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视野下妇女的婚姻家庭权利

从社会性别视野审视我国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及其相关法律,发现存在一些形式平等但实质未达到公平正义立法效果的法律规定,实际上损害了妇女的婚姻家庭权利,有必要在社会性别平等的框架下完善我国《婚姻法》的条款,真正实现男女平等之目的。     

精神负载:母职实践过程中的性别关系再生产

家务劳动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一直受到学界关注,但精神家务劳动尤其是精神负载问题却鲜有人探究。通过分析女性在家庭事务中的精神负载现象,探讨母职实践中不平等性别关系的再生产。女性社会化过程中母职形象的最初建构,以及婚育后一系列的母职实践是造成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精神负载的重要原因。母职的实践过程无形中强化了女性在家庭中的"操心者"角色,并促成了家庭内部不平等的性别关系。     

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的社会性别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婚姻家庭立法因为时代的不同而各具独特的立法理念,以社会性别的视角观之,1950年婚姻法体现了明显的社会性别建构踪迹,是我国男女平等立法的重要典范;1980年婚姻法在立法策略上趋于性别中立;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则融入民法的基本价值,赋予实现性别平等以新的路径。     

1950年新《婚姻法》的推行及其影响——基于天津市的考察

重视和保障妇女权益、实现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妇女运动从阶级解放走向社会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的颁布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妇女解放的重要举措,带来了妇女婚姻家庭的巨大变化。天津较早颁布并大力推行新《婚姻法》,尤其是轰轰烈烈的贯彻《婚姻法》运动,对天津妇女的婚姻家庭产生了巨大影响。以天津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天津日报》等资料为基础,对此问题作一系统的实证研究。新《婚姻法》促进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新式婚姻家庭观念逐渐确立,促进婚姻制度变革和社会主义新妇女的形成,妇女解放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这对当今《婚姻法》的完善及妇女问题的解决都有借鉴意义。     

经济学视野里的家务劳动

男女两性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异致使其在家庭中存在明显的劳动分工,妇女的时间主要分配于家庭部门,而男性的时间主要分配在市场部门。这种分工是获得家庭福利目标函数最大化的一种有效途径。家庭部门的生产、消费的全部活动,既是社会物质资料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全过程的起点,又是终点。因此,政府应建立家务劳动的评估体系和标准,使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货币化,并将其列入国民核算体系。家务劳动在夫妻共同财产中有着不容忽视的经济价值,我国《婚姻法》应对家务劳动的价值作出肯定性规范,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应将家务劳动作为需要考量的因素。     

英国学校《〈 性别平等责任法〉操作指南》的操作特点及其启示

为指导英国学校履行《性别平等责任法》,英国机会平等委员会于2007年颁布了《英国学校〈性别平等责任法〉操作指南》.该《指南》主体立场认为,性别平等有益于每个儿童的全面发展,性别平等工作应处于学校工作的优先位置,学校性别平等是保障社会公平的重要环节.其操作特点是:要求学校将《性别平等责任法》融入日常工作计划,结合《指南》细化措施,制定实施方案对《指南》要求进行过程检验,制定专门措施对《性别平等责任法》实施效果进行监测.《指南》为我国学校性别平等行动的拓展和提升提供了启示:从政府层面看,应提高政府管理者对性别平等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建立健全相关政策法规,建立专门组织监测评估学校性别平等工作;从学校层面看,应以性别平等理念进行学校管理,将性别平等工作纳入学校工作计划,开展性别平等教育;从社会层面看,媒体应加大对性别平等议题的宣传力度,民间组织可依托服务项目主动投入到性别平等行动中来,民间组织和各级妇联以及性别研究中心应推动政府持续关注性别平等问题.     

高校教师工作与科研时间的性别差异及其中介效应分析——基于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2011年"我国科技工作者的时间利用状况调查"数据,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究造成高校教师工作时间尤其是科研时间性别差异的重要原因。分析结果表明:第一,高校教师不仅在教学、科研和总工作时间上存在性别差异,而且在睡眠、家务劳动这些非工作时间上也存在性别差异,这些差异在控制了年龄、婚育、学历、职称、机构类型的情况下依然显著存在;第二,非工作时间尤其是家务劳动时间的性别差异,是工作总时间和科研时间性别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家务劳动作为中介于性别与工作时间/科研之间的解释机制是显著的。上述发现意味着,对于高校教师群体而言,家庭内部不平等的性别分工延伸并影响着职业领域的性别不平等。     

浅析我国的离婚救济制度

2001年我国婚姻法修正案对离婚设立了三项救济制度,司法实践证明其中离婚损害赔偿制度难以实现并且弊端重重,而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和经济帮助制度还有待完善。由此,在借鉴各国立法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我国离婚救济制度,既能解决婚姻当事人因离婚而陷入生活困难的后顾之忧,保障离婚自由,又能真正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妇女婚姻解放运动考察

为使广大妇女从封建婚姻中得到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1950年《婚姻法》。该法律虽在内容上对妇女婚姻权益给予了充分保障，但妇女婚姻的真正解放则有待于《婚姻法》的贯彻实施。在中央的指示下，各城市对《婚姻法》进行了贯彻，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出现不少问题。为此，中共中央把1953年3月确定为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在改造干部和群众婚姻观念、加强《婚姻法》的宣传贯彻以及保障妇女婚姻权益等方面采取了多种举措，各城市也都积极响应和贯彻。最终，城市妇女的婚姻自由权益和人身权益得到了保障，新婚姻观也逐步形成。     

1950—1953年贯彻《婚姻法》工作述论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后,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经过初步的动员,各地贯彻《婚姻法》的工作启动开来,并在全国掀起了贯彻《婚姻法》运动的高潮。这一时期的贯彻《婚姻法》工作,尚带有强烈的政治运动色彩,直到1953年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后,才开始转入新式婚姻制度的具体建设阶段。1950—1953年贯彻《婚姻法》工作的进程,是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执政方式的一个重要步骤,并由此使中共中央进一步意识到加强宣传工作和干部教育工作的重要性。     

夫妻双方受教育水平对中国家庭内部劳动分工的影响

文章采用2012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2）问卷数据，选取2148个已婚家庭样本为观测对象，系统梳理研究了夫妻双方受教育水平对家庭内部劳动分工的影响。结果显示:家庭内部劳动分工中女性的家务劳动负担较重；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年龄、性别平等观念、目前工作状况、身体状况对其家务劳动承担比重有显著影响；而配偶受教育水平、女性收入贡献率、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生活满意度对女性家务劳动承担比重影响不显著。总之，受教育水平是改变家庭内部劳动分工，减少女性家务劳动承担比重的重要影响因素。     

《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改中的几个问题

《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改,应关注三个问题:一是应确立"保障妇女人权"、"性别平等"以及"禁止一切形式性别歧视"三项基本原则;二是应对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进行社会性别分析,在修改时加以完善;三是重视履行国际妇女人权公约,体现公约的精神和价值.     

女性与家务劳动研究初探——兼评《婚姻法》第40条的立法不足

妇女冲出家庭,走向社会是妇女解放的重要表现。今天,妇女在社会领域已享有与男子基本平等的权利,但在家庭中她们并没有享受到平等的权利,家务劳动仍由其无偿承担。这样她们承担了双重工作,使其解放从一定意义上成为形式符号。本文试从法律与社会的视角作为切入点进行研究,旨在找出一个最佳结合点,呼唤立法充分切实保障妇女婚姻家庭权益,从立法上保障妇女婚姻家庭权益。     

从夫妻财产制度的沿革论男女平等原则的逐步实现

世界上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性别法律制度演进模式,社会性别分析是研究男女平等问题的新方法。在我国,男女平等原则的宣示性规定具有社会主义性别法律制度演进模式的鲜明特征。随着夫妻财产制度的逐步完善,男女平等原则由形式平等向实质平等转变。物权法第99条关于共有财产分割的＂重大理由＂的规定,为夫妻财产规定的完善和男女平等原则的进一步实现提供了依据,婚姻法应予以细化。     

必须重视对违法婚姻的治理

今年是我国建国后第一部《婚姻法》颁布40周年,同时是第二部《婚姻法》颁布10周年。40年来,这两部《婚姻法》取得了巨大的功绩,婚姻家庭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平等、自愿结合的合法婚姻已在全社会占主导地位。但也要看到,各种各样的违法婚姻还大量存在,尤其在全民“普法”以后,违法婚姻有增无减,尽管不是主流,但如果任其存在和滋长,势必妨害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巩固和发展。违法婚姻问题,已成为一个受到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为了有效地治理违法婚姻,本文试就违法婚姻的概念、形式、危害、成因及治理作一粗浅的探讨。     

共建共享美好世界：关于全球性别治理“中国主张”的分析与阐释

全球性别治理是指以促进妇女发展、实现性别平等与公正为目标的全球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论述摘编》,特别是其中的第八专题集中展现了中国参与全球性别治理的多维实践和推动全球性别治理的“中国主张”。从中可以看出,中国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推动全球妇女事业合作的努力,是中国参与全球性别治理的具体实践;中国在全球性别治理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正在由“积极参与”迈向“主动引领”。全球性别治理的“中国主张”包括：保障妇女权益,让性别平等落到实处,推动妇女和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努力构建和谐包容的社会文化,加强全球妇女事业合作以及重视联合国妇女署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等重要内容。为推动中国更好地参与并引领全球性别治理,共建共享美好世界,需要持续关注和深入思考“对全球性别治理的认识”和“国家总体外交和全球性别治理的关系”两个方面的议题。     

论《婚姻法》弱者保护机制的立法完善

《婚姻法》以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人权理念与精神为其追求目标 ,对婚姻家庭中的弱者提供法律救济手段和保障机制。但我们也清醒地看到 ,由于《婚姻法》对弱者保护机制制度性的缺失以及相关内容的失之过简 ,难于操作 ,使保障措施不能够完全到位。妇女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时有发生 ,离婚后一部分妇女生活相对贫困化的问题也日见突出。为此《婚姻法》有待进一步完善其弱者保护机制。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家务劳动的论述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围绕家务劳动做了大量的论述。马克思着重考察了家务劳动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密切联系,他认为家务劳动不能被简单地判定为生产性或非生产性,而是具有复杂性质与形态的,家务劳动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了劳动力,而这一作用却总是被有意无意地遮蔽。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中考察了家务劳动与妇女解放的关系,提出私有制的消灭、作为经济生产单位的家庭的消泯、公共事业的发展都是家务劳动问题的应对之策。马克思恩格斯的家务劳动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的深层批判,有助于科学地理解劳动、性别分工、妇女解放等问题,也能够为中国的家务劳动实践提供指导。系统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家务劳动的论述有着深刻的理论价值和丰富的时代意义。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婚姻立法之嬗变

从1978年婚姻法的修改和制定被提上立法议程,到2008年,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与婚姻家庭观念与制度的革新,我国婚姻法已经走过了30年的岁月。30年来,婚姻家庭的立法理念从强调管制发展为尊重私权,注重保护公民的自由和自治权利,注重保障弱势一方和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强化法律救济和社会救助,我国婚姻法完成了从简单粗糙到制度化、体系化的华丽转身,加快了从形式平等到实质平等的变革。     

夫妻财产“归一方所有”之约定与第三人保护——基于《婚姻法》第19条的解释

夫妻约定某财产"归一方所有"是现实中的常见做法,该约定应依《婚姻法》第19条认定为夫妻财产制契约而非赠与。其物权变动,依《婚姻法》第19条第1款第1句之文义,亦不以交付或登记为必要。至于因无需交付或登记而带来的第三人保护问题,则可从《婚姻法》第19条第3款入手,适当地运用类推适用的方法,并佐以善意取得等制度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