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法律体系形成过程中的权利观变迁及其启示

从权利观念变迁的视角出发,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的形成过程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是工具性权利观阶段,第二个是个体化权利观阶段,而个体化权利观阶段又可以被划分为意志论的权利观阶段和利益论的权利观阶段。不同的权利观反映了其所属阶段的社会生活状态,并将这种状态通过权利话语表达在法律体系中。权利观变迁的背后是在形塑主体性过程中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变化,而权利冲突、权利滥用现象的普遍化所表征的利益论权利观的失灵恰恰源自主体在追求利益时对自身的遗忘。发展一种适合我国国情和法治实践的共同体权利观是解决权利冲突、权利滥用问题,完善我国法律体系的可行路径。     

马克思权利观视域下的大学生权利

大学生权利是基于马克思权利观视域下的探析,是高等教育深层次改革的立足点。以马克思权利观的人赋本源论、自由内涵论和权利与义务运行论为视阈,科学表述大学生作为特殊主体的权利依据、权利内涵与权利运行。提出了德育注重自治是马克思权利自由观之本质实践的基本要求;智育注重自学是对马克思权利人赋论之证成的有效回应;体育注重自强是对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念的有效贯通;美育注重自尊是马克思关于权利义务运行思想的有效保障等自为主义途径,树立大学生自在、自觉和自信的权利理念。     

自由主义权利观检视

在个人主义和普遍主义两大原则的支撑下,自由主义权利观强调个人有权利追求自己认为有意义的生活,主张权利优先于善,政府应当保持价值中立;虽然自由主义及其权利观占据西方思想的主流,并被充分地付诸实践,但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困境表明,自由主义权利观本身只是西方社会历史经验的反映,只是西方历史长河中某一阶段的产物,并不是适合于所有不同文明社会的惟一模式。     

儿童权利的观念:洛克、卢梭与康德

儿童权利观念是在启蒙运动之后诞生的,洛克、卢梭和康德在儿童权利观念的启蒙上充当了先锋作用,他们奠定了西方现代儿童权利思想的根基.由于各自的政治理想不同,他们所建构的儿童权利观念也有着内在的差异.洛克在"有限政府"观念下建构儿童权利的观念;卢梭在"道德理想国"观念下建构儿童权利观念;康德在"法律共和国"观念之下建构儿童权利观念.     

法社会学的法观念

从工具主义法律观、反形式主义法律观和多元主义法律观等法社会学的基本法观念出发,本文提出法是由社会力量的对比状况决定的权威性价值准则和程序性、可诉性行为规范。     

论社群主义权利观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社群主义权利观主张共同善优先于个人权利,是对自由主义权利观批判的产物,有其特殊的历史与现实背景,本身没有普遍的意义,但其理论观点却对当下中国法治建设的有关权利立法、法治形成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生态主义法律观念下权利共同体范围的拓展

传统法律观念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哲学支撑,尊奉人类利益至上原则,并不能解决近代工业化以来人与自然关系逐渐严重恶化的事实.以生态主义为哲学根基的生态主义法律观念则倡导生态利益本位,主张人与自然关系的平衡,以保有生态整体作为所有权利的基础.在这种法律观念指引下,权利共同体的范围从人类拓展到了其他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从发展的层次上来看,包括动物的权利、生物的权利、大自然的权利等三个层次.     

儿童权利的基本价值:一种教育哲学的视角

确认和保护儿童权利是参与度最高的国际性协作事业之一。20世纪初以来的儿童权利运动在相当程度上增进了各国的儿童利益和儿童福祉。但是,儿童权利的确认和保护存在着理论和实践上的困境,这些困境与人们对于儿童权利之价值认识存在着复杂的关联。儿童权利的基本价值在于:它诉求一种自律品性的教育,为儿童之自由和充分发展提供了强势意义上的道德和法律保障;它为教育权力设置了必要的伦理限度,对教育正义这一教育制度的首要美德提出了迫切诉求;儿童的权利实践是培育儿童的公共理性精神、型构公民社会的重要基础。     

论罪刑法定主义诞生的思想基础

罪刑法定主义可从观念层面和制度层面来把握其内涵,但观念层面的罪刑法定主义对于追溯和厘清其思想基础更具意义.近代罪刑法定主义得以诞生之思想基础乃是启蒙的自由主义思想,包括洛克的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理论以及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而传统观点所认为的心理强制主义实际只为罪刑法定主义确立为刑法的基本原则提供了契机.     

直觉主义数学哲学的两个阶段

数学基础中的直觉主义学派坚持逻辑依赖于数学,而数学建立在直觉和构造的基础上。直 觉主义在两个阶段的直觉、构造概念和无穷观上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二阶段的直觉主义观念在本体论和认 识论上是不一致的。笔者由此提出了要协调两个阶段的直觉概念、构造概念和无穷观。     

思想政治教育培育大学生法治观念的“三维”机制

培育大学生法治观念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的题中之义。当前,大学生在法治理念、权利意识、大局观念存在的矛盾与问题较为凸显。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培育大学生法治观念的“抓手”,与法治观念培育有育人目标、内容属性与方式方法上的内在关联,可以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培育大学生法治观念的“教育”、“管理”、“载体”三维机制,使思想政治教育培育大学生法治观念有效化、常态化和动态化。     

罪刑法定原则理论渊源层次观——以自然法为视角

西方自然法学派从不同角度提出和主张的罪刑法定主义思想,大致经历了自然权利观的罪刑法定、分权制衡观的罪刑法定、法治观的罪刑法定三个阶段.每经历一个新阶段,对罪刑法定的认识便提升一个新的境界,梳理这个历史过程,旨在我们对罪刑法定理论渊源作出理性认识.     

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国家观之争及其启示

在国家观上,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主要围绕国家中立、公民政治参与和“弱国家”与“强国家”等问题进行了争论,其核心在于对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之关系的歧见。实质上二者是互补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及政治实践的进路,决非在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作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而是通过构建以法治为基础的良序社会结构,在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共生与张力中维持平衡,从而构建正义而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西方自然法思潮与罪刑法定原则理论渊源的演变

西方自然法学派先后衍生出人性论、自然权利论、三权分立论、社会契约论、人权论和法治论等理论或学说。这些理论或学说都是自然法思潮变迁的产物。它们从不同角度提出和主张的罪刑法定主义思想,大致经历了自然权利观的罪刑法定、分权制衡观的罪刑法定和法治观的罪刑法定三个阶段。每经历一个新阶段,对罪刑法定的认识便提升一个新的境界,罪刑法定立法与司法过程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随之凸显出来。梳理这个历史过程,旨在引起我们对现实的反思,不断补充、丰富和完善我国罪刑法定理论。     

五四"儿童的发现"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

五四时期,在致力于"儿童的发现"也即儿童个性解放和儿童文化重建的进程中,新文化倡导者将"儿童是人"、"儿童是儿童"的个性主义儿童观贯彻、运用于教育领域,推动了教育观念的更新和教育改革运动的发展,以及儿童教育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中国的正式确立,促进了儿童教育的个性化、实践化和科学化,有力地推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     

个人主义的起源——"五四"时期的自我观研究

"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资源最为丰富,是"个人的崛起"的时代,受到个性主义和功利主义两大思潮影响,其人生观和自我观发生重大的转型,快乐主义取代德性主义成为人生之善,利己主义也获得了价值上的正当性。虽然从清末民初开始,物欲主义和享乐主义有日益弥漫之趋势,但在"五四"时期并没有占据思想上的主流。相反地,另一种源自中国传统的"大我小我"论,经过梁启超、胡适等人的发掘与提升,成为普遍的自我观。"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传统,尽管与西方的"权利个人"大异其趣,但以其独特的方式,获得了另一种现代性。     

共和主义的自由观念--试论昆廷·斯金纳的共和主义思想史研究

剑桥共和主义思想史学派的重要代表昆廷·斯金纳的研究,为人们理解西方政治传统尤其是西方自由观念提供了新的有意义的视角.古典共和主义的自由观具有丰富的内涵,并在理论上体现了整体主义、政治平等主义、内部和平主义、公共性、相互性、积极行动等基本原则.斯金纳的研究对当代中国来说,有学术与实践之双重启迪意义.     

赋权视角下的儿童权利保护——基于20世纪以来国际性政策文本的分析

以"赋权"为视角,把20世纪以来国际儿童权利保护法律和政策发展划分为以下3个阶段:(一)儿童是救济的对象阶段(20世纪初—1949)。这一阶段,"儿童权利"开始进入国际视野,儿童的生存权和受保护权受到特别关注,呈现出补救型儿童权利模式的特征;(二)儿童是权利的主体阶段(1950—1989)。人权运动的发展使儿童权利立法进入新的阶段,儿童权利的范围不断扩大,儿童权利保护的国际法体系基本形成;(三)儿童是明日世界的公民阶段(1990至今)。尊重和保护儿童权利是人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儿童的个人参与和发展对塑造未来世界具有重要的作用。     

以思想政治教育“三步曲”培育大学生法治观念

培育大学生法治观念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组成部分,而当前大学生法治观念存在法治理念缺乏、权利意识淡薄、大局观念较弱等问题。思想政治教育与培育法治观念存在育人目标一致性、内容属性关联性、方法方式互补性,可通过整合思想政治理论课资源、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式这"三步曲"培育大学生法治观念。     

社群主义权利观念解析

社群主义在批判自由主义权利理论过程中阐释了“善优先于权利”的观点。社群主义将观念与制度的共同体视为权利的基础,认为共同体的民主过程建立了权利的正当性,将权利的本质理解为一种“资格和义务之间制度化的关系”,从而带有权利道德化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