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阶层认同"缺乏的成因及后果

通过对当前我国城市公众的主观阶层认同情况的社会调查结果以及与其他国家的比较研究,我们发现中国城市公众的主观阶层认同表现出一种"向下"偏移以及"中间阶层认同缺乏"的特点.这与我国社会结构中"中间阶层"萎缩的客观状况是一致的,喻示着一种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人们的阶层认同状况对其社会公平感、社会冲突感和冲突行为倾向都存在相当显著的影响."中间阶层认同"的缺乏,已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构成一种隐忧.     

论现阶段我国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

随着私营经济的发展,私营企业主群体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迅速成长起来,其政治参与开始显现且呈扩大趋势。重视并研究该阶层的政治参与情况,有助于化解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实现社会稳定。     

刍议和谐社会视野下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私营经济的发展,私营企业主群体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迅速成长起来,其政治参与开始显现且呈扩大趋势。重视并研究该阶层的政治参与问题,对化解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文对现阶段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原因和路径选择作了初步探析。     

汉族儒士：元代政治中的边缘人

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政治领域,士阶层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成为历朝历代的统治支柱之一,然而在元朝,士阶层、尤其是汉族儒士群体,在蒙汉文化冲突的大背景下,被挤出了元朝政治领域的中心,成为政治上的边缘人.     

中间阶层的结构功能与政策选择

中间阶层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力量,是和谐社会生成的基础,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和推动民主化的原动力,是市场最重要的消费群体。大力培育中间阶层是每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培育中间阶层,一要健全社会流动机制,实现中间阶层形成和发展的社会条件;二要改变中间阶层在政治和法律上的弱势地位,保证其发展的稳定性;三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保障其市场主体地位。     

新中国阶层结构变迁与政治整合60年:过程、特征与挑战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政治整合先后经历了"改造式整合"、"运动式整合"、"无意识容纳"、"选择性整合"等阶段,并逐步显示出"全面整合"的特征.与此相应,中国社会在经过长期的"阶层合化"之后重启了"阶层分化"的进程."阶层分化"虽然有效释放了社会发展空间,但是整合机制的滞后性却制约了社会阶层的正常分化,造成"阶层分化"与"政治整合"之间的结构性紧张.目前,阶层冲突增多、阶层结构失衡、分化动力不足以及各阶层政治参与需求增长等,都对新时期的政治整合提出了新的挑战.     

中产阶级"稳定器"理论质疑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产阶级政治上温和保守、具有阶层冲突的缓冲作用、能体现社会主流价值观,是社会的"平衡轮"与"稳定器".然社会稳定实质上是一个多维度的复杂系统工程,稳定应是各子系统交互作用、综合作用的结果,是整个社会阶级阶层之间利益协调与共同发展作用的结果.对中产阶级理论中的"稳定器"说,应持审慎态度.     

试论中国中司阶层的社会特征及其未来发展

中间阶层是处于社会高层和社会低层之间的缓冲层,他们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力量;中间阶层是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其消费观念保证了社会庞大稳定的消费市场;中间阶层还是推动我国文化进步,支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中坚力量;特定的经济结构、职业结构和教育结构是中间阶层赖以形成的土壤。     

新社会阶层的社会特征分析——以江苏为例

目前,新社会阶层的阶层意识、政治态度、社会态度等社会特征成为直接影响其作为一个阶层出现的主观条件。调查显示,新社会阶层的阶层意识并不强烈,阶层之间虽然在社会特征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均表现出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积极的社会态度。新社会阶层作为我国社会中间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断发展壮大将促进我国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     

试论当代中国政治整合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下的利益分化和阶层分化带来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引起阶层间和群体间的冲突和矛盾,如何通过政治整合机制协调社会各群体和各阶层间的矛盾与冲突,是今后一段时期内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议题。然而,当前我国政治整合机制呈现出政府间过度竞争、政治整合方式缺乏与时俱进、政治整合路径互动性不足、政治整合机制缺乏对道德建设的投入以及政治整合与政治分化发展不均衡等局限性,阻碍政治整合机制发挥其应有的优势。针对以上不足,当前党和政府应在提升政府行政行为的科学性与有效性、探索政治整合资源与途径、加快政治参与机制建设、构建新型文化道德体系以及完善利益分配机制等方面提高政治整合机制的运转效率,推动我国政治发展。     

争论中的中国中间阶层:问题与焦点

近几年来,围绕中间阶层的研究出现了较多的分歧和争论,集中表现在对中间阶层概念的界定、规模的认同、社会功能的认识以及发展程度的看法等方面。学者界定的中间阶层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概念界定是一种"去两边,存中间"的高度抽象的定义方法,但存在边界模糊、内涵不确定等不足;狭义的概念界定方法本质上是一种"特征描述法",特别是将中间阶层的外延界定为城市居民,无形中缩小了中间阶层的规模。其实,中间阶层可界定为:对社会资源和机会没有强控制力,处于一种生活自主、价值独立、具有自我满足感并适应性生活的生存状态的社会群体。这一定义的优点在于:揭示了中间阶层的本质特征和社会属性,消解了中间阶层概念的时空限制,避免了因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引起的歧义;强化了主观认同和感受在中间阶层认定中的作用,明晰了中间阶层在社会阶层序列和结构中的位置,明确了中间阶层的边界。至于中间阶层的规模测算,无论用经济指标测算,还是用综合性指标测算的方法,都是不理想的。比较理想的情况是,将客观统计指标和主观认同指标结合起来。对我国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要做细致分析,不能笼而统之下结论。中间阶层根据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历程,可分为传统中间阶层和新式中间阶层,目前二者并存。判断中间阶层发展的程度,首先要确立评判的角度和标准。按照"四个标准"的要求,中国的中间阶层还未真正形成。中间阶层的形成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趋势。     

利益差异效能累加:群体冲突的触发根源——以斯梅尔塞的“价值累加理论”为诠释框架

中国当前正处在体制快速转轨、社会快速转型的急剧变迁和发展时期,随着经济成分、社会结构、利益格局以及人们价值观念的重大变化,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差异的效能累加正成为转型时期逐渐显现和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冲突和群体事件的触发根源。直面和解决中国快速转型时期严重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群体性社会冲突已成为当前中国政治社会的重大现实课题。对于群体事件,结构功能学派的斯梅尔塞提出了"价值累加理论",即从有利的结构、结构性紧张、普遍情绪或共同信念的产生、集体行动的诱发因素、参加者的行动动员、社会控制能力六个累加的流程来分析群体冲突,为我们全面掌握由于利益差异的效能累加而引发的群体冲突的发生机理提供了较为系统的诠释框架,也为我们直面当代中国政治和公共管理实践必须解决的这一重大现实课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对策机制。     

潜藏风险的六种社会公众心理

1．在我国目前新的发展阶段．发生社会冲突的诱因以及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可能并不来源于客观阶层所划定的社会底层，而是来源于参照群体比较中认同阶层比较低的人群。调查表明，越是将自己认同为上层阶层的人，就越认为现在和将来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越小；而越是将自己认同为最下层的人。     

中间阶层还是中产阶级?——对中国中间阶层的一些思考

中产阶级是指那些在社会资源的占有上处在社会结构中间层的群体,在西方即指人口数量最多的阶层。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收入方面的概念,还是一个政治概念,即代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阶层。中国至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转形,分化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但这个中间阶层不等于西方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它在中国产生的时间很短,数量有限,目前普遍采用的是框定在经济范畴的模糊名称“中等收入阶层”,与西方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不是一个概念。     

妥协机制与社会公平正义

当前我国社会出现的贫富阶层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社会不公平现象,主要是由收入分配的不合理造成的.实现社会公平是和谐社会追求的目标,如何实现社会公平,化解、缓和贫富阶层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除了政治、经济、法律等外部手段以外,妥协既是一种实现利益公平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一种协调与缓和人与人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利益矛盾和冲突的有效机制,并且妥协具有内部性、自愿性、低成本性和彻底性等优势.     

贫富差距与当代中国阶层关系

调整阶层关系是新时期我国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但是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增加了调整这一关系的难度,并在利益差别的基础上形成了四对显性社会矛盾和三对隐性社会矛盾。四对显性矛盾是：各高收入阶层与各低收入阶层的矛盾、各高收入阶层与党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各低低入阶层中的部分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矛盾、某些低收入阶层之间的矛盾。三对隐性矛盾是：社会经济利益差别与政治一体化之间的矛盾、党的领导与人民群众对现行体制和政策满意程度之间的矛盾、精神文明建设与贫富差距造成的观念情感"壁垒"之间的矛盾。目前社会成员之间的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实现,都包含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之中,因此要在现代化和改革的旗帜下建立各阶层巩固的政治联盟。同时,解决新时期的社会矛盾必须有新的思路,即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社会矛盾要采用过渡性的方法;对于新型社会矛盾要采用新的方法;对于可能出现的社会矛盾,要超前探讨解决的思路和对策。     

中间群体:在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

在国家政权和乡村社会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中间群体。其产生,或源自天然,或应国家政权和乡村社会之需,带有国家政权或乡村社会或兼具二者的秉性。其产生后,与国家政权和乡村社会两个层面均展开互动,对二者的影响或强或弱,或协同或冲突,进而作用于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关系的演进。在互动中,有限的空间、独立的意志和自身的能力三者制约着中间群体的生存与发展。对中间层的分析可以丰富"国家-社会"理论范式。     

社会转型期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风险及规避

在社会转型期,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如不能处理好民主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张力关系,就会带来群体极化、"公意"形成困难、社会恶性冲突及民主虚化等可能性风险。如何使我国社会转型和民主政治发展之间初始的良性关系获得持续性,选择并坚持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建设道路,仍然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要规避我国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丰富民主实现形式,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制度化建设。     

城乡统筹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的实质是公民权益问题。农民工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因城乡二元体制而出现的一个特定群体,农民工不是一个稳定的同质群体,不是一个阶层,更不宜划为政治界别。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数以亿计的公民因离开户籍所在地而难以获得公共服务,是城市若干矛盾、问题、冲突存在的重要原因,也是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度障碍。随着城乡统筹社会管理制度的建立、健全,以及法制的不断完善,当劳动者权益和公民权益在城乡都能得到同样的保障之时,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将会得到制度的支持和保障,农民工问题也将逐渐消解,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试论利益妥协与阶层合作

30多年来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利益格局的改变,利益格局的变化导致阶层的分化,贫富阶层间的利益矛盾冲突不断显化与深化。本文围绕利益妥协和阶层合作探讨利益妥协和阶层合作之间的内在联系,寻求政府、非政府组织在化解阶层矛盾、促进阶层合作中的积极作用,试图为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实现社会公平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