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政府下的行政许可--论《行政许可法》的制度创新及其缺憾

有限政府是现代民主对政府的目标追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求政府的行为都必须在有限政府的框架之内,尤其是从权利的设定、行使和责任上,都必须严格在规定的范围内.而行政许可作为政府规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样需要遵守上述规定.从以上三个标准来考量,《行政许可法》在行政许可的设定、实施和责任机制上较以往都有所创新,但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必将会使得行政许可在现实的实践中遭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境和问题.     

市场失效与政府经济规制分析

市场失效与政府经济规制分析陈孝兵令狐岩芳市场在配置资源过程中，也存在着“市场失效”的问题，正是这种意义上的失效，才界定了政府经济规制的基本内容与范围。构建合理而高效的政府经济管理体制，必须从市场失效方面寻找突破口，因为在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时候，政府强...     

论职业许可制度的成因——一个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

公共选择的分析方法与行为假设包括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经济人"假设和作为交易的政治。在公共选择理论的视野中,职业许可是规制俘获、政治屈从或不计代价率性而为的结果。以公共选择理论对职业许可进行解释,其价值在于对改革和完善职业许可制度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其局限在于该理论对人性的刻画过于绝对,忽视了人性的多样性和多面性。     

数据挖掘的正当性论述及法律规制路径

数据挖掘作为大数据技术,是信息增值的必要条件、数字经济发展的技术引擎以及政府数据开放的内在要求,具有正当性.但其同时产生隐私侵权、社会歧视、利益分配等个人自治以及社会治理难题,引发正当性困境.对此,应构建数据挖掘的法律规制路径,确立"鼓励挖掘—安全保护—平衡协调"相统一的规制目标,完善数据立法以明确数据挖掘规制的规则,选择个人数据主体、数据挖掘主体、政府合作规制的规制方式及规制手段,赋予个人数据主体事后选择权,明确数据挖掘主体的保护义务并落实政府的数据推进和监管职责,以期实现技术与法律规制的互动融合,促进我国数据产业的良性发展.     

政府规制改革:从公私合作到新公共服务——以城市水务为例

通过分析公私合作在我国水务产业中的运用,发现我国水务规制中存在着规制目标偏离、政府承诺缺失、规制机构权责不明确、规制机构的规制能力不足、缺乏有效的规制法律体系等问题。结合新公共服务理论"重视公民权、强调公共利益"的理念,我国水务规制改革的范式应从公私合作演进到新公共服务:以公共利益作为水务规制改革的最高利益标准;将中介组织和公众纳入规制主体;对规制机构进行再规制;建立有效的规制法律体系;在规制方式上引入对话与协商。     

从强制许可到条件许可——当代中国城市户口迁移许可制变迁分析

经济改革前后,中国城市户口迁移许可制呈现不同的形态与模式:经济改革前,中国城市户口迁移许可制是一种强制许可的模式,改革后,该模式逐渐演变为条件许可制。在城市户口迁移强制许可制下,许可条件是正式劳动关系;许可方式是中央政府主导的、以指标为中心的行政审批;许可结构是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单位—个人"组成的四级单向度模式。在城市户口迁移条件许可制下,许可条件具有市场交易性;许可方式是地方政府主导的、以政策为中心的行政审批;许可结构是由"地方政府—企业—个人"组成的三级相互反馈的结构模式。城市户口强制许可制形成的历史与逻辑根源在于全能主义模式下,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能量输入与能量输出过程所产生的制度需求;城市户口迁移从强制许可到条件许可的原因在于组合主义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新型结构关系的出现与发展。     

环境规制实施的路径依赖——对中美环境规制形成与演化的比较分析

环境规制实施效果不仅取决于当前的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而且还受制度演变的影响,因此有必要从路径依赖的视角探析环境规制建立的基础及其对规制制度演变的可能影响。中美两国在环境规制构建基础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美国环境规制建立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中国,公众是规制构建的主要推动力量,且规制机构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中国环境规制则采取自上而下的组织方式,机构先天缺乏独立性,环境规制往往沦为地方政府相机使用的政策工具。在路径依赖作用下,环境规制的构建基础将在制度演变过程中不断被固化,关于环境规制改革的任何举措均不能忽视这一影响。未来中国需要根据制度环境做出适当安排,大力提高环境规制机构的独立性,同时不断提升公众参与环境规制的范围和层次。     

论政府规制的行政性维度

政府的行政性规制是政府采用行政命令、行政规定、行政指示以及下达指令性任务,按照行政系统、行政层次、行政区划来管理社会,满足社会对它提出的功能需求。文章从政府规制的目的是修正市场机制的缺陷、保证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理论前提,提出政府行政性规制必须具有一个科学的维度,具体概括为六个方面,即政府规制的行政基础、政府规制的行政尺度、政府规制的行政目标、政府规制的行政要求、政府规制的行政约束和政府规制的行政底线。     

环境治理公私合作模式的法律规制——以私人参与式治理模式与公私合作治理模式的关系为视角

公私合作模式作为一种新型的环境治理方式具有广阔的适用空间，同时也面临着规制路径不明的现实困境。长期以来，我国的环境法治建设以私人参与式治理模式为主。在环境法领域，公私合作治理与私人参与式治理两种模式在理论基础、制度依据、实践现状等方面既存在差异也具有紧密联系。私人参与式环境治理模式的传统既从功能层面强化了公私合作的合目的性，也在规范层面造成公私合作中潜在的秩序失衡隐忧。应当在借鉴私人参与式治理模式有益经验的基础上，从三个方面构建环境治理公私合作模式的规制体系：将公私合作型环境法作为发展方向，实现环境治理模式间的功能性衔接，细化落实任务导向的具体合作制度。     

中国城市供水价格规制机制与改革对策

中国城市供水价格规制机制改革的基本取向是在激励相容约束和参与约束的前提下,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建立能够激励供水企业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和服务水平的激励性价格规制机制。尽管中国经济体制和水价形成机制与英美等国存在差异,但美国的收益率规制有助于实现供水企业合理的利润水平,英国的价格上限规制能够激励企业提高效率,这两方面都应是中国城市供水价格规制改革的借鉴重点。中国城市供水价格的成本加成规制机制,应在科学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和充分结合具体国情的基础上,重点在完善定价目标、科学确定供水成本、合理设定企业利润、完善阶梯水价制度、强化公众监督、实施差别定价以及实施激励性价格规制等方面深化改革,以实现供水价格规制的目标。     

政府在产业集群成长运行中的作用研究——基于博弈的分析

产业集群本质上是一种协调经济活动的制度形式,它虽然兼顾了企业与市场的双重优势,但在公共产品提供、负外部性等方面仍存在不足。政府作为规制经济活动的外部力量,应承担起弥补其不足、推进其发展的重任。"推进者"角色是政府在产业集群成长运行中的理性定位。通过对政府策略选择的博弈分析,认为积极的基础设施投资行为,不仅为地区产业集群的良性发展创造条件,同时能使政府获得更多的税费收益。出于对本地资源优势及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的考虑,政府的理性选择应是不实施地方保护。政府对集群成员机会主义行为的惩罚,可使集群成员在追求更高收益的过程中选择帕累托最优行动,最终有效降低集群成员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     

论宗教文化遗产资源开发的政府规制

由于宗教文化遗产的稀缺性、公共性以及法律的不完备性,所以在其保护与开发中应加强政府规制。目前中国宗教文化遗产资源政府规制主体存在独立性和专业性缺乏、以发挥综合性规制机构的作用为主、管理职能和规制职能混淆等问题;文化遗产政府规制模式的权力归属于政府机关,行政垄断严重;宗教文化遗产政府规制法律法规立法滞后、缺乏配套法律;我国的宗教文化遗产政府规制手段单一,规制的各种手段之间不协调。因此应该明确规制主体,改变规制模式,完善规制法律,运用多种规制手段,才能更好地保护宗教文化遗产。     

经济法视野下的“毒奶粉”事件之思考——兼再论“转轨经济法学”等类似观点不可取

"毒奶粉"事件实际上是中国特定国情下市场失灵的一种表现.经济法价值理念急需转型,避免重走西方国家的老路.经济法价值理念及其具体制度的构建和完善不仅仅满足于克服市场失灵的事后救济功能,更要满足于前瞻性功能和预防性功能,以避免或尽可能减少市场失灵的出现,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基于转型的经济法价值理念,构建和完善市场规制制度和宏观调控制度,以解决诸如"毒奶粉"事件等问题.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合理设计政府权力,解决权力对谁负责的问题;完善官员问责制的法治化等.通过制度性障碍的思考,以此从根源上遏制或减少诸如"毒奶粉"事件等问题的发生.     

政府还是市场:后危机时代金融规制与监管体系的重构

要辩证看待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角色和作用,政府并非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在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应扮演"无为之手"的角色;而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要避免政府从"扶持之手"变成"掠夺之手"。作为转型经济体的中国,由于实践惯性、思维惯性以及利益惯性这三方面的路径依赖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要重构中国金融规制与监管体系,面对的不是西方国家不断强化政府规制的问题,而是一个不断放松规制的问题。     

低碳规制的“效率困境”内生性因素分析——基于“认知-态度-行为”模型的调研

"十一五"期间,我国低碳发展取得重大成绩,但强有力的行政干预措施遭遇了"政策供给高成本"和"生活模式高碳化"的激励效率困境,低碳规制效率呈现出"中央-地方-公众"逐层递减的现象。政府作为低碳治理的核心行动者,其低碳理念、行动偏好和行动意愿是导致低碳规制产生效率损失的内生性因素。政府低碳治理的问卷分析表明,目前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经具有了一定的低碳意识,但在低碳理念、治理动力和规制偏好上存在博弈性偏差。     

中国基层安全治理的数据挖掘与风险预警机制研究

近年来,大数据技术开始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的诸多领域逐步蔓延,数据导向的决策技术俨然已经成为国家治理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方法选择。应以基层安全、大数据挖掘与风险预警为核心内容,以理论分析、技术实现、系统研发为基本路径,建构基层安全的情报来源系统、情报研判和风险预警系统、政府决策辅助系统,在实现路径上具体涉及基层安全的指标设定及权重分配、信息获取、监测监控、预测预警、综合研判、辅助决策等方面。未来在大数据的应用上还应构建法律规制环境,防止过度数据挖掘所造成的合法性风险。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模式与政府职能的宏观分析

本文从动态与静态两个视角,考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定位与政府模式选取问题。动态分析主要考察西方国家政府与市场的互动关系,简要归纳政府职能在市场与政府之间的不同定位,从中揭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选择是一种寻求恰当结合的战略选择,同时表明政府职能演变的哲学逻辑,即自由主义的否定之否定。静态分析主要从政府优势和政府缺陷两个方面,揭示政府应该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主张建构一种超越传统“小政府”和“大政府”的高效率的“有限政府”模式。     

行政允诺规范化探析

行政允诺作为一种柔性的行政行为模式,顺应了构建服务型政府及和谐社会的时代需要,体现了行政权运行方式,从传统的刚性规制模式向晚近的柔性规制模式的转换,开辟了公民参与行政管理的新途径。由于在理论研究、程序设计、监督救济上的滞后,导致行政允诺的运行实效大打折扣,因此,我国必须加强对行政允诺的理论指导、程序控制、监督与司法控制,以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环境犯罪行为比较研究——以刑事立法为视角

环境犯罪行为的范围与设定模式是环境刑法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从环境刑法与环境行政法规的关联程度、对环境犯罪行为进行的程度要求、环境犯罪行为涵盖的范围以及环境犯罪行为的立法体系选择等方面入手,各国对环境犯罪行为做了不同的规定。比较考察我国环境犯罪行为的规定,则存在立法形式单一、行为类型设定简单、涵盖范围狭窄以及行为体系零散、归属错位等问题。我国环境犯罪行为的立法完善应该从注重立法形式的多样化、注重行为类型的阶梯化、适当拓展环境犯罪行为的涵盖范围、合理确定环境犯罪行为体系等方面入手。     

食品危险的刑法规制及其改进

风险社会背景下的食品危险有其自身的鲜明特征。刑法对食品危险的既有规制存在章节归属不当、调整范围过窄、罪名设置滞后、主观罪过单一等不足。对食品危险的刑法规制问题上,我国应坚持提前预防和全面预防的立法理念,在立法模式上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从具体危险到抽象危险的转型,扩展调控范围,严密刑事法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