩”、“盖”通用别议

《左传·昭公二十七年》:“使公子掩余、公子烛庸帅师围潜。”《史记·吴太伯世家》及《刺客列传》、《吴越春秋》“掩余”并作“盖余”。李富孙曰:“《释言》曰:‘弇,盖也。’《释文》:‘弇,古掩字。’《〈周语〉注》《〈淮南·说林〉注》并云:‘盖,掩也。’是掩与盖义同。”又引武氏亿曰:“《韩非·说林》‘将攻商盖’,《书》作‘商掩’,《孟子》作‘伐庵’,此奄、掩、盖字异而义同。”今按:武、李二氏之说实皆本于《史记索隐》。《〈吴太伯世家〉索隐》曰:“《春秋》作‘掩余’,《史记》并作‘盖余’,义同而字异。或者谓太史公被腐刑,不欲言‘掩’也。”武氏、李氏正是据《索隐》前说立     

"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美学意蕴

《论语·宪问·１４·３８》：“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纵观整部《论语》，唯其这句是别人直接评价孔子的话。我的感觉是，门子对当时万人景仰的孔子的言说，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一股话语的反讽，使人感到孔子的悲怆与痛楚。可以说，“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是整个儒家的悲剧，也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悲剧。“知其不可而为之”是一种矛盾的产物。孔子的时代已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宗法制破坏的不可避免性已经是历史的趋势，如果不能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止步，那么人生的悲剧也就难…     

江淹才尽与永明文风的关系

最早记载江淹才尽的是梁代钟嵘的《诗品》。《诗品》记了这么一个传说:“初,淹罢宣城郡,遂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我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淹探怀中,得五色笔以授之,尔后为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淹才尽。”《南史》也记载了这一传说,并有另一种传说:“淹少以文章显,晚节才思微退,云为宣城太守时罢归,始泊禅灵寺渚,夜梦一人自称张景阳,谓曰:‘前以一匹锦相寄,今可见还。’淹探怀中得数尺与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尽?’顾见丘迟,谓曰:‘余此数尺既无所用,以遗君’。自尔淹文章踬矣。”《梁书·江淹传》也称“淹少以文章显,晚节才思微退,时人皆谓之才尽。”可见早在江淹还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有他晚年才尽的说法了。     

王国维“境界”说与“兴趣”“神韵”说之关系试解

王国维“境界”说与“兴趣”“神韵”说之关系试解·周祖谦一王国维《人间词话》第９则曰：严沧浪《诗话》谓：“盛唐诸公（《诗话》‘公’作‘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影’作‘月’）、...     

《论语正义》例误一则

《论语·述而》之“子曰：‘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清人刘宝楠正义曰：“‘修’与‘*?’同,谓以*?为挚,见其师也……《隋书·刘炫传》：‘后进质疑受业,不远千里,然啬于财,不行束*?者,未尝有所教诲。’”(《论语正义》卷八)其所“正义”之谬,早有另文正义之,今欲纠误者,刘氏引例《隋书》之失耳。今查《隋书》卷七十五《儒林列传·刘炫》,根本不见上引例文;料想刘氏断非杜撰之笔,然又其书所由何处误引?览其同书同卷之《刘焯》传下,方得如类载文：“天下名儒后进,质疑受业,不远千里而至者,不可胜数。论者以为数百…     

学还需疑

《论语·颜渊》有这样一段记载：“子贡问政,子（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汉代思想家王充,在读了这段记载后,反问：“使治无食,民饿,弃礼仪;礼仪弃,信安立？” 在封建社会里,礼仪是什么东西,我们暂且不去管它,这里要指出的是：王充这种不以书上说的为是,非为非的大胆怀疑之精神,倒是很值得我们读书、学习时效法的,古人不是说“学则须疑”吗？这就是说,读书要多动脑筋…     

风诗新解（七）

风诗新解（七）晏方缁衣、无衣（唐风）《毛传》以“缁衣”为卿士听朝之正服，所以后面来一大套穿凿附全的解释。殊不知“缁衣”只是黑衣而已，不拘何人都可穿的。《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无字对曰：‘晏子衣缁布之衣、糜鹿之裘，而驾驾马以朝，是隐君之赐也。’”如果...     

1999年版《辞海》"实事求是"本义献疑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9年版《辞海》对“实事求是”的本义是这样解释的 :“《汉书·河间献王传》 :‘修学好古 ,实事求是。’颜师古注 :‘务得事实 ,每求真是也。’谓根据实证 ,求索真理。”这个解释不够准确 ,其不准确性集中反映在对“根据实证 ,求索真理”中的“求索真理”一语的解释太过现代化 ,有违本义。要准确理解“实事求是”的本义 ,必须从文献出发 ,结合特定的事实。《汉书·卷五十三·景十三王第二十三·河间献王刘德传》记载刘德主要就是两件事 ,一是治学事迹及其影响 ;二是献《雅乐》和应对汉武帝的策问。对前者 ,《汉书》是这样…     

《宋书》校议(十五)

《卷五·文帝纪》 (元嘉二十六年)三月丁巳,诏曰……(中华书局1974年10月版点校本,第97页)按：中华书局点校本《校勘记》曰：“下有乙丑,各本同。按是月丁卯朔,无丁巳,亦无乙丑。四月丙申朔,二十二日丁巳,三十日乙丑。”考《南史·宋文帝纪》亦有是岁“三月丁巳,宴于丹徒宫”之记载。中华书局点校本《南史校勘记》云：“按元嘉二十六年三月丁卯朔,无丁巳,四月丙申朔,二十二日丁巳。疑‘三月’为‘四月’之讹。”见此与《南史》载是年三月丁巳事皆误,然核之情理,二史《校勘记》疑“三月”为“四月”之讹,亦未审。考二史所载之…     

“责于人”与“择人”

《史记·货殖列传》云:“朱公……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唐司马贞《索隐》曰:“谓择人而与,人不负之,故云不责于人也。”此解义甚含糊,故今人晏炎吾解“责”为“债”,谓:“‘不责于人’者,谓不贷子钱。”“‘择人而任时’即‘释人而任时,。亦即‘与时逐而不责于人’,言异而实同。”(见《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今按,以“债”释“责”,以“释”释“择”,似嫌迂曲。《说文》:“责,求也,从贝束声。”“责”之本意为“求取”,《左传·桓公十三年》:     

"填沟壑"的文化诠释

选自《战国策·赵策》四的《触龙说赵太后》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左师公曰:‘老臣贱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窃爱怜之,愿令得补黑衣之数,以卫王宫。没死以闻!’太后曰:‘敬诺。年几何矣?’对曰:‘十五岁矣。虽少,愿及未填沟壑而托之。’”鲍彪注曰:“死则填壑。”郭锡良、唐作藩、何九盈等主编的《古代汉语》注释“填沟壑为”:“这是对自己死亡的谦虚说法,意思是死后无     

释“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论语·阳货》记载:“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以往,注《论语》的各家几乎都把“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解释为孔子要复兴西周之道。例如何晏《论语集解》注:“兴周道于东方,故曰东周也”;韩昌黎《论语笔解》释:“能复修西周之政,志在周公典礼”;近人杨伯峻《论语译注》译:“假若有人用我,我将使周文王、武王之道在东方复兴哩!”“四人帮”更把这句话奉为至宝,解释为“孔子要让周朝的奴隶制度在东方复兴”。我认为,这是对孔子本意的严重曲解。首先,从字面上来看,把孔子所说的“如有用我     

“儒家重义不轻利”说

学术界不少人说,儒学是“轻利”的,其思想影响是发展商品经济的阻力。儒学真的轻利吗?答案曰“否”。说儒学轻利,是对儒学没有全面研究造成的偏见。《说文》曰:“利,铦也,从刀;和然后利,从和省,《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利者,义之和也,”出于《易·乾·文言》,高亭注:“《说文》,‘和,相应也。’始歌为唱,随歌为和,有唱而后有和,有义而后有利,故利是义之和。”(《周易大传今注》卷一)“利”是“义”的派生物。论者以孔子“罕言利”,说这就是他轻利之证。按这句话全文是“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下引《论语》只注篇名)黄式三《论语后案》认为“罕”应该为“轩”,显也。全句意思是:孔     

释“阿缟之衣”和“越葛钱绢”

“阿缟之衣”,语出李斯《谏逐客书》。前后文是:“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对“阿缟之衣”,一般是这样注释的: “阿缟:东阿县(现在山东省阿县境)出产的绸子。”(《古代散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 把“阿”解释为。东阿”,其根据,大约是《史记·李斯列传》裴骃《集解》:“徐广曰:‘齐之东阿县,缯帛所出。’”然而,徐广、裴骃的解释是错误的。王念孙对此曾经作过认真的考证。王念孙在《广雅疏证·释器》“婀缟致(素勺),练也。”条下说:“婀……字通作阿。《列子·周穆王篇》及《淮南子·修务训》并云:‘衣阿锡曳齐纨。’高诱注云:‘阿,细縠;锡,细布。’《汉书·司马相如传》:‘被阿锡揄紵缟。’张(按:指张揖)注云:‘阿,细缯;锡,细布。’《史记·李斯列传》:‘阿缟之衣锦绣之饰。’徐广《音义》云:‘齐之东阿县,缯帛所出。’案:徐说失之,阿缟皆细缯之名,非以其出自东阿而谓之阿缟也。’     

“诗言志”新探

“诗言志”出于《尚书·尧典》，朱自清先生认为这是中国历代诗论“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辨序》，对后来的诗歌理论有深远的影响。郭绍虞先生的《中国代历文论选》对“诗言志”又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与论述，他说：“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诗人的‘志’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无不受阶级地位的制约。人们通过言‘志’的诗，也就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社会。古人对这一点没有作出明确的阐述，但已意识到诗的这方面的作用。《礼记·王制》云：‘命太师陈涛以观民风。’《汉书·艺文志》云：‘《书》日：‘诗言志，歌永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     

关于子桑伯子

<正> 《论语》一书中提到的人物,大部分有史籍可考,一部分则已无从查考。也有一些人,介乎两者之间,在史籍中若隐若显,要化一点功夫,才能考证出他们的某些生平事迹和思想面貌。这样,对研究孔子及其弟子的思想会有帮助。例如子桑伯子就是这样一个人。《论语·雍也》篇有一段记载:“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太)简乎?’子曰:‘雍之言然。’”这里的子桑伯子究竟是何许人?清以前注《论语》的人多语焉不详。刘宝楠写《论语正义》,把有关子桑伯子的史料加以集中,此人的事迹才稍见端倪。     

也释“末业”和“倚市门”

《学术月刊》今年５月号刊登曾维华先生的《释〈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倚市门”》，文中指出“倚市门”应作商业解，总的来说是能够成立的，但其论证有不尽恰当之处，故作本文提一些修正意见。《史记·货殖列传》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因为“刺绣文”属于末业的范围，所以曾文花较多篇幅来证明“‘末业’在古代是很清楚的，是指‘工商业’”。这结论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很多论著都这样说，简直成了定论，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因为并不是中国古代所有时期或所有人所说的“末业”都…     

“虎”称“大虫”的原因

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修订本)585页说:“除了避讳之外,其他的忌讳,也可能引起事物名称的改变。古人忌虎,所以称‘虎’为‘大虫’”。这个看法对不对呢?我们不妨先从“大虫”一词的来源说起:在上古的时候,“虫”字曾经一度扩大到动物的总称。《山海经·大荒北经》:“有虫,兽身蛇首,名曰琴虫。”《庄子·应帝王》:“且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而曾二虫之无知。”《韩非子·说难》:“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吕氏春秋·本(?)》:“夫三群之虫,水居者腥,肉玃者臊,草食者羶。”《大戴礼·曾子天圆》:“毛虫之精者曰鳞;介虫之精者曰龟;鳞虫之精者曰龙;倮虫之精者曰圣人。”《论衡·自纪篇》:“人亦虫物,生死一时。”人们最初对“虎”的认识并不一致,《战国策·秦策》:“虎者,戾虫”。《论衡·遭虎篇》:“夫虎,毛虫”。可见是从不同的角度定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