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权利的观念:洛克、卢梭与康德

儿童权利观念是在启蒙运动之后诞生的,洛克、卢梭和康德在儿童权利观念的启蒙上充当了先锋作用,他们奠定了西方现代儿童权利思想的根基.由于各自的政治理想不同,他们所建构的儿童权利观念也有着内在的差异.洛克在有限政府观念下建构儿童权利的观念;卢梭在道德理想国观念下建构儿童权利观念;康德在法律共和国观念之下建构儿童权利观念.     

清代权利观念研究

在传统社会中,儒家思想居于统治地位,并对法律观念产生影响.在清代,儒学"欲"的观念的改变使权利观念有所发展,但仍是传统范围内的,只是展示了权利的限制,要求人们相互向自我克制的方向努力,并表现出一定的矛盾性.     

儿童权利的文化解释

儿童权利保护在我国历来是置于附属和“未来”的位置上来考虑的。儿童权利及其保护所包含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其本身的价值,在整体上对人权的认知及其保护也会起到借鉴和促进作用。儿童权利的保护活动,使我们意识到一个与儿童社会相对立的成人社会的存在。成人社会在处理儿童权利上的任何一种误差和平等意识的缺失,都有可能导致儿童权利的忽视与剥夺。儿童权利的保护所依据的科学基础,成为与传统保守势力相抗衡的力量。     

论现代权利观念

本文从耶林主张为权利而斗争的思想出发,引申出现代权利观念的概念。认为现代权利观念由权利知识、权利感情和权利意志共同构成其基本内涵,它不仅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观念前提。现代权利观念的确立对于当代中国的立法、司法以及法制教育均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儿童权利的基本价值:一种教育哲学的视角

确认和保护儿童权利是参与度最高的国际性协作事业之一。20世纪初以来的儿童权利运动在相当程度上增进了各国的儿童利益和儿童福祉。但是,儿童权利的确认和保护存在着理论和实践上的困境,这些困境与人们对于儿童权利之价值认识存在着复杂的关联。儿童权利的基本价值在于:它诉求一种自律品性的教育,为儿童之自由和充分发展提供了强势意义上的道德和法律保障;它为教育权力设置了必要的伦理限度,对教育正义这一教育制度的首要美德提出了迫切诉求;儿童的权利实践是培育儿童的公共理性精神、型构公民社会的重要基础。     

儿童权利的实现与福利制度的完善——基于国际视角的考察

儿童权利是建立儿童福利制度的基础,一般包括儿童作为人的普遍权利和作为处于特殊年龄段的人的特别权利.儿童权利的实现主要倚赖于国家、社会、家庭和监护人等非自身力量的照顾和保护,而这些照顾和保护又主要通过一系列福利制度安排得以落实和加强.因此,儿童权利受损根本上是由福利保护不充分造成的.完善、系统的福利制度可以给予儿童合理、全面的保护,促进其权利较好实现.“全面型”儿童福利制度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方向,也是各国维护和实现儿童权益的必然选择.     

论权利的生成

权利的存在不是不证自明的,也不是仅以法律的规定为由就能简单解释的,权利如何生成的问题则是一个既古老又陌生、既简单又复杂、虽熟知但非真知的问题。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全面论述了权利生成的内在机理和一般条件。笔者认为,只有系统地解释出权利生成的原因和机理,才能使我们彻底抛弃许多对权利的不正确的观念和误解,真正地理解权利的意义和价值。     

赋权视角下的儿童权利保护——基于20世纪以来国际性政策文本的分析

以赋权为视角,把20世纪以来国际儿童权利保护法律和政策发展划分为以下3个阶段:(一)儿童是救济的对象阶段(20世纪初—1949)。这一阶段,儿童权利开始进入国际视野,儿童的生存权和受保护权受到特别关注,呈现出补救型儿童权利模式的特征;(二)儿童是权利的主体阶段(1950—1989)。人权运动的发展使儿童权利立法进入新的阶段,儿童权利的范围不断扩大,儿童权利保护的国际法体系基本形成;(三)儿童是明日世界的公民阶段(1990至今)。尊重和保护儿童权利是人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儿童的个人参与和发展对塑造未来世界具有重要的作用。     

析当前村民法治观念培育的障碍

村民法治观念的培育可以极大地推动农村社会的发展。当前,村民法治观念培育面临的障碍主要有：农业社会传统文化的影响;法律制度的不完善;获得法律知识的途径受限;法律价值合理性的欠缺。     

基于权利保护视角的虐待儿童犯罪主体规制

国外对虐待儿童的犯罪主体规制的原因经历了从个体特质到社会结构的演化,确立了从犯罪人中心主义到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刑事政策转向。就我国当前的实际而言,虐待儿童的犯罪主体规制总体上应将个人原因与社会原因结合、惩罚犯罪人与实现儿童利益最大化结合,但针对家庭式虐待与机构式、社会式虐待的不同,对前者的规制应凸显社会结构的整体优化,而对后两者的规制应加大对犯罪人的惩罚力度。     

爱生学校与<儿童权利公约>--以学生为本尊重与保护学生权利的教育理念与实践

本文通过对爱生学校创建的理念与实践 ,及《儿童权利公约》的儿童观、发展观与教育观的分析 ,提出了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中以学生为本、尊重与保护学生权利的问题与思考     

社群主义权利观念解析

社群主义在批判自由主义权利理论过程中阐释了“善优先于权利”的观点。社群主义将观念与制度的共同体视为权利的基础,认为共同体的民主过程建立了权利的正当性,将权利的本质理解为一种“资格和义务之间制度化的关系”,从而带有权利道德化的倾向。     

流动人口的增长态势、权利特征与权利救济

当前,大规模的流动人口活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已经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并且,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流动人口的数量会继续增长.但是,由于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存在和现有制度设置中不合理因素的影响,流动人口权利呈现出权利行使的不平等性、权利实现的易受侵害性和权利保障的脆弱性等特征.从现有制度环境看,中国流动人口权利救济的途径主要有:司法救济、行政救济、社会救济和自力救济.     

城市治理:空间、正义与权利

在世界范围,城市的扩张、更新与改造带来了空间的再生产。城市治理本身就建立在空间的再生产之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批判了资本与权力对于城市居民既有权利的剥夺,也批判了城市对于农村的掠夺,再一次从现代性的层面批判了资本主导下的城市权力。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城市政府开始获得了相对农村政府的凌越地位,并主导着城市乃至区域性的治理,城市治理必须直面空间理论的批判与反思,并致力于重建社会空间、完善区域性正义供给、减少社会排斥之重任。     

再论文化产业正义:文化产业权力与权利

文化产业权力与权利是人、社会和国家权力与权利的延伸和表现形态,有着塑造人、社会、国家的功能。宪法对国家和公民文化权利的规定,建构了文化产业权力和权利的基本关系,构成了文化产业发展与文化产业权利最核心的正义关系。重建文化产业发展的公民、社会和国家的权力和权利关系,在建立和树立实现市场经济正义的同时实现文化产业正义,从而使得"文化产业正义"成为"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的正义体现,用公平、均等的文化产业权力与权利观,建构中国新文化产业正义观和新的国家文化安全观。     

日本知识产权文化:制度与观念

知识产权文化包括制度形态和观念形态两个层面的意义。日本知识产权文化建设是在实施"知识产权立国"战略过程中提出并随着该战略的推进而逐步展开。在制度层面,日本政府着力从知识产权政策体系、法律制度、行政管理、执法、司法体制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等方面进行改革与创新,逐步建立起一套具有本国特点的新的制度体系;在观念层面,通过有效的激励机制以及系统的知识产权教育使尊重知识、崇尚创新的知识产权价值理念转化为社会整体认同的精神资源,最终实现知识产权文化的现代变迁。     

儿童“被爱”的权利——基于角色权利理论下对西方社会语境中儿童发展问题的批判性证成

许多国际性和部分国家的法律文件承认被爱的权利是儿童的一项重要人权。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该权利是一项新兴权利主张,存在理论争议。对该权利的证成理由这一核心内在争议问题,马修·廖和玛莎·纳斯鲍姆分别基于“基本条件”和“核心能力”给出了两种证成路径。两者都是人权路径,将该权利视为儿童的一项独特人权。但是,两者在回答儿童如何具有特殊性以及这些差异如何证成差别对待儿童等问题上存在局限性。角色权利理论将权利关联于角色而非个人,聚焦于儿童角色的特殊角色利益,能为儿童被爱的权利的证成提供一种更优越的说明。     

论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是法哲学研究中的一个亘古恒新的课题.长期以来,人们对权利问题的研究大多局限于法学领域,道德研究很少涉及权利问题.对权利问题的单一性理解及对道德权利的忽视,使我国的道德建设难以跟上社会经济生活日新月异的发展步伐.唯有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着眼,凸显法律权利与道德权利的价值蕴含关系,方可在立法实践中对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社会关系加以规范,对新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的权利与义务属性与内容予以合理的规定.     

上海市儿童权利家庭保护的现状与挑战

通过对上海市1643名儿童、1643名家长及164名教师的问卷调查发现:总体上,上海市儿童权利在家庭里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具体到生存权、受保护权、发展权以及参与权上又各有特点,儿童自我保护的意识和家长保护儿童权利的意识是影响儿童权利保护现状的主要因素.同时,儿童权利的家庭保护又受到传统文化、人口流动以及家庭结构变迁等因素的影响.     

经学观念与汉乐府、大赋的文学生成

通过分析经学与“汉乐府诗歌”及“汉大赋”两者间存在的具体关联 ,笔者认为 ,没有经学的“王官采诗说” ,就没有汉乐府的设立 ;没人去采诗 ,那些饥者、劳者的歌唱也就得不到保存 ,也就难以进入到后人的历史视野中 ;没有经学的“主文而谲谏” ,也就没有汉大赋之所以为汉大赋“劝百讽一”的特定体式 ,文化观念对“文学史”的作用甚至可以大到决定一个时代文学现象的“有”或“无”。一个关乎中国文学史全局的事实是 ,汉代经学直接或间接地培育了中国人对诗歌文学的独特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