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质量、社会公平感与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

文章利用2016年厦门、苏州、东莞三城市农民工市民化调查数据,分析就业质量、社会公平感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市民化意愿被分解为城市定居意愿和城市落户意愿,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具有市民化意愿的农民工不足一半,就业质量和社会公平感是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具体而言,务工单位成立工会、每周工作时间、工作满意度和社会公平感对两类市民化意愿都有正向影响,拖欠工资经历则不利于两类市民化意愿的产生;城市入户意愿的形成对就业质量的要求更为严格,受教育程度、工作满意度等对城市定居意愿有显著积极影响的变量,对入户意愿不再具有促进作用。据此文章提出,在开放户籍制度之外,还应该从提升就业质量和社会公平度方面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落地未生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困境与出路

农民工群体在不断加快的城市化的进程中产生了内部分化,以80后为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导力量。处于"双重边缘化"的农民工群体由于对农村生活的疏远,其融入城市的意愿更加强烈。然而现阶段因为体制性障碍、个体性障碍和经济性障碍的存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还存在诸多问题。其中亟待解决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只有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实现稳定的职业发展,实现其在城市中从"生存"到"发展"的需求转变,才能为其融入城市主体生活提供坚实的基础。     

农民工人力资本对城市融入的影响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因素,以江西省农民工为调查对象,考察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性别、学历、健康状况,对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心理融入均产生显著影响;普通话水平对社会融入有显著影响,但对经济融入和心理融入没有影响。最后对研究结果进行了讨论,并得出具体的启示。     

"半城市化"的政治边缘人——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状况对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分析

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农民工都处于"政治边缘人"的地位.从总体上来说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意愿不强,但对于不同的农民工来说,他们的政治参与意愿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本文探讨了农民工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入状况对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而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状况是从经济、社会、心理这三个层面的适应情况来分析的.本文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各个层面的适应情况对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层面的适应变量最能解释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意愿的差异,其次是心理层面的适应变量,社会层面的适应变量对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意愿差异的解释能力最弱.     

关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能力的研究

改革开放30多年,农民工的规模已经高达1.5亿,其中"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到60%,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与其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毕业后即流入城市,缺乏务农经验,留城意愿强烈,但融入城市的能力严重不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力界定为两层含义:搜寻并保有一份稳定工作的能力,构筑融入城市的经济基础;接受并身体力行城市生活理念,不被城市排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力最终要落脚在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上.     

农民工的“城市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河南省“百村调查”的数据分析

通过河南省"百村调查"数据,能够分析农民工的城镇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数据分析表明,年龄、文化程度、收入、打工地点等因素对农民工的城镇化意愿有显著影响,年轻的、文化程度高的、收入高的、在省内打工的农民工更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城市梦"。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应充分尊重农民工的进城意愿,分类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重点关注青年农民工群体,促进该群体融入城市;完善产业集聚区配套设施,促进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就近城镇化。     

中国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家庭消费

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力量,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采用1632个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通过OLS和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城市融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融入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家庭消费,且有助于提升消费结构。城市融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或本地农民工,城市融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和外来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更显著。此外,城市融入和收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具有显著的负向交互效应,表明城市融入对低收入农民工家庭的影响更大。文章的重要启示在于,社会政策的发展对消费社会的建立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增加农民工收入水平的同时,更应注重医疗、教育、住房等相关社会福利的保障,积极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从而挖掘消费的城市融入效应。     

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社会认匾与社会融入：浙江两市调查

以浙江温州、丽水两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经济状况、身份认同、乡土认同、城市认同和未来发展等方面进行调查与分析,从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视角考察其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心理文化融入状况。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积极的社会认同建构和社会融入,应完善教育培训体系,创设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发展空间,丰富城市社区的文化生活,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回乡创业。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广东省东莞市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经济融入因素中,每天工作时间、职务层次和个人月收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社会生活融入因素中,与邻居的相熟度和参与社区活动的频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文化心理融入因素中,愿意参与本地社会事务、愿意和本地人交朋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此外,年龄、户口和受教育程度也都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包容性发展中的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界定与路径审视

包容性发展意味着通过一种规范稳定的制度安排,让每一个人都有自由发展的平等机会,让更多的人享受发展的成果。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伴随着我国向现代化转型的整个过程,也是一个包容性发展过程。本文结合实证调研,对以往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的问题和途径进行了反思,认为包容性发展中的农民工城市融入,应注重权利、以人为本、在尊重农民工个人意愿的前提下,以包容性发展理念为基础,通过还权赋能、增强社会团结、完善社会保障三个方面完善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政策选择。     

生计资本对农民工居留和落户意愿的影响——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生计资本理论,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5个维度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民工居留和落户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民工的居留意愿远大于落户意愿。二者影响因素的共性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的状况,差异体现在农民工自身长久利益的驱动等方面。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作用体现在经济条件优越和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工有更强的居留和落户意愿。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体现,城市公共服务的有效保障和社会资本的累积会增强农民工的落户意愿。作为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家承包地和宅基地的生计保障功能可以让农民工安心在城市工作生活,但不利于其在城市落户。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保障农民工的自然资本以促使其安心落户城市,提升农民工的物质资本以实现其安居乐业,改善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以增强其城市生存能力,提高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以实现其在流入地的心理社会融入等。     

农民工退出宅基地的意愿、诉求及引导建议

对安徽省合肥市农民工宅基地利用、宅基地退出补偿意愿和相关利益诉求的调研数据表明,不同特征农民工退出宅基地的意愿差异显著。农民工担心失去生活保障及补偿过低是其不愿意退出宅基地的主要原因,农民工选择较多的补偿方式是货币补偿、住房补偿、获得城镇社保和提供就业保障。农民工退出宅基地的利益诉求体现在宅基地的财产性功能诉求、"居者有其屋"的安居诉求、享有均等化公共服务的保障诉求及稳定就业和提高家庭收入的诉求,应从充分尊重农民工意愿、完善农村宅基地产权制度、建立健全农民工宅基地退出利益补偿机制等方面引导农民工自愿退出宅基地以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新白领和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比较研究

作为城市移民的两大主要组成部分,新白领和新生代农民工是关系城市发展的重要群体。本文使用"上海市新白领"调查数据和"长三角珠三角外来务工人员"调查中新生代农民工样本数据,从社会交往、身份认同、住房、教育等方面对新白领和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进行了比较研究。实证结果发现:高学历对新白领留城意愿有显著影响,学历越高留城意愿越强烈。社会融合对新生代农民工、新白领的留城意愿有显著作用;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与本地人交往的程度越深,留城意愿越强烈;对新白领而言,本地化身份认同感越强,留城意愿越大。住房(购房状况、购房意愿、购房可能性)对新生代农民工、新白领的留城意愿有显著影响。拥有住房、打算在本地购房、购房可能性越高的新白领、新生代农民工,其留城意愿越强烈。     

市民化视角下的农民工就业质量问题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当前推进城镇化的一项重要任务,高质量就业是农民工立足城市并最终成为市民的关键。当前,农民工总体就业质量不高,就业歧视、收入水平低、就业不稳定、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严重阻碍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程。大力促进农民工就业、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加大农民工培训和权益保护力度等,是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进而推动其市民化的有效途径。     

珠三角地区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

农民工城市融入分为经济融入、社会融入、文化融入和心理融入四个维度,农民工社会资本划分为个人关系、组织参与、政策制度和社会关注四种类型。基于珠三角地区农民工调查问卷数据,通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研究农民工社会资本对其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四种类型社会资本都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具有显著影响,但作用强度不同;高中以上学历农民工,主要依靠个人关系型社会资本促进其城市融入,高中以下学历农民工,个人关系、组织参与和政策制度三种类型社会资本共同作用促进其城市融入;政策制度对高中以下学历农民工心理融入具有显著抑制作用。     

城市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探索

在现在社会保障不断得以完善的城市之中,为城市的经济发展做出很大贡献的农民工们却被整个社会保障体系所遗弃,他们的权益得不到保护,是社会的弱势群体.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国家要进行户籍改革、消除各种不合理的歧视;在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创新,使城市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社会生活;应加强对农民工就业技能的培训,增强他们的就业竞争力.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机制构建

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社区存在经济融入难、政治参与难、社会保障难等问题,这些问题牵动着城市发展的神经。要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难问题,需要建立以社区为平台的就业机制、城市社区准入参与机制、城市社区保障机制的三管齐下机制,使他们不再是城市化的"边缘人"而真正融入城市社区。     

强关系型和弱关系型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就业有着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利用来自江西地区534份调查问卷的数据,比较了利用强关系型社会资本实现就业和利用弱关系型社会资本实现就业的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差异。结果显示,大多数农民工都是通过强关系实现就业的。通过强关系实现就业的农民工就业的满意度更高,通过弱关系实现就业的农民工在收入、就业正规程度等客观就业质量方面更高。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大建设专门服务农民工的劳动力中介机构,建设多种形式的农民工服务体系,农民工自身要不断学习,积极融入城市,拓展社会资本。只有通过政府和农民工自身两方面的努力,才能切实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新生代农民工资产代际转移问题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主体,他们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较而言,有着明显的特征,其融入城市的意愿更为强烈,能力更为完备。农村存量资产转移和资产建设对农民工融入城市具有基础性、根本性作用和意义。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却没有农村资产。这个问题只能通过资产代际转移来实现。新生代农民工资产代际转移是以农村资产流转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只要进行相关法律的修改完善,允许和促进农民工土地、林地林木、宅基地、房屋等资产流转,扩大流转范围,规范支持资产流转,自然而然地就会转移到新生代农民工身上。     

劳动权益、时间适应与外来工永久迁移意愿研究——来自广东调查的证据

本文采用广东省劳动力转移情况调查问卷数据,对外来工永久迁移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外来工外出务工的基本动力仍然是为获取更高工资收入,底线权益是外来工对企业和政府的基本利益诉求,而社会权益的缺失加剧了外来工未来归属感彷徨状态;(2)外来工权益保障与永久迁移意愿显著相关,劳动报酬权、劳动休息权、社会保障权与平等就业权对外来工永久迁移意愿有显著影响;(3)外出务工的时间适应与外来工永久迁移意愿负相关,城市体验并没有加快外来工的城市融入,反而加剧了身份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