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拉德“Lord Jim”命名意义的符号学解释

"Lord Jim"是康拉德小说《吉姆爷》中主人公的命名,也是小说的命名,在"Lord Jim"这一显在的语言横组合背后,有着丰富的隐喻意义。其中,"Lord"隐喻了帕渡森世界对小说主人公的认知,即赋予小说主人公一种神性的光环,这是一种文化误读,是当地人以自己世界的眼光解读来自他者世界的吉姆的结果。而"Jim"则隐喻了白人世界对小说主人公的认知,即只把他当作一个普通的白人水手。两个不同世界的人对吉姆名号解释的差异造成的矛盾和张力以及吉姆自我意象的膨胀,使其最终走向悲剧结局。     

西方对中国长城和印刷术的最早介绍──16世纪欧人对《马可波罗游记》的两大补遗

西方对中国长城和印刷术的最早介绍──１６世纪欧人对《马可波罗游记》的两大补遗吴孟雪中世纪游历过中国而又留下记录的欧洲人，首推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他的《游记》在东西文化交流史和世界地理学史上的意义，用一句话来说，是“前人之述备矣”。（１）但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及《游记》在中国早期的传播

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者,马可波罗及其《游记》第一次较全面地向西方介绍了文教昌明的中国形象。从鸦片战争前夕传教士最早提及马可波罗及《游记》之事,到1913年第一个《游记》中文译本的出现,期间经历了约近七八十年的历程。从传教士最初简单的介绍,至国人的初步反应,进而至日本教科书大规模的引入,报刊传媒的宣传,在这一过程中,随着读者层面与社会影响的扩大,其人其事愈来愈广为人知,从而成为传媒中的一种公共知识。马可波罗及《游记》在中国接受及其逐渐扩展的途径与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西文化交流的样貌。它既反映出其在中国早期的反响,也为此后的研究作了必要的铺垫。这对于研究近代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有某种启示意义。     

略论唐代同中书门下三品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差别

唐代宰相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人数多、名号多。除了以尚书、中书、门下三省长官尚书仆射（初期）、中书令和待中为正式宰相外，皇帝又经常让其他大臣以各种名号参预政事。最常用的名号是同中书门下三品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凡加此两种名号者，不论其本官如何，均为事实上的宰相。文献表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同三品与同平章事这两种名号同时并用，甚至在同日拜相者中，也存在有人为同三品，有人却为同平章事的情况。照理，两者之间应该有某种差别，但检诸《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及时下各种官制史著作，均未见说明。本…     

“止贡赞布”名号质疑

据笔者所见,在许许多多的藏文典籍中,都将吐蕃第八代赞布的名号认定为止贡赞布,直至今天仍沿习采用,对此未能产生过丝毫异议。这也难怪,因为在敦煌文献和《贤者喜宴》等书中都有一段关于第八代赞布名号由来的记载,故而使得人们心目中对第八代赞布的名号已定型无疑。为此,在摆出自己的异议之前,有必要先概要介绍一下所谓“止贡赞布”其名的含义和由来,否则难以说清问题。     

浙江海洋民间信仰中的“游母”石信仰考析

舟山本岛西面的岑港镇紫窟村的一座小庙,供奉一块名号为"游母"的石头。本文重点考析这尊游母石的属性及其与中国东南大陆上具有漫长历史的"石头信仰"的关联,并探讨其在海洋民间宗教信仰体系中的意义和价值。     

社会与公益——浅析中国近代彩票与传统射彩的区别

晚清彩票属于中国近代转型期的新生事物。它直接参照的是近代西洋彩票,而非传统赌博在近代的演变;晚清彩票假"义赈"名号"以济善需",不但成功规避了官府针对赌博的禁令,且在价值取向上划清了与传统赌博的界限,从而使其与传统射彩区别开来。     

帝王名号的政治文化功能析论

帝王名号作为一个历史动态观念，其政治文化功能体现为政治合法性、政治社会化、整合社会的控制机制、特殊的思维定式等几个方面。帝王名号在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君主专制的稳固起到了很大作用，同时又具有极强的封建迷信性。质言之，帝王名号是专制王权的体现。     

《美学中的不满》导论

在布迪厄对康德美学进行猛烈批判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质疑"美学"这一术语的合法性:巴迪欧提出"反美学",舍费尔采用分析美学,利奥塔重谈崇高,他们都对"美学"这一陈旧的名号展开攻击,因为美学话语似乎要取代艺术品的地位。但是,实际上,对"美学"的不满在其诞生之初就已然出现。美学也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言,要对艺术品取而代之,相反,正是因为美学的存在,艺术方能被识别。历史上识别艺术的体制共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影像的伦理体制,第二种是艺术的再现体制,第三种是艺术的审美体制。美学的出现正是一种新的艺术识别体制的诞生,其重要意义在于打破再现体制的艺术对社会等级秩序的依赖,从而为更为平等的艺术形式铺平道路。     

论元代法律中的野生动物保护条款

论元代法律中的野生动物保护条款王风雷１众所周知，狩猎在蒙古族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既是军事训练的重要手段，也是对畜牧业生产的必要补充。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过去那种集团军围猎的情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据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记载，元代蒙古族的狩猎...     

人口、卫生、环境与疾病——《马可波罗行纪》所载莎车居民之疾病

《马可波罗行纪》英译百衲本记载了鸦儿看(今莎车)居民之奇怪疾病,过去的注释家对此一直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本文认为,《行纪》描述的是两种疾病,即象皮病和地方性甲状腺肿病。这两种疾病并非来自马可波罗本人的观察,而是14～16世纪增添到《行纪》某些版本中的新内容。本文对这两种疾病的病因、流行时间等进行了分析,并对自汉代以来,莎车的政治、经济、人口的发展变化进行了梳理。     

黄帝名号与图腾新考

目前,有关黄帝名号与图峰问题的考释,诸家之说尚有很大分歧。这里,笔者试从上古部族名号与图腾崇拜的关系入手,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新的考释。一、黄帝名号源于图腾黄帝,号有熊氏,又号轩辕氏。氏的概念在上古即是氏族、部落的意思。因此,黄帝不必只是人名,它更主要的是一个族名,一个曾经在上古中原地区的历史上显赫一时的强大部族的族名。     

于丹乎?孔子乎?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于今的于丹对薛宝钗此句怕是别有会心的. 似乎昨天,人们还在对"易中天"津津乐道,而一觉醒来,"于丹"竟石破天惊,星光炫目,直令"易中天"稍逊风骚--岂不知,此前尽管于丹领有那么多显赫名号,但毕竟是幕后,在公众,则无籍籍名.     

近代“道出于二”语境下学科认同的困惑

学科认同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正如个人和族群的认同,在简单的名号之下,隐伏着错综复杂的内容。近代"西学"在中国确立,西方学术分类被引进并成为具有权威性的分科标准,既存中国学问受到极大挑战。从清季办新学开始到民初大学里的学科设置,这一学术大逆转不过二三十年就基本定型。转换的速成也遗留下不少问题,并遮蔽了一些以后可能随时变而发酵、发酵遂凸显的问题。通过考察近代一些象征性的现象和有代表性的言说,侧重学问标准、学科名称与学问归属等面相,勾勒近代学科的发展轨迹,进而探讨中国学人在近代"道出于二"语境下学科认同的一些困惑及其对学术主体性的探索与反思。     

唐宋时期宰相名号制度变迁论略

唐宋时期宰相名号制度经历了极其复杂的变迁过程.外宰相名号制度是唐后期以来藩镇干预朝政的产物,它的演变体现了朝廷对节度使控制政策的变化;超级宰相名号制度的出现和演变,反映了唐宋时期优宠年高德劭宰相政策及中央政治体制变迁;在任宰相名号由三省长官演变为左、右丞相,奠定了元朝宰相名号制度之基础;宰相加带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集贤院大学士等制度,一方面促进了唐宋文化的发展,但同时也使修史者不敢直笔当代政事,影响了历史的真实性.     

书画收藏投资技巧

正书画收藏投资因为鱼龙混杂,具有更多的风险与陷阱,所以其投资策略也就要求更严谨、科学、明晰、有效。那么,我们该如何投资收藏书画呢?重实力,轻"名头儿"记住"虚名不增值"对书画收藏投资危害最大的,是媒体炒作的、继承名号的、知名度遗留的和靠年龄、资格熬出来的几种虚假知名度。只要收藏者能保持冷静与理智的心态,就很容易把"虚名"剔除。     

柔然君名“可汗”考

柔然人称君曰:“可汗”。如匈奴称其君主曰“单于”;吐蕃的“赞普”,中原各汉族王廷的“皇帝”。古今研究此名号者,或谓为柔然人的外来语,或说柔然族是鲜卑与通古斯的杂种,故曰:“可汗”名号是蒙古语或通古斯语所出。仍持此论者也非确定语,似可再议。柔然人在古代东方创建“可汗制”,在古代东方与世界文化的发展史上有过重大的影响和贡献。它的君称“可汗”名号,首先肯定是其本民族的土著语言所拟定的名号。因此,为了研究可汗名号,必得探索柔然的民族起源与它有关的诸族的先世问题。柔然族源问题,古者所论,有的说是匈奴后裔,或说是鲜卑庶枝。从民族像貌、官职诸方面考订,柔然非匈奴族类,族源问题备专论。鲜卑于战国以来,被称为“东胡”,     

宗教情怀与人文理性——论许地山的儒教观

许地山是20世纪初期较早从现代意义上对"儒"及儒教进行宏观审视的学者之一。依许地山,儒在源起上不应止于所谓的"殷民宗教者"而应推设到更为久远的史前时期。原初的儒,本身具有进一步转化成教门的潜能,社会的光景、师儒之职、加之"《书》的理想"促使儒的名号自孔子之后逐渐演变为一种特殊的教义,而儒教正统地位的确立、神学化儒教的生成也有其自身的情势和客观的缘由;作为"伦教运动"的儒教比作为"神教运动"的儒教更合乎情理,故儒教在未来若欲成为一"新宗教",必定要有"社会灵魂",能切实抓住生活的根源,也还要在人群上寻求"更高的联络";现代儒家若能"谋诸宗教的沟通",用"宋儒的精神"以整理儒教的旧教义,就能使之成为一"高尚的宗教"。许地山的儒教观是其宗教情怀与人文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对于儒学的现代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提示意义。     

名与实:《明实录》武举开科的歧异记载及其书写逻辑

明代武举开科于天顺八年,明朝档案所载当年廷议结果是有"实"无"名"的武举。二十余年后,《明实录》记载这一历史时,追认其为武举开科。于是,实录呈现出武举已经开科的面相。然而,在此之前的二十余年间,天顺八年廷议结果始终没有获得正式的"武举"名号。部分官员为之正"名",也为提高其规格与完备程度做出了种种努力。依据这些官员的奏疏,《明实录》直书相关历史事件。因此,实录又呈现出武举未曾开科的面相。可见,《明实录》存在歧异记载,并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面相。这是后世史家之笔"追认""直书"之间的矛盾所致。这例个案的考察,表明理清本体历史"名""实"关系、文本历史"追认""直书"关系的重要意义。     

论形名:从语言规范到行为秩序

汉语之"名"是用来表征"实"的,命名其实是一个赋义的过程,使事物成为意义的对象,"名"因为在文化符号系统中的解释而获得其他的意义,如名号、名分之属等。名实的对应关系使得自然与社会分别获得秩序。黄老道家援法入道,试图通过执掌形名来掌握自然和社会秩序,发展成为黄老形名之学,并为法家继承发展,形成形名法术之学,法家将其应用到社会秩序的治理之中,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从儒家正名到黄老道家正形名,以至法家之正刑名,社会规范是从"名"的符号规范开始的,这是一个中国特色的语言规范到行为秩序的社会符号学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