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湖南时务学堂再研究

梁启超参与主持的湖南时务学堂在短时间里为湖南乃至全国培养了一批对西方近代以来新思想、新学说有相当体会的知识人,为维新变法以及后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输送了人才.首批40名学生在此后的十余年间大半死于国事,在戊戌变法、自立军起义、辛亥革命以及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中都立下了不朽功勋.这是湖南时务学堂值得夸耀的成就.然而,时务学堂在梁启超接手后,改变了创办宗旨,不是为湖南培养维新人才,而是成为其宣传个人政治主张的阵地,遂激起湖南官绅的激烈反对,并引发了所谓新旧思想的冲突.梁启超等人的这些做法对于开通内陆省份湖南的社会风气,无疑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然而毕竟欲速则不达.     

从梁启超对尼采的批判看其启蒙思想

梁启超作为我国现代启蒙时期的思想先驱,是较早把尼采介绍给国人的颇具影响力的人物.本文论及他1901年在<新民丛报>上提到尼采的两篇文章,以及他在1919年<欧游心影录>中对尼采的论述.梁对尼采的关注是与他对西学的态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对尼采"极端强权论"、天才优先论及个人主义等观点的批判反映了他早期的社会进化论、"群治"等核心思想,以及他后期对西方文明的反省.梁对尼采的批判性介绍也折射了他的启蒙思想中对西方文化谨慎取舍和保守的一面.     

从“开官智”到“开民智”:论晚清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路

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前提。晚清,在中外时局逼迫及体制精英诉求下,清政府通过政策变革、体制调整开辟了由官员现代化到民众现代化的自强之路。自洋务运动开始至清末新政早期,中国"人的现代化"主要是指官员现代化,即所谓的"开官智"教育。日俄战争后,随着"新政"向"宪政"的过渡,中国"人的现代化"除了继续"开官智"外,还有"开民智"方面的努力,中国社会进入了官智、民智齐头推进的新阶段。开官智、民智的内容也不再仅仅拘泥于自然科学知识,西方国家的政治智慧和体制优势也被大量借鉴。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明显加快了。     

从“开民智”到重构“国民性”:严复思想从早期向晚年的演化

严复的思想并不是以中西文化之争,而是以中国救亡图存的问题为核心来展开的.早期严复思想以“开民智”为中心,基本上肯定西学并否定中学；而晚年严复主要思考的是重构“国民性”的问题,在否定科学至上论的同时,强调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意义,实际上提倡中西融合.     

梁启超与文学界革命

19、20世纪之交,中国思想启蒙的主将梁启超以特有的敏锐自信,身体力行于文学界革命的理论与实践。20世纪初年兴起的文学界革命,是中国文学自我更新艰难变革的起点,它借助思想革命的力量,打破了旧有文学的因循死寂,勉力担负起民族精神革新、民族文明再造的重任,并在历史的废墟上,初步构建新文学的殿堂。本文试图以梁启超为中心,论述20世纪初年文学界革命的发生及其意义。     

梁启超与中国早期新闻思想启蒙

作为近代"思想界之陈涉",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系统阐述了报馆之责任、职能、地位、宗旨等议题,对当时报业状况作出深刻批判,进而提出报馆、报人之标准.梁启超对近代报业之兴起作出了重大贡献,是中国早期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     

"启蒙"语境里的"审美"艰难——论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文学变革的价值取向

以梁启超为切入点,从近代"启蒙"的思想来源、文化语境、审美迷思以及"民族-国家"书写等层面,对中国近代文学变革"启蒙"与"审美"价值取向的矛盾性进行再解读:在"启蒙"的语境里,文学的"审美"追求遭遇时代的艰难.     

论梁启超对近代韩国思想启蒙及其小说革命的影响

梁启超被认为是中国开一代风气的文化大师,是中国思想启蒙和文学革命的先行者。他的论述给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和文学带来了深刻变革的同时,对一衣带水的邻邦韩国的思想启蒙和小说革命亦产生了深远影响。凭借着《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梁启超成为近代韩国最知名的中国思想启蒙者。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引发了近代韩国的"小说革命",而站在同情的立场上分析韩国的衰亡以及要求新民启蒙是梁启超及其著述能够在近代韩国产生影响的根本原因。     

试析鲁迅与梁启超思想的代际嬗变

以思想启蒙为切入口 ,兼及国民性和文学观 ,进一步揭示梁启超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独特地位 ,梳理其与鲁迅之间的代际嬗变 ,对其历史意义与局限进行评析     

从痴迷到迷惘:梁启超与近代新学的历史命运

梁启超将近代新学与西学剥离,并非仅仅是思想认识的逻辑结论,而是时代性学术朝向发展的历史必然。他洞微察远的卓见予我们以更多的理性启示:首先,近代新学是清代学术内在动因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次,西学乃近代新学构成要素之一,但不是惟一要素。其三,康有为汇聚并整合了晚清学术文化的蜕变趋势,完成了由旧趋新的历史转折。然而,民国时期的梁启超对于"新学"却转向了批判检讨,这恰恰反证着近代新学的时代特性与历史定位绝难等同于西学。     

梁启超早期编辑活动对中国青少年的启蒙价值

梁启超在早期编辑活动中传播维新改良主张和国外先进文化 ,启迪几代中国青少年走上改良图强、救国救民之路 ,并引领青年开拓文化建设新领域。     

梁启超与中国法律史学的开新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他所涉猎的研究范围内,有不少是他首先开辟的领域或是前人很少注意的问题,中国法律史学便是其中之一.在法律史研究领域,他所阐发的法律史具有救治时弊功能,为中国法律史学科的开创与勃兴提供了理论依据;所总结的专史研究法具有从方法论上指导中国法律史学从传统向近代转捩的重要意义;所倡导的"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公理公例者"之治史旨趣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法律史学研究视野的开新.     

从志同道合到分道扬镳——杨度和梁启超关系叙略

１９２９年１月２９日,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卓越的学者梁启超在上海协和医院溘然长逝。在京沪两地举行的梁启超追悼会上,悬挂的歌功颂德的挽联、悼诗数以千计,惟有杨度的挽联有些与众不同。联云：“事业本寻常,成固欣然,败亦可喜;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①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两人关系的微妙之处。杨度是湖南湘潭人,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同属于封建士大夫出身的知识分子,都是中国近代史上声名颇著的政治人物,两人对当时的中国历史都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因此,了解两者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近代历…     

1898-1905年梁启超对西方启蒙思想的批判与继承

梁启超在政治上的主张是多变的,但考察其政治思想发展的轨迹却可以发现,梁启超的每一次思想改变,都伴随着学术理论的改变,即他在思想上和理论上都始终保持着一致性.维新变法时期以及赴日初期,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自由主义是梁启超思想理论的主导,他力主破坏、革命与共和;1903年游美归来后,他开始反思共和政体并暂时进入理论的迷茫期;1903年在对卢梭思想进行扬弃的过程中,接受伯伦知理和波伦哈克的国家思想,形成了新的国家学说,直接导致他在政治方向上再次回归到改良阵营.     

“新民”与“立人”:梁启超与鲁迅启蒙思想之比较

鲁迅"改造国民性"和奴性批判的思想与梁启超"新民"和反奴性的思想一脉相承,都把奴性归为中国国民性的病根,进而批判造成奴性之根源的专制主义。但维新派政治家梁启超与批判知识分子鲁迅的启蒙思想又不无分歧:梁启超的"新民"以英国式公民为典范,旨在以中等阶级为基础而陶铸公民;鲁迅的"立人"则以尼采的"超人"式审美乌托邦为理想,旨在以"天才大士"为桢干而达致个性解放的"人国"。与立宪派领袖梁启超之拥抱民主的启蒙主义相比,无政府个人主义者鲁迅对民主之以多数压制少数的"多数暴政"和平庸化的批判,则使其启蒙思想具有"反启蒙的启蒙"色彩。梁启超追寻之现代文明的"社会现代性"与鲁迅崇尚之精神自由的"审美现代性",表征着一个现代化改革者与一个现代性批判者、一个启蒙政治家与一个启蒙文人深刻的思想分歧。梁启超之民族自由主义的政治启蒙与鲁迅之浪漫主义的精神启蒙,相映成趣。     

论梁启超《西学书目表》的目录学成就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维新思想家和资产阶级目录学的启蒙者,他的《西学书目表》确立了近代目录学的三大分类架构,标志着中国近代图书分类法体系的诞生,在政治方面对戊戌变法时期的西学传播和思想启蒙发挥了重要作用。     

梁启超的反启蒙论述及其对抒情传统的阐扬

20世纪中叶陈世骧和高友工将抒情传统确立为中国文学、艺术的主流传统,后经几代学者讨论、传播,抒情传统论已经发展为近几十年的学术热点。而在陈世骧正式提出抒情传统之前,梁启超等人在五四时期就已经注意到了中国文化的抒情特质,这与跨越欧亚的反启蒙论述有关。在倭伊铿人生哲学的启发下,梁启超认识到精神与物质、情感与理性应该和谐统一。因此,他着意在理性高扬的五四时期申述情感的重要性,并系统梳理阐释了中国文化中的抒情精神,试图以情感反制理性主义的主导。     

新吾国 新吾民——梁启超国民性改造思想探析

面对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境况,梁启超试图深入到文化心理层面,提出"新民说"的救国之道,认为"新民为急务"。其新民方案是从新民德、新民智、新民力三个维度出发,新民德包括公德论,私德论,新品性即自由、进取冒险、自尊、合群、毅力;新民智,属于价值观层面。这三者又彼此相联系,共同为了新民气,改造中国国民性,铸造民族精神。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梁启超新民思想具有重要价值,其思想的深度及其力度,也不愧为思想之先觉者,从而进一步影响后世者进一步探索中国国民性改造的问题。     

梁启超的法治概念：一个思想史的考察

早期的梁启超,立足于“救时”,以政治为业,他理解的“法治主义”,可以称为救亡本位的“法治主义”。晚期的梁启超,立足于思想启蒙,他理解的“法治主义”,可以称为启蒙本位的“法治主义”。1918年是一个转折点,可以视为梁启超的“法治主义”从救亡本位转向启蒙本位的标志性年份。粱启超的“法治主义”,是理解现代中国法治观念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