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疾病史学:生态环境视野中的全球疾病史研究(下)——跨学科整体综合探索的理论思考

20世纪最后30年里国际史学界极为重要的进展之一,是令长期不被历史学家重视的疾病史研究,在威廉·H.麦克尼尔开拓性著述的带动下,有了革命性的突破和振兴。尽管麦克尼尔自己并没有在疾病史领域继续深入下去,但其创立的"麦克尼尔范式"即疾病史研究的全新模式,却为21世纪新疾病史学的理论建构、树立了榜样、奠定了基石。21世纪的新疾病史学,须顺应社会发展和时代变化的特点及需要,以完全不同于旧的、传统的疾病史研究的切入角度、视野和理路来构建。其切入的角度,应该同人类基本需求密切相关而落在受此支配的人类行为这一关键点上,并且将研究的视野引向及扩展至生态环境领域。其新的研究理路,则应当是某种基于全球史、生态环境史、疾病史三者之间相关性及交互作用的新的综合。论文的下半部分是阐述的主体内容,着重从跨学科的角度思考/探讨了全球疾病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     

疾病地理史学:疾病史的地理空间解析

疾病与人类历史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疾病史研究也因为疾病在人类社会中的影响力而逐渐备受关注。疾病地理史学作为历史学、疾病学和地理学的跨学科研究,尝试从地理空间角度对疾病史进行阐释。而不同地方因其地域差异产生所谓地方病,在与这种病菌抗争过程中,宿主逐渐对其产生免疫抗体,从而形成疾病的静态形式。而疾病一旦传入异地,带给没有免疫力的宿主时,就会演变成传染病。疾病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静态形式和动态流动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历史演进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疾病史研究在人类历史上意义重大。     

"后学"留痕:后现代史学在国内的传播、实践及影响

后现代史学在国内的传播具有阶段性。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现代史学在国内水土不服。1999年“怀柔远人”论争标志后现代史学正式进入国内史学界。21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对后现代史学进行深刻的学理探讨。受后现代史学影响,国内学者提倡多线叙事、回到历史现场和研究对象多元化,促进了思想史和妇女史等领域的发展。语言学转向带来的文本化历史,促使国内学者开展史料批判和拓宽史料范围,促进了阅读史、历史记忆和概念史等领域的研究。应当理性认识后现代史学对历史学的冲击,推动历史学深入发展。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与中国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是当今享誉全球的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家。他的作品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便已被介绍到中国来,但由于当时史学界的封闭状况,并未赢得足够的注意。1980年代以来,由于伊格尔斯深厚的理论素养以及高度的概括力,他的多部著作,不论在学术史的知识方面,还是在学术研究的预设、视野和方法方面,都为中国史学界提供了许多有益的东西,十分契合了新时期中国史学界了解西方新史学发展的需要,遂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欢迎。尽管长期从事西方史学和史学史的研究,但他对非西方国家,包括中国史学一直抱着一种尊重、客观、平等的态度,并将整个身心都投入到发展历史研究的事业中,这种敬业的精神值得我们敬佩与学习。     

环境史领域的疾病研究及其意义

疾病研究是环境史领域的重要课题,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哥伦布交流>既是环境史领域疾病研究的开山之作,也是典范之作,它在研究视角、史料运用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有值得借鉴之处.环境史领域的疾病研究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的前景

后现代主义是相对于现代主义而言的。现代主义是现代工业发展、现代社会成熟的理论成果;后现代主义是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或曰信息社会发展形成的思想结晶。在史学研究领域,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史学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历史研究兴趣的转移。现代主义历史研究以揭示历史演变的大趋势为目的,即历史一线发展进步论;以中心、精英为主要研究对象,即西方社会中心论,西方精英史学,西方民族国家史学等。后现代主义历史研究则以打破历史一线进化、注重非中心、非精英和非理性的活动为主要特点(法国历史思想家福科等为代表人物),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是其最为显著的标志。第二是对现代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根本颠覆。现代主义的史学认识论以实证主义观念为基础,即在主、客严格区分的前提下倡导"科学史学"、"客观史学"等。后现代主义则通过"话语的转折","语言学的转折"等理论对现代主义史学的"科学性"、"客观性"加以否定,重新界定了历史研究的性质和意义,重新区分了历史学和其它学科的关系,影响十分重大,争议也十分激烈。对中国史学来说,20世纪是中国史学界全盘接受西方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并取得巨大成就的世纪。进入21世纪,我们如何总结开发2000年来和20世纪中国史学的遗产     

新中国史学领域的"厚今薄古"大讨论述析

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国史学界掀起了一场关于"厚今薄古"的大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厚今薄古"被给以简单化、教条化的理解,过分突出了历史学的致用性,造成了史学的政治化,助长了新中国史学领域教条主义的盛行。"厚今薄古"大讨论对新中国的史学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直接左右了其在以后一段时期内的发展走向。     

欧美学界的亚洲动物史研究新趋势

去殖民主义、去人类中心主义浪潮中兴起的动物史研究，引起了亚洲史学者的注意。在过去20多年中，亚洲研究和亚洲史学者纷纷从人文学科的不同领域转向动物史研究，其中亚洲动物史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果。这些成果虽不如欧美动物史研究的国际影响深远，却是方兴未艾的史学新趋势，甚至可以说出现了亚洲史研究的“动物转向”。亚洲动物史研究虽然面临诸多挑战，但角度和视野的转变带来了新的机遇。特别是全球史兴起后，逐渐与动物史研究结合在一起，出现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     

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

中国史学史学科自20年代梁启超倡立,至今已有80余年的历史。其发展历程,以1949年为界分为旧、新两个阶段。旧阶段的史学史学科,以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为指导,以"史官、史家、史学的发展及当前史学的趋势"为学科框架。新阶段的史学史学科,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以历史观、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及史家活动等为研究内容,理论认识提高了一个层次。20世纪60年代的史学史热潮是新阶段史学史学科的起步时期,其发展势头被"文革"人为打断,70年代末恢复的史学史研究,是60年代发展进程的接续。60年代和70年代末以来的史学史研究实属同一发展阶段,即与1949年以前相对而言的"新阶段"。当前的史学史研究呈现了繁盛局面,但也存在着基本理论尚不明确、重要问题研究不够、研究内容低层次重复、学风浮躁和管理者重视不够等问题,须引起重视。     

人类学视角的引入对历史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从20世纪新史学倡导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对话以来,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进行了广泛的对话与交流,中国学者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并形成了21世纪新史学的发展方向之一。从编史学的角度入手,结合当前中国史学界在这一对话中的努力,以及学者们的实际研究成果,可以从理论上来论述人类学方法以及视角的引入对于历史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包括观念的更新,方法的改变以及研究领域的扩展等方面。在此基础上,可以发现编史学研究的意义所在。     

全球化、全球史与中国史学

“全球化”是近20年来一个既热门又甚具争议性的话题。那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我们如何看待全球史观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于沛认为,全球史观是当代西方有广泛影响的史学思潮之 一,近年在中国史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要真正做到汲取全球史观的有益内容,为中国史学理论建设服务, 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并进一步肃清各种形式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郭小凌认为,全球史 观是一种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已有成果的新提法,而不是解释历史的新方法,更不是一种博大周密的理 论体系。20世纪以来的专业史学尽管流派林立,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仍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裔昭印 指出,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其发展交织着共性与个性。撰写世界文化史应当具有全球 史观,编纂者需有开阔的全球视野,注意表述整个人类的历史经验,等等。林中泽认为全球史观并不是不 需要历史中心,而是要建构新的中心。全球史观十分重视历史联系,因而大大推动了我国中外关系史等学 科的发展;可是与此同时,人为地制造、夸大或破坏历史联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程美宝则叙述了全球史 与世界史的差异、全球史的独特视角、全球史与全球化的关系、过去中国史学某些研究传统与全球史契合     

从全球史观及其影响所想到的

“全球化”是近20年来一个既热门又甚具争议性的话题。那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我们如何看待全球史观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于沛认为,全球史观是当代西方有广泛影响的史学思潮之 一,近年在中国史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要真正做到汲取全球史观的有益内容,为中国史学理论建设服务, 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并进一步肃清各种形式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郭小凌认为,全球史 观是一种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已有成果的新提法,而不是解释历史的新方法,更不是一种博大周密的理 论体系。20世纪以来的专业史学尽管流派林立,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仍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裔昭印 指出,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其发展交织着共性与个性。撰写世界文化史应当具有全球 史观,编纂者需有开阔的全球视野,注意表述整个人类的历史经验,等等。林中泽认为全球史观并不是不 需要历史中心,而是要建构新的中心。全球史观十分重视历史联系,因而大大推动了我国中外关系史等学 科的发展;可是与此同时,人为地制造、夸大或破坏历史联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程美宝则叙述了全球史 与世界史的差异、全球史的独特视角、全球史与全球化的关系、过去中国史学某些研究传统与全球史契合     

全球视野下的世界文化史编纂

“全球化”是近20年来一个既热门又甚具争议性的话题。那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我们如何看待全球史观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于沛认为,全球史观是当代西方有广泛影响的史学思潮之 一,近年在中国史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要真正做到汲取全球史观的有益内容,为中国史学理论建设服务, 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并进一步肃清各种形式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郭小凌认为,全球史 观是一种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已有成果的新提法,而不是解释历史的新方法,更不是一种博大周密的理 论体系。20世纪以来的专业史学尽管流派林立,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仍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裔昭印 指出,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其发展交织着共性与个性。撰写世界文化史应当具有全球 史观,编纂者需有开阔的全球视野,注意表述整个人类的历史经验,等等。林中泽认为全球史观并不是不 需要历史中心,而是要建构新的中心。全球史观十分重视历史联系,因而大大推动了我国中外关系史等学 科的发展;可是与此同时,人为地制造、夸大或破坏历史联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程美宝则叙述了全球史 与世界史的差异、全球史的独特视角、全球史与全球化的关系、过去中国史学某些研究传统与全球史契合     

全球史观和中国史学断想

“全球化”是近20年来一个既热门又甚具争议性的话题。那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我们如何看待全球史观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于沛认为,全球史观是当代西方有广泛影响的史学思潮之 一,近年在中国史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要真正做到汲取全球史观的有益内容,为中国史学理论建设服务, 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并进一步肃清各种形式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郭小凌认为,全球史 观是一种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已有成果的新提法,而不是解释历史的新方法,更不是一种博大周密的理 论体系。20世纪以来的专业史学尽管流派林立,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仍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裔昭印 指出,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其发展交织着共性与个性。撰写世界文化史应当具有全球 史观,编纂者需有开阔的全球视野,注意表述整个人类的历史经验,等等。林中泽认为全球史观并不是不 需要历史中心,而是要建构新的中心。全球史观十分重视历史联系,因而大大推动了我国中外关系史等学 科的发展;可是与此同时,人为地制造、夸大或破坏历史联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程美宝则叙述了全球史 与世界史的差异、全球史的独特视角、全球史与全球化的关系、过去中国史学某些研究传统与全球史契合     

全球化时代世界历史的重构

“全球化”是近20年来一个既热门又甚具争议性的话题。那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我们如何看待全球史观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于沛认为,全球史观是当代西方有广泛影响的史学思潮之 一,近年在中国史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要真正做到汲取全球史观的有益内容,为中国史学理论建设服务, 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并进一步肃清各种形式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郭小凌认为,全球史 观是一种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已有成果的新提法,而不是解释历史的新方法,更不是一种博大周密的理 论体系。20世纪以来的专业史学尽管流派林立,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仍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裔昭印 指出,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其发展交织着共性与个性。撰写世界文化史应当具有全球 史观,编纂者需有开阔的全球视野,注意表述整个人类的历史经验,等等。林中泽认为全球史观并不是不 需要历史中心,而是要建构新的中心。全球史观十分重视历史联系,因而大大推动了我国中外关系史等学 科的发展;可是与此同时,人为地制造、夸大或破坏历史联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程美宝则叙述了全球史 与世界史的差异、全球史的独特视角、全球史与全球化的关系、过去中国史学某些研究传统与全球史契合     

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路径与研究趋向

从要籍解题式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到历史、时代视野下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经历了颇为艰辛的发展过程。20世纪20年代才初步确立的中国史学史学科,承载的是中国史学自身两千余年历史的厚重内容,要籍解题式的研究特征在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最初阶段有其必然性。60年代以后,中国史学史研究更注重从时代的特点把握史学发展走向,从历史发展过程中审视中国史学自身的发展过程。在这样的研究路径中,中国史学史研究得以极大地拓展和深入,相应地,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掘、对近现代中国史学的重视以及多部中国史学通史的完成出版等,使中国史学史研究从多方面呈现出了向纵深发展的态势。在此基础上,从学术史的角度拓展中国史学史研究、加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重视中外史学比较研究,加强史学理论诸层面的研究,应该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几个努力方向。其中,对史学理论的研究是否充分,已经成为影响今后史学史研究能否深入的关键问题。     

20世纪历史学传统嬗变和方法论的计量化

历史学传统在20世纪,因年鉴派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研究实践而发生了科学性的嬗变,源远流长的“叙述的历史”由此转向了“分析的历史”.方法论的进步对此发挥重要作用,其中的计量化不容忽视.历史学在研究上引入计量化方法,自其崭露头角起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20世纪最后10年,当我国史学界大部分学者对其看衰之时,国际史学界将它的应用却已是常态化了.随着21世纪全球信息时代的到来和信息社会的开启,如今同信息化结合的计量化方法,融入到了信息史学的方法论之中,正成为面临新变革——“信息转向”的历史学门诸多领域,必备的基本研究方法和手段之一.     

书写人民大众的历史:社会史学的研究传统及其范式转换

起源于新史学的社会史学,以书写人民大众的历史为其区别于其他历史研究的身份特征。新文化史研究历史上的大众文化,因而具有社会史学的属性。战后兴起的新社会史秉承了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追求,它倾向于从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寻找社会变迁的终极原因,以建立宏大的历史叙事。然而,新社会史经济社会决定论的弊病,引发了社会史学的文化/语言转向,从而催生了新文化史。但是,新文化史强调文化、符号、话语的首要性,最终走向文化/语言决定论的另一个极端。对新文化史激进倾向的强烈不满,使得西方史学界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出现了超越文化转向的趋势,这种趋势体现在学者们越发重视实践的作用,社会史学正在进行一种可称为实践的历史的新探索。     

中国生态史学的思想框架和研究理路

中国生态史学立足于多个学科的交汇之处,将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视为一个广泛联系、互相作用、彼此反馈、协同演变的整体,运用生态学(包括其分支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处理历史资料、观察历史现象和解释历史运动,致力于探索中国历史上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与过程,它与社会史研究可以互相借助、彼此观照,形成生态社会史和社会生态史两个侧重点不同的研究理路,前者重在考察人类活动作用下的自然生态变迁,后者则重点探讨生态环境参与和影响下的社会文化演变,最终走向融会贯通。     

邵循正史学探析

在20世纪中国史学谱系中,邵循正史学的特点及其变化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最初邵循正师从蒋廷黻,专攻中外关系史,他撰著的《中法越南关系始末》是"第一部中国人自己写出的中外关系史",中国学者开始在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以及对相关涉外历史事件的定性方面具有了话语权。在欧洲留学期间,邵循正改习蒙元史,大量参证中外文献,坚持语言学与史学考订相结合,成熟运用对音法、考证转借词、史文互证等方法是其蒙元史研究的突出特色。1949年以后,邵循正积极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转向近代史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为其史学研究的又一个高峰期。系统探析邵循正治史领域的前后变化,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其治学之路的特点,亦可从中窥见史家、史学与时代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