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慈善社会责任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企业慈善社会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企业慈善事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捐赠理念和管理相对落后,外部的捐赠环境也不尽理想,战略性公益、社会企业和公益创投等新生事物尚未形成趋势。这既有企业自身的限制,又有社会环境、政策方面的制约。要推动企业慈善社会责任的发展,需要政府、社会、慈善组织和企业四大主体共同优化捐赠环境,转变企业捐赠理念,提高管理水平,使慈善捐赠发挥出应有的战略增值作用,从而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实现社会公益和企业绩效的双赢。     

食品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消费者响应——基于江苏消费者的问卷调查

文章通过情境模拟实验,考察消费者对食品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评价,并研究消费者对食品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响应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与慈善捐赠等不同的社会责任表现有着明显不同的评价,食品安全和慈善捐赠对消费者评价有显著的交互效应。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对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响应程度有明显差异,消费者的受教育程度、个人月收入、地区差异对消费者响应程度具有调节作用。食品企业应处理好不同社会责任行为的关系,积极关注消费者对社会责任做出的响应,结合消费者特点和类型,合理开展社会责任活动。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慈善行为边界研究

企业是我国慈善捐赠主体,企业慈善行为在助学、扶贫济困、救灾等项目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企业阶段性目标的错位与缺失以及慈善文化建设的不匹配造就了“落后”的慈善理念和“赶超”的慈善行为,制约企业慈善主体功能发挥.在“初生期-成长期-成熟期-蜕变期”的企业生命周期框架内构建“以生存发展为本位-以社会责任发展为核心-以求蜕变为核心”的企业行善,边界是促进企业慈善行为理性发展的有效途径.     

企业捐赠并非只是企业的慈善责任——对企业捐赠之责任性质的思考

企业捐赠的责任性质通常被认定为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中的慈善责任或者外圈责任。这样的责任性质认定过于笼统和单一。依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可以将企业捐赠分为对利益相关者捐赠和对利益无关者捐赠两种类型,而这两种类型的企业捐赠模式呈现出两种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性质,分别为企业的社会法律责任和社会慈善责任。对企业捐赠实行这种两分法的责任性质认定也符合我国的实践需要。     

论企业慈善行为的意识形态支撑

意识形态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上形成的思想观念。社会中的任何团体,都有自己的一套意识形态体系,用以认知周围世界及团体本身,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是价值观。企业的慈善行为也不是凭空无根的,它同样有一套意识形态体系。文章正是对一定历史时期内支撑企业慈善行为正当性的最主流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进行探讨,分别从东西方传统慈善文化、企业社会责任、慈善资本主义、创新资本主义四个方面解析,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企业捐赠、公益营销、创建企业基金会、公益创业等一系列企业慈善行为的演进历程。     

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企业慈善责任

慈善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体系中的最高层次,是企业作为特殊的社会公民在社会责任上的德性践履.企业慈善责任的履行不仅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公民社会的养成,还可以提升企业形象、改善企业竞争环境,是一种多赢的战略行为.文章通过对企业慈善的现状调查,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企业慈善责任弱化的原因,并通过改善制度环境,为加强企业慈善责任搭建平台.     

慈善社会责任与企业利益关系分析

慈善社会责任与企业利益关系历来是具有争议性的问题.综合国内外的研究,慈善社会责任与企业利益关系可归纳为对立型、交叉型、兼容型、同一型四种类型.企业应该正确认识两者关系,认真思考企业慈善社会责任,塑造别具特色的慈善捐助文化,选择既符合企业利益又符合社会利益的慈善社会责任行为,不断提高企业效益,将慈善社会责任的社会目标与企业的经营目标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多方共赢.     

论公司慈善责任

公司社会责任是与公司经济责任相对的概念,公司慈善责任是公司社会责任的最高阶段。公司慈善责任的承担有助于公司目的的实现,其本质仍是公司的利己行为,但客观上对社会有利。公司慈善行为应具有一定的限度,应注意维持股东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平衡。我国公司法未明确规定慈善责任,有必要通过立法予以完善。     

慈善文化的变迁:从社会控制到社会责任

中国的慈善文化经历了从实现社会控制到履行社会责任的演变。传统慈善观认为慈善即扶危济困,是实现社会控制的工具或手段。现代慈善观则认为财富意味着责任,巨大的财富意味着巨大的责任,慈善的目的是履行社会责任。现代社会中,慈善文化的培育需要国家、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多慈善主体的合作,以推动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影响慈善捐赠的显著因素：收入水平与受教育程度的对比分析

随着第三次分配国家战略的提出,慈善捐赠成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方式,因此,对慈善捐赠影响因素的研究变得尤为重要。一般认为,收入是影响中国人慈善捐赠的最显著因素。然而,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年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在不分离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的情况下,两者均对慈善捐赠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当严格控制受教育程度,单独研究收入水平对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时,收入水平的影响变得不显著,而受教育程度对慈善捐赠行为依然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该结果意味着,受教育程度才是影响慈善捐赠行为的关键因素,而收入水平是因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进而与慈善捐赠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实质上对慈善捐赠行为并不产生显著影响。因此,要提升中国公众的捐赠水平,推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进步与第三次分配的有序开展,进一步提升公众受教育程度,在大中小学普及慈善教育是可行且重要的方向。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非对称性——基于长沙A区的实证研究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非对称性是指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状况与企业的自身属性变量存在不相关性.通过对长沙A区100家企业的实证调查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总指标值在企业自身属性变量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这反映了企业与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之间的非对称性现状.这种非对称性状况可能与我国重公益摊派、企业公益营销兴起晚以及战略性慈善水平低相关.为此,我们要采取相应的企业社会责任审核制度和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教育培训政策,培育企业应有的社会责任理念,达到政府、企业与社会共赢的目标.     

道德合法性、区域同构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研究——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

采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组织外部环境所产生的制度压力与企业慈善捐赠的关系,以及企业可见性与盈利能力对这种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所处区域的慈善捐赠水平正向影响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企业的可见性和盈利能力显著影响调节区域慈善捐赠和企业慈善捐赠水平之间的关系。这样的结论表明,企业所处区域的慈善捐赠活动会形成区域道德合法性标准和区域同构的制度压力,从而驱动企业从众于区域内的其他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和捐赠水平;同时企业所处区域慈善捐赠与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关系会随着企业可见性和盈利能力的提高而显著增强,因为公众对高可见性或高盈利能力的企业会有更高的道德合法性的期望和压力,企业为了获得这种道德合法性和缓解这种制度压力,会更愿意满足区域慈善捐赠所形成的道德合法性标准。     

我国高校社会捐赠问题与对策

我国高校社会捐赠存在着捐赠的观念不够普及、重视程度不够、捐赠政策和制度建设有待加强、教育捐赠资金的社会监督机制存在"缺位"、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缺失、高校法人责任的缺失、队伍建设等方面的不足,应通过积极倡导捐资助学,形成全民参与捐赠的社会文化;借鉴商业营销模式,拓展捐赠市场;完善捐赠管理制度,规范捐赠工作开展;政府提供配套资金,刺激捐赠数量增加;实行税收优惠,体现政府支持;高校采取激励措施促进吸进社会捐赠;转变理念,明确校长社会捐赠第一责任人的职责;选聘高素质的工作人员,促进社会捐赠的有效开展等加大我国高校社会捐赠力度.     

税收减免对公司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

慈善事业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继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之后的“第三次社会大分配”。近年来,我国的慈善事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与当代社会对慈善事业的要求仍存有相当差距。税收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杠杆,对慈善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而现阶段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水平较低,税收对公司捐赠收益一成本和捐赠选择的影响为公司做出捐赠决定提供了参考,期望通过完善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来为慈善事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引导鼓励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充分发挥慈善组织在公共领域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的作用。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企业慈善责任研究

企业追求利润和市场份额无可非议。但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责任越来越成为人们衡量企业优劣的一个标准。企业承担慈善责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中国企业的慈善文化和慈善机制不够完善,企业从事慈善活动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应该大力促进企业履行慈善责任。     

第三次分配视阈下慈善捐赠监督与管理研究

慈善捐赠居于整个慈善事业的核心环节,也是第三次分配作用发挥的关键所在。当前我国慈善捐赠数量稳步增长,但占GDP比例和人均捐赠金额较低;慈善捐赠以现金和有价证券为主,物资捐赠不断增长;企业依然是慈善捐赠的主力,社会公众捐赠逐渐提升;基金会、慈善会以及政府部门为慈善捐赠的主要接收方。从资金流向上看,70%的捐赠流向了教育、扶贫与发展和医疗健康领域,74%的捐赠流向北京、广东等省份。上述现象折射出慈善捐赠意识不浓厚、慈善捐赠制度不通畅、慈善捐赠分配不科学、慈善捐赠使用不透明以及慈善捐赠监管不完善等问题。因此,应努力营造人人慈善的良好氛围,加大税收政策优惠力度,完善慈善捐赠法律法规以加强慈善捐赠使用审查,推动慈善捐赠公开透明,以便尽快完善以慈善捐赠为主要内容的慈善治理体系。     

公司慈善捐赠合法化的动因探究

公司的发展壮大离不开社会的支持,而营利性本质可能使公司只狭隘地关注于自身利益而损害社会利益,这就要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这是公司承担慈善捐赠的外部理由。公司进行慈善捐赠,能树立公司良好形象,改善公司的外部环境,进而给公司带来长远利益,这是公司进行慈善捐赠的内部理由。现代社会已基本上意识到,公司慈善捐赠,不仅符合公司本身的利益而且符合社会的利益,能直接或间接地增进社会福利,促进社会和谐,所以世界各国均承认公司慈善捐赠的合法性。     

慈善事业的伦理根基和理性建构研究

慈善是一种德性,是一种为公众谋福利的行为,已拓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一种救助救济行为.它是个体“利他”倾向的人性光彩,亦是社会得以存在与发展的天然纽带和共同责任;个人拥有向他人或社会各部门请求援助的权利,同时也负有提供援助的人道责任.慈善是一种社会爱心事业,需要创新激励机制和运行模式,培植慈善公益组织,合理开发社会慈善资源;也需要加强宣传教育,树立正确的慈善观念,发展优质的慈善文化,动员个体、企业和公民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成为慈善事业的“主人”,共同汇成一股“社会亲和”的力量,推进社会健康和谐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结构性失范及矫正

现代企业作为重要的经济组织,其行为对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伦理道德将产生重要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结构性失范是社会转型的重要特征之一,目前,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存在的经济责任纯化、法律责任淡化、伦理责任弱化和慈善责任虚化等现象,与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理念落后和文化缺失有关。为此,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矫正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结构性失范问题：政府要发挥引导作用、加大市场引导力度、运用舆论引导优势、借助社会组织引导方式等。     

论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误区与法治出路

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是国有企业得以保留的合法性基础,文章分析了两种典型的认识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误区,厘清了国有企业营利事业、慈善捐赠、主营业务、非主营业务和社会责任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结合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实践提出了普通公司立法与特殊企业政策立法的复合调整机制,并针对竞争型国有企业与公益型国有企业分别提出了相应的规制政策思路。国企改革法治出路的关键应该在于,为广泛的社会群体提供反映其利益要求的渠道与平台,凝结社会共识,使社会公众对国有企业合理的期望诉求能够通过公司治理的相关制度安排来得到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