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晚清山西民教争端的起因和处理——以迎神赛会引起的民教冲突为中心

晚清以来,伴随着西方列强入侵的步伐,基督教也在中国广泛传播起来。西方异质文化基督教在与传统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碰撞中摩擦不断,民教冲突是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内陆省份山西基于其特有的传统地方社会环境,民教冲突异常激烈并且特点显著,由迎神赛会所引起的民教争端频繁发生。围绕迎神赛会产生的众多激烈的民教冲突,归根到底是由于非信教平民乃至官绅阶层与教民在文化习俗、经济利益、地方社会组织管理等各方面权益的相侵和冲突。官府对民教争讼的判决结果通常利于教民,这是处于中央和外国势力压力下的官员妥协自保的结果。     

闽东疍民的习俗与文化

闽东疍民文化(习俗)内容丰富,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和族群特色,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流失速度很快,应当引起注意.     

闽东蛋民的习俗与文化

闽东昼民文化（习俗）内容丰富,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和族群特色,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流失速度很快,应当引起注意。     

明清妇女生活与佛教信仰

明清时期佛教信仰在妇女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妇女俗尚佛事。这些佛事与妇女生活密切相关,一方面成为她们精神上的寄托,另一方面也使她们得到了休闲娱乐和社交的可能。社会的崇佛风气、佛教自身的吸引力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是这时期妇女信佛普及的原因。     

洋教征服·乡村社会秩序裂变·民教分化、冲突之源起

19世纪五、六十年代 ,随着西方教会势力的侵入 ,晚清乡村社会出现了一个重要现象 :乡村社会传统秩序和规范开始发生破裂和变动。与此同时 ,民教分化和冲突与反洋教斗争重叠在一起 ,愈演愈炽 ,成为牵动晚清中外关系的一根最敏感神经     

闽东木拱廊桥空间中的民间信仰文化研究

闽东木拱廊桥除了具有连接交通、村落造景功能以外,还与神灵崇拜连一起,是闽东乡村民间信仰依托的载体,是闽东乡村民间信仰的最集中的场所,成为闽东区域文化的一大特色所在。闽东木拱廊桥民间信仰有广泛的受众基础,木拱廊桥的信仰神来源广、种类多,功能多样,所构成的信仰体系连接了历史与现实、生与死、精神与物质,体现了闽东区域民间信仰巨大的包容空间。闽东木拱廊桥信仰以其开放性、平等性和包容性,成为闽东农村乡民的＂精神家园＂,在农村社区中扮演着＂精神诊所＂的作用,丰富了木拱廊桥作为区域文化的精神内涵,对闽东木拱廊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明清碑刻资料中的水神信仰类型

明清时期,忻州地区的水神信仰十分盛行,这在当时的史料中多有体现.本文以忻州地区为例,通过研究明清碑刻资料,发现该地水神信仰的类型庞杂,除了传统的龙神外,山神、历史名人、地方神祗、宗教人物、本土人士都加入水神的行列,而且水神信仰与其他的民间信仰是杂糅在一起的,其自发性、农事性、功利性,地域性也更为明显.     

“洋教征服”·乡村社会秩序裂变·民教分化、冲突之源起

１９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乡村社会传统秩序和规范在以炮舰和特权为后盾的教会权威的挤压下,再也无法保持原有状态而日益发生破裂和变动。在征服与反征服的历史背景下,乡村普通乡民对附着于外来教会的中国教民的敌视和对立与他们对“骑着洋枪杆儿”进入他们家园的传教士、教堂的敌视和仇恨几乎同时产生。民教之间的分化与冲突,乃势所必然,并且愈演愈炽,成了晚清牵动中外关系的一根最敏感神经     

明清时期海神信仰与海洋渔业的关系

明清时期中国沿海渔民的种种海神祭祀活动,尤其是渔船上神龛供奉的诸神合祀现象等,揭示了海洋渔业生产与海神信仰的密切关系。渔民的海神信仰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即平安捕鱼、多捕鱼、捕好鱼。这是渔民海神信仰活动的出发点与归宿点。但海神祭祀活动只能是消除渔民的紧张心理,获得心灵上的宽慰,从而增强漂泊于大海的信心与勇气,去追求海洋渔业的经济利益。     

明清时期疍民社会与中国对南海诸岛的管辖

疍民以河海为主要劳动对象,以舟艇为主要生产工具,是连接陆地与海洋的"媒介"。疍民世代从事水运及海洋渔业,劳作并固守在国家的第一道海防线上。本文在回顾明清时期中国对南海诸岛的管辖以管窥国家海防策略如何参与缔造"疍"的族群标识,以及"疍民"与"水军、岛贼、倭寇、海盗"等群体之间的身份流动。本研究探索明清以来疍民的"国家化"和"汉化"过程,为我国对南海诸岛的管辖提供历史证据。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灌溉水利的发展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粮食供应严重不足,并且,该地区河流易盈易涸,塘堰易于冲击、淤塞。面对这不利的自然条件,徽州地区的灌溉水利有明显的发展,体现在塘堰灌溉工程数量的增多、塘额的大幅度扩大、对旧有塘堰工程的修治、对水资源利用的扩大与改进等方面。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汉语研究的科学化——明清之际基督教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明末清初之时,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传播基督教的同时,也将西方的文化、科技,甚至科学方法传向中国。在研究西学东渐时,人们较多关注的是西方传来的自然科学和哲学思想,而对传教士对汉语的研究关注不多。利玛窦、金尼阁等人用西文字母拼读中国汉字的方法,直接影响到了后来汉语的拼音思潮和运动。同时,传教士们用西方的科学方法对汉语的研究,对后来的汉语研究的现代化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传教士对汉语研究所产生的影响,也启发我们对跨文化传播作深入的思考。     

明清族商研究的倡言与思考

关于中国古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历史的研究,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成果很多.然而,从商人及其资本的内部构造来探讨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却是以往研究中较为忽视的领域.明清"族商"研究概念的提出,以及对家族、乡族商人及其资本的内部构造与商人群体、资本群体的运作模式进行考察,对其所蕴藏在文化意识之中的多元经济观念进行审视,有助于寻求多视角地认识中国传统商人及其资本的变迁之路,从而对中国传统商人与资本的内在本质及其发展前景,形成一个更为全面和客观的评价.     

论明清时期义学的办学机制

为了给当代民办教育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利用明清政府文件与地方文献资料,采用综合分析归纳的方法,对明清民办教育中的义学从办学目的、教学内容和运作方式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地考察,说明民办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明清时期文人小说家“发愤著书”纵观

发愤著书,是明清时期文人创作小说的主要动因之一。文人发愤著书,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到“借乌有先生,发泄黄粱事业”,再到“写自家见闻亲历,抒穷愁不平之志”的演进过程。这是小说家由远距离寄托到近距离观照的过程,同时也是通俗小说由改编走向独创的过程。在这样的演进过程中,小说家的主体意识与创造性皆日趋增强,而小说反映社会、抒情言志的艺术功能也越来越强,并由此产生了一大批艺术水平高超的传世之作。     

明清之际红夷大炮的威力概述

明清之际从西方引进的红夷大炮 ,是 16至 19世纪英制火炮或同类大炮的通称 ,其间流入荷兰和欧洲各国。因其威力强大 ,后又经不同途径传入中国 ,其技术特征和威力优于同时代中国的火炮。     

明清之际湖北地区的教育与书院

明清之际湖北地方基础教育发达,地方官学虽有一定程度发展,但是由于与科举相结合,日益腐朽,加以明清时期湖北人口剧增,地方官学无法满足地方中等教育的需要,因此,书院取代官学成为地方主要教育场所。书院也是地方人材培养中心和地方文化、学术中心。     

明清小说中的占候

文章论述了古代占候术在明清小说中的种种表现。认为占候术对明清小说的结构艺术-诸如气氛渲染、伏线设置、情景描写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也体现了明清人的原始心理和思维方式。     

明清福建禁戏与戏曲生存状态

明清福建禁戏主要体现在禁淫戏、禁夜戏、禁酬神演剧等方面。禁戏反映出了统治者正统思想与民间俗文艺之间的矛盾,还体现了福建戏曲的生存状态与演变趋向。禁戏使戏曲向雅化与规范的方面发展,有着审美意义上的改进,但却给民间戏曲特有的群体性娱乐活动带来了较大的压制。     

明清铜钱流通体制的式微与重整

明中后叶形成的银钱并行格局一直延续至清代,但相同的货币格局下,两朝政府对钱法的管理能力却显现出很大的区别:明朝自成化弘治时期(1465—1505年)以后强力疏通钱法、屡开铸局挽救铜钱流通体制,然效果甚微,明晚期私钱泛滥、铜钱价值紊乱、银进钱退、铜钱流通范围大幅缩小,政府几近丧失对货币市场的干预能力;反观清朝,铸钱制度有序开展,钱价围绕官价上下波动、较为稳定.铜钱流通突破明代"行钱之地"的局限,出现广泛的"钱进银退"现象.政府对货币市场的干预能力相对较强.明清铜钱流通体制从式微到重整的转变原因在于明清商品经济既有基础不同,市场组织力量存在差异,民间对于小额通货的需求不断上升,以及最为关键的原因是清廷强有力的货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