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文化视角中的腐败成因初探

腐败的成因包括主客观两个方面。从主观上看，不仅应考虑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至少还应考虑行动的逻辑理性对当事人的制约。从客观上看，不仅应考虑宏观社会环境的影响，也应考虑特定文化氛围的制约。腐败、灰色腐败以及干部不正之风的成因，在亚文化视角中存在着共性。抑制其消极功能最基本的途径是深化改革。     

证明责任的作用与免除

证明责任是独立于具体的诉讼而由法律事先在涉案当事人之间进行预置的。从动态上看,只要诉讼一经发生,已经被预置的证明责任分配就制约着当事人双方的提供证据的行为,影响着诉讼的进程。并在辩论终结而有关要件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时现实地发生作用,即承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受败诉的结果。从静态上看,证明责任作用于要件事实或曰争点事实,这不仅包括实体法上的事实,也包括程序法上的事实。同时,出于诉讼经济或者公平的考虑,在一些特定的情形下,有关当事人需要承担的法定证明责任获得了免除。     

论腐败政治的一般本质

从广义上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本身就是腐败政治,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是清明政治。然而,当今世界,不仅资本主义国家存在腐败政治,社会主义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未能幸免。文章从政治学的角度,在分析政治一般本质的基础上,探讨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腐败政治具有相同的要素,但是其社会成因和归途具有很大的区别。     

对反腐倡廉法治化的探讨

腐败总是权力的腐败 ,反腐倡廉法治化从根本上讲就是对权力的制约机制法治化。本文认为 ,在我国应加强廉政立法 ,实现以法治权 ,确立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化 ,以权利制约权力 ,进行体制改革 ,以体制控制权力 ,严肃廉政执法司法 ,从法律责任上约束权力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下的腐败预防与路径选择

腐败问题是影响我国现代化建设与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不同历史时期腐败的成因及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制度赋予的权力才是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因此,从新制度主义理论出发,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为视角分析腐败问题的产生及制度预防,方可从源头入手,有效预防和治理腐败。     

涉诉信访成因再探 ——从外生变量入手的因果关系分析

从目前学界对涉诉信访成因研究来看,尚存在一定偏差。要找到涉诉信访的真正原因,需从外生变量入手进行分析。法院裁判不能满足纠纷解决的需要是涉诉信访产生的基本原因;作出裁判的低层级司法权力受到更高层级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是涉诉信访产生的深层原因;现有的信访问责机制下,诉讼当事人作为“理性人”进行利益权衡是涉诉信访的直接原因。运用外生变量研究方法,从法院、当事人、当事人信访所诉诸的权力位阶更高的主体三方面分析,涉诉信访的原因在于：诉讼当事人及其近亲属,希望通过更高级别的权力介入司法过程,改变其认为不公正的裁判来获得司法利益或者在不改变裁判的情况下谋取更多的司法外利益。     

民事诉讼平等原则的法哲学思考

从法理上看 ,确立当事人与法院之间、当事人与当事人之间地位平等的民事诉讼平等原则十分必要。而我国现行民诉法仅仅确立了当事人权利平等原则 ,而且也没有完全贯彻平等原则。因此 ,我国的民事诉讼平等原则应增加当事人与法院之间平等性的内容 ,并且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 ,以便平等原则得以充分实现     

试论“控权失灵”的成因及对策

构建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需解决"控权失灵"问题。"控权失灵"的原因在于权力主体对于权力的"内部人控制",解决的对策是建立权力制约和监督的"正人控权"模式,"管权管事管人",不仅挤压腐败空间,而且挤出腐败收益,从源头上防止利益冲突,从而有效治理权力滥用。     

论当前权力滥用现象的表现、成因及防治对策

腐败的实质是对公共权力的滥用,反腐败的实质也应是反对公共权力的滥用,反腐败的重点应放到制约公共权力的滥用上。着重从权力的配置、授予、运作、监督制约等角度提出了制约权力滥用的对策和建议,以期对我党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做出应有的贡献。     

惩治腐败的定量化研究

如何通过惩治手段使腐败决策者理性地放弃腐败 ,是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本文分析了风险中立型的决策者的腐败决策过程 ,认为提高腐败查处概率和增加腐败遭惩罚所带来的损失 (以下简称腐败惩罚损失 ) ,可以有效地制约其腐败行为选择。当提高腐败查处概率到 0 .5以上时 ,高薪才能养廉 ,同样条件下 ,无论腐败租金金额多大 ,也会失去诱发腐败的效力。腐败惩罚损失的大小是根据腐败租金来设定的。当腐败租金增大时 ,加大腐败惩罚损失使之超过前者的增加速度 ,或在前者不变时提高后者 ,能够起到制约决策者腐败的作用。     

疫情防控背景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适用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特殊时期,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被重新激活,对刑法第330条第1款的修订有其正当性基础,也是现实的迫切需要,更有利于规制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治的行为,有效惩治和预防犯罪。从客观方面来看,妨害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的传染病的防治也可构成该罪。从犯罪主观方面来看,该罪应界定为故意犯罪,这可以从刑法总则对过失的界定以及该罪的罪状表述推断出来。对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认定,从犯罪的四个构成要件方面,其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都可以明显区别开来;对于该罪的刑事处罚,要考虑的是结果与具体危险可以适用同一法定刑,而且在目前疫情情况下可以从严处罚。     

构建科学的中国民营银行发展的金融生态

金融生态理论认为金融生态包括主观上的生态的金融意识形态和客观上的金融生态环境,民营银行发展的金融生态包括主观上的社会认知体系、经济民主自觉性和摆脱“姓资姓社”“姓公姓私”思想束缚的“北京共识”和客观上的高效适度政府、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信用体系、社会担保体系、存款保险制度及最后贷款人制度、商业银行法律体系。     

环境犯罪主观方面探析

环境刑法是行政刑法的分支,具有行政刑法的双重属性。言其双重性,一是指行为人破坏环境的行为既触犯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又触犯了刑事法律;二是指破坏环境的行为既应受到行政处罚,又应受到刑事制裁。不论是行政处罚,还是刑事制裁,均需要从4个要件,即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来综合考虑行为人的行为。由此,环境犯罪的主观方面就出现了叠加的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行政法上对于行为违法性认知的主观状态,第二个层次是刑法上对于危害后果认知的主观状态。研究环境犯罪主观方面的意义在于对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做出适当的处罚。     

危险驾驶罪之醉酒驾驶构成初探

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危险驾驶犯罪,包括醉酒驾驶机动车情形。原因自由行为理论是醉酒驾车单独负刑事责任的重要理论依据。醉酒驾驶机动车肇事犯罪构成重在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其中,醉酒驾车构成犯罪的主观心态是醉酒驾车肇事时这个特定时段的心态,行为人主观上应持有间接故意。醉酒驾车构成的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法律已经明确,但有失笼统,应随着实践的发展进一步完善。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主观构成要件问题探讨

刑法学界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主观构成要件存在无罪过、严格责任等诸种观点 ,但这些观点都有不尽完美之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与其他一般犯罪相比 ,其主观构成要件有其特殊性 ,即应由对非法获取巨额财产的直接故意与拒绝说明巨额财产来源的直接故意双重罪过形式构成。     

区域产业投入优化的熵权系数模型研究

针对区域产业投入的优化问题,不仅考虑到投入的经济效益,同时也考虑了投入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综合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建立熵权系数模型,以确定各产业的最优投入,并举例说明模型的应用.     

结果加重犯之罪过新论

传统结果加重犯理论强调加重结果对犯罪认定的决定作用,暧昧结果加重犯之主观罪过,割裂行为主客观方面的内在联系,曲解行为概念的实质意蕴,陷入罪过判断的误区.为拨误反正,结果加重犯的判断需要在肯定罪过原则的基础上颠覆传统罪过理论之纯粹主观心态的偏见认识,肯定主观罪过在犯罪认定中的核心作用,并从主观罪过的内容及其实现程度考察行为的因果发展进程.同时,明确行为概念的控制内涵,揭示犯罪本质源起刑法所保护利益的对立意志,进而从行为人的罪过把握结果加重犯.     

医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培养策略

在分析当前医生主观幸福感现状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了医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当前医生主观幸福观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其影响因素包括客观因素(职业压力、医院管理制度、医患关系、工作家庭关系等)和主观因素(人格特征、压力应对方式、成就动机程度等)。据此,分别从医院管理层面和医生个人层面,就如何提升医生主观幸福感进而创造更好的医疗体验,提出了对策建议。     

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论析

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是我们党提出的新世纪前 20年的发展目标。本文在分析了确定这一目标现实性的基础上,从社会发展的层面分析了未来这种小康社会,以展示出它的“更高水平”。     

高师教育目标管理的审思与构想

通过厘定高师教育、目标管理、宏观与微观、主体与客体诸范畴 ,阐释数量、质量、结构、效益的结合 ,是高师教育目标管理宏观与微观的统一 ;本文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的结合是高师教育目标管理主客体的统一。认为应以加强目标管理为主导 ,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高师教育目标管理运行机制 ,努力实现宏观控制与微观调节相结合 ,充分发挥主体的主观能动性 ,调动其积极性 ,以适应知识经济社会和素质教育的时代要求。并从操作层面上 ,勾勒了高师教育目标管理的要求、路径和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