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与道德的张力：钱穆性情观刍议

在郭店楚简问世之前，钱穆已经发现先秦与后儒性情观的不同，构造了一种以“情感”为中心的性情观。然而，碍于思想体系的融合性，他从历史维度造就的这种性情观往往得不到学界的重视。从哲学视域切入，我们发现，钱穆的性情观呈现为“性中含欲、情”的静态内涵和“由性生欲，由欲转情”的动态关系。在人生界中，性与情其实处于同一个层次。这就消解了其形上、形下的区分，其实是将“性—情”的对立转换成了“情—欲”的对立。在钱穆看来，只有与物相接，才能产生好恶，进而由性生欲，由欲转情，产生道德。性、情被拉入人生界之中，蒙上了一层经验实然的“面纱”，这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超越与现实的间隙。然而，钱穆将性看作出于自然成为性能，将情看作情实和情感，实际上混淆了性、情的自然性和道德性。因此，性善和道德的绝对性就成了问题。自然与道德的张力，同时也呈现出钱穆性情观的局限。     

“可欲之谓善”论析

“可欲之谓善”要么是一个价值命题 ,要么是一个事实命题 ,不能同时兼是。传统伦理思想不能区分出事实与价值、“是”与“应当”的本质不同。文章深入反思并揭明了中西传统伦理学在这方面的理论缺陷。     

儒家传统“节”德的三维意蕴及检讨

从德性的视角审视,"节"在儒家传统伦理思想中至少涵盖了节用、节义、节欲三个维度的意蕴,这三个维度的意蕴本质上是寻求情感、价值、理性三者之间的平衡,是传统伦理规范的主体性建构,共同展示了儒家伦理的思想特质与伦理精神。历史视野中传统道德的思想逻辑、展开维度是我们认识传统、承接传统的基本思路,儒家传统的"节"德作为一种道德的负价值与正能量交织的两重性道德范畴,需多加辨识并谨慎取舍。     

先秦儒学“欲情知”关系及定位

先秦儒家关于关于“情”“欲”问题的看法，近来颇受学术界关注。考诸先秦儒家原典，“欲”“情”“知”三者常交织在一起，成为人性的内容。本文辨析了其间的关系：三者之中，“欲”是最基本的，相当于一种原初意志和生理本能，又可分为道德之欲与生理之欲。由“欲”而“情”，欲望的实现，引起情感的满足，两种欲望对应两种感情。“知”则对“情欲”进行调节。一些学者（以苟子为代表）不承认有道德情欲，故特别强调“知”的作用，以理性调节情欲；而另一些哲人（如孔孟）则重视道德情感也兼及“知”（智）。     

论"可欲之谓善"

"可欲之谓善"是孟子性命思想的一个重要命题.流行旧注未规定这"可欲"的思想内涵;今人则往往把"可欲"理解为人的各种情欲和功利性的"欲求",与孟子意旨不相切合.宋儒张羉以"四端"及"仁义礼智"四德规定"可欲之谓善"的内容是正确的.孔子从人的道德抉择的角度发现,行仁义是人心唯一可以不凭外力而"可欲"、"可求"者,是人之最本己的可能性.孟子循此思理,以"求在我"和"求在外"为据区分性、命,将这"可欲之谓善"建立为人性的内容;并进而揭示了人性之善所具有的先天内容及其实在性的意义."可欲之谓善"这一命题揭示出,人的意志自由是一个存在性的事实,而非像康德那样的一种理论悬设.这为孔子所开辟的思想和文化方向确立了内在的价值本原和形上学基础.     

人欲、成德与王道——儒家人欲观与道德理论的逻辑建构

儒家将修德视为君主治国乃至成就一切事功之本。孔子再三强调君主德行垂范,以道德修为而使天下归心。孟子认为人性其善端可引导扩充为现实道德,荀子对人性中可能致恶的本能欲望进行自觉防范与节制,二人在各自立场上导其善而抑其恶。儒家承认人的求生本能与感官欲求对于维持生命存在不可或缺,在道德层面却依然要求统治阶层寡欲或节欲。儒家道德高标难及,远非现实君主其庸常人性所能堪;其道德操守严毅,惟有志道据德的寥寥数人可属其类。儒家洞悉人性与世事,却再三说服君主从事对抗本能的道德行为。然而儒家以道德手段欲成政治功效的治国思路终究未被采纳。同时儒家思想理念中其道德应有的普遍性、自觉性与自足性皆囿于历史局限而未得以彰显。     

以欲解性,以恶解欲":由天道及人道--论荀子反诸"性善"而合乎德性的"性恶论

荀子之“性恶论”既是一个相对于人的自然状态的事实判断,又是一个关乎人性善恶的价值判断,荀子正是以告子实然主义人性论发端、明确而自觉地站在儒家德性论的传统的立场上批判了孟子那种流于言辞、陷于浮夸的“性善论”的德性论,以“性恶”的人性论为儒家的德性论传统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以欲解性、以恶解欲”,由合于告子的自然之欲求到反于告子的对自然之欲的批判到合于儒家德性论传统的礼乐教化、圣人之礼,都反映出荀子力图在新的高度上重建儒家的德性哲学,并且试图建构与儒家德性理论相匹配的社会政治礼法制度。     

先秦儒家关于"欲"的理论

关于“欲”即人的欲望的理论,是先秦儒家人性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先秦儒家并没有像后代儒家那样把“人欲”与“天理”绝对对立起来,更没有所谓“灭人欲”的主张。恰恰相反,先秦儒家总的来说认为人欲是正常人性必不可少的属性,努力满足人欲乃是理所当然的。只是在人欲的需要和资源的有限之间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的意义上,主张适当的“节欲”。     

儒家的法律道德化思想

德体法用是儒家的德法关系论 ,引礼入法是儒家立法道德化思想 ,原心论罪是儒家司法道德化思想。儒家法律思想中的“以礼入法”、“德主刑辅”和重视道德教化对当前我国立法、司法乃至精神文明建设有借鉴意义 ,但儒家法律思想在本质上是与当代社会的法治建设相冲突的 ,从总体上说 ,其影响是必须克服的。     

血气心知与理欲之辨——戴震人性思想之分析

戴震是传统社会最后一位系统阐述人性思想的儒家学者。他提出“血气心知之谓性也”,且更为强调“血气”的优先性。他将“欲、情、知”视为人的心灵的三要素,也是把身体的感受性放在更优先的地位。至于体现“性善”的“仁义礼智”,在戴震那里则是与“生生之道”紧密联系。戴震批评宋明理学将“理”“欲”对立,认为“理”即在“欲”中,人不可“无欲”“禁欲”,但可“无私”和“节欲”。戴震的人性思想反映了儒家内部人性讨论的焦点从“善恶之辨”到“理欲之辨”的演变,也展示出普遍道德和人性差异的张力。从古今社会之异的角度看,他的思想颇可与以多数人的价值为主导的现代社会接榫,也能提醒以“高尚”之名压制正常生欲的危险,但却无法应对物欲流行的局面,乃至有可能使道德失去客观普遍性。     

“理”实体的消解与“理”秩序的重建——对戴震理欲观的再评析

针对宋明理学将理和欲对立起来并以前者压抑后者的成见及其后果,戴震重新思考了道德原则的产生基础、价值内涵等问题。他取消理的外在性和实体性,确立了欲对理的本原地位,以实现、完善欲来重新规定理。这突出了个体感性存在的价值,同时又展现出一种能使这一价值得到普遍实现的理想道德秩序。     

曹植诗文蕴涵的道德内容

曹植重视立德 ,即使身处逆境也能坚持不渝。曹植诗文中蕴涵的道德内容 ,主要是传统的儒家的伦理道德 ,注重的是现实的人与人的关系。具体表现是 :立德与立功相结合 ;德性与人性的统一 ;浓重的宗亲伦理情思 ;重信义轻利害。曹植能把道德内容和艺术表现融为一体 ,这主要是源于他有深厚的道德修养和艺术修养。     

超越血缘亲情建立道德感情 --对传统道德感情的反思

中国人一直以来对血缘亲情津津乐道。本文试图阐明:血缘亲情是儒家伦理最稳固的感情基础,血缘亲情的过度张扬会妨碍适合整个社会、面向全体公民的道德感情的建立,事实已表明:血缘亲情的过度张扬在历史和现实中产生了巨大的负面作用,因此我们必须超越血缘亲情建立道德感情。     

儒家道德的善恶对峙性

在儒家那里,恶始终没有在道德的世界里得到自身的应有角色定位,只在符号的意义上与善存在对应的关系,善的实现必须在与恶的斗争中才能完成.儒家的道德世界是单一的善的世界,而事实上善恶是互为依存的因子,所以,在儒家这里,根本不存在真正的道德世界,只是虚幻的世界,道德也永远无法成为人们行为的目标和内在力量.这是我们今天研究儒家道德必须深刻认识的方面.     

是合法性,而不是道德性——综论焦循的道德哲学

"行动的一切德性价值的本质,取决于道德法则直接规定意志."①这是康德在道德问题上"截断众流"的论断,他的这一论断被称为"道德学中的哥白尼式革命".但这里所说的"革命"是针对西方传统道德学说的思考方式而言的.在中国,儒家是自始即默许康德这一论断的.孟子日"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此即已示.由是可知,在道德问题上,不论是康德还是中国的儒家,皆肯认道德行为只对道德法则负责,而不对行为的后果负责,即德性只从"因"上见,不能从"果"上见.     

论儒家义利观的实质及困境

儒家义利观的基本态度是重义轻利。他们贬抑个人私利,认为人生应该注重对精神生活、道德情操的追求、鄙薄物质享受。同时儒家把这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先秦儒家力劝统治者讲求道义,抑制私欲,从而缓和与老百姓的利益对立,宋明理学家则主张“禁欲”,企望消融社会的矛盾冲突,这都是消极和不现实的。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依赖干社会制度与道德。社会制度是对社会基本权利与义务的相对公正的分配,而道德是人们对义务的自觉践履。权利与义务是相对应的,在这一层次上的道德是带有功利性的。但道德同时是人们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追求,这是一种理想的层次,往往是超功利的。儒家把这两个层次混为一谈。义与利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对基本的价值范畴。义与利之关系决定着一个社会根本的价值导向,也深深地影响着一个社会的政治理想、经济目标和道德标准。中国传统文化中“义利之辨”源远流长,其中以儒家的义利观影响最为深远。但为什么它在现代陷入了困境？到底如何把握儒家义利观的实质？我们应该确立一种怎样的义利观？这已经成为当前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人与人关系中非常有现实意义的深层次理论问题。     

朱煮理治社会核心价值论：

宋以前传统礼治社会与宋明理治社会的儒家核心价值有明显区别。前者核心社会价值是“仁和”,这与孔盂的“仁学”精神是一致的,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和合”观念相吻合,追求一种“仁政”社会。“存天理、灭人欲”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理治社会核心价值的经典总结。“存天理,灭人欲”是道统圣人之言的体现,是人与自然、社会、万物的和谐统一,也是社会合理性的反映。“存天理,灭人欲”是政治警视批评性与平民世俗约束性的统一。     

理以导欲:走向真实的理欲关系--王船山论理欲关系的原初形态

理欲之辨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核心论题.在宋明儒学中,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存天理、去人欲"的理性主义传统.但是,在王船山看来,这样一个传统,乃建立在对理欲之间的真实关联的错误理解上.必须进一步探索理欲之间的原初的、真实的关联形式.而理欲关系的原初形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理性的功能不是对于欲求的主宰与抑制,而是对之的引导与燮理;(2)理性的引导功能不能被理解为宋明哲学传统所规定的治疗;(3)感性不是理性的价值承载,而其自身就是作为价值而存在的.王船山把对于理欲关系的批判上升为文化的批判,进一步触及了宋明哲学"存天理、去人欲"传统的文化根源,它本质上起源于一种衰微的、阴性的时代意识.     

儒家"以道德代宗教"的思想特质及其现代反思——兼论现代新儒家的"人文宗教"观

儒家"以道德代宗教",其前提条件必须是道德自身成为一种信仰.儒家对"人文"精神及其道德教化的极端重视导致其"道德信仰"的最终确立.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钱穆、唐君毅在深入研究儒家思想的宗教特质时,都认同儒家"以道德代宗教"的思维取向与思想特质,并形成了一个认识上的"三阶梯".然而历史与现实都告知我们,当道德信仰放大为政治教条并强化至一个极端时,悖论就开始出现了.     

现代性隐忧与儒家道德学说体系之重构

"现代性隐忧"在当代中国社会引发出一些道德难题。功利与价值关系的矛盾,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失衡,公平与平等关系间的不协调以及国人道德观中出现的"异化",对社会经济发展与主体日常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依据儒家道德学说对"现代性隐忧"进行化解,存在较大可能性。但传统与现实间的张力又促使儒家道德学说必须进行体系重建。重新诠释道德范畴内涵,将"德得相通"原理与和谐社会建立相联系,在新的意义层面托举"内圣外王",显然是体系重建中一个较佳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