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楚与诸夏忠的观念之比较

楚国与诸夏在“忠”的观念上是不同的,在君臣关系中,楚人讲忠君,诸夏讲忠道。这里有如下社会原因:楚国建立县制较早,国君可以直接控制土地,楚国疏于礼义,楚国宗法势力较弱。     

西周土地制度略论

西周的土地制度的基本形态以其繁复且完善的规制为历代学人所关注。但由于原始史料的匮乏 ,学理解释中的纷争从未停止。自孟子始对井田制的认识就很模糊。除此 ,以宗法分封制为处理框架的土地分封首先固化了土地国有的制度 ,各级领主多层分列其中 ,而最终的耕作模式主要是以“国人”与“野人”的身份差别形成了两种土地经营系统。     

取长补短

战国时,滕(téng)国太子去往楚国献礼,途经宋国时,得知孟子也正游历到宋国,于是,便驱(qū)车前往拜见孟子,向他请教治国良策。孟子建议他实行井田制,贤明地治理国家,滕国太子听后,觉得颇为受益,但他顾虑到滕国的土地狭(xiá)小,担心不适合推行仁政和实行井田制。孟子很肯定地对他说:“如果把滕国土地中长的地方截下来,补到短的地方上,那方圆也有五千里,完全可以施行仁政。”“嗯,孟轲所言甚有道理!”滕国太子在乘车去往楚国的途中,还思索着孟子提出的主张。出处《孟子·滕文公上》:“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千里也。”含义原指吸取人家的长处,弥…     

论《孟子》里两类不同性质的井田制

一、中国古代社会是否实行过井田制的土地制度研究井田制问题,首先得从中国古代社会是否实行过“井田制”的土地制度问题谈起。这是研究孟子井田思想实质的前提。中国古代社会是否实行过名叫“井田制”的土地制度?有的研究者认为,井田制在“古史中无明确记载”,“孟轲就是提出井田说的第一人”,“就连孔丘这个奴隶制复辟狂,也从无一语涉及井田”,“这完全证明井田制是孟轲头脑里的虚构”(严北溟《论孟轲的阶级属性》,《中国哲学史文集》140,14l页)。但有的研究     

近年来井田制研究的新进展

近年来井田制研究的新进展周新芳井田制问题，是先秦土地制度中的重要课题。战国以来，人们对这一问题一直聚讼不已。仅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对它的科学研究也将近走过一个世纪历程，并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文革”结束以后的二十年来，是井田制研究的辉煌时期，...     

楚国土地制度综议

土地所有制的形式及其体系结构，是形成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主要特征的重要渊薮，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本文将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相互参验，首次对楚国土地制度作了全面而系统的考察。认为：西周时期，楚君对周天子具有经济附庸关系，楚国的土地从名义上说为周天子所有，楚人则只是占用土地；从春秋初期到战国中期，楚国的土地所有制走的是一条国君所有制与里社占有制、领主占有制、自耕农占有制相结合的道路；楚国土地所有制主要有王田、食邑和小私有土地几种形式。     

三十年来楚方城研究述要

楚方城是楚国北部（今豫西南）长城的代称，三十年来，学术界对它的名称由来、建筑时间、规模与地望等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与研究，存在不同看法。关于为何将楚国长城称为“楚方城”，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方城”原本是楚国北部边防城塞的常用称呼，后演变为楚国长城的代称，因方城山或方城塞而得名，楚长城宏观外形呈方形状所以叫“方城”；关于楚方城的建筑时间也有三种论点：春秋时期、战国时期、各段的修筑时间不一样；至于楚方城的规模与地望，则有两段说、三段说、五段说等观点。     

关于“王田”、“私属”制的几个问题——与张志哲、徐志祥、萧立岩等同志商榷

“王田”、“私属”制是王莽代汉建立“新”朝后,为挽救自西汉末年以来的社会危机,而实行经济改制的一项重要内容。近年来,对如何评价王莽的经济改制问题,张志哲、徐志祥、萧立岩等同志先后发表了文章,读后颇有启发。但其中有些观点,诸如:推行“王田”制,是“井田制的死灰复燃”;“王田”制的实质“是一种土地国有制与土地私有制并存的土地制度”,“实质上是一种限田的方式”;“王田”制行不通,与爆发绿林、赤眉起义“是风马牛不相及”;宣布更名奴婢曰“私属”,“无疑会大大提高奴婢的社会地位”等等,笔者认为还是值得商榷的。现拟就上述问题,谈谈个人的不同看法,以供张志哲、徐志祥、萧立岩等同志参考。     

“离骚”别解

《离骚》是屈原在因谗遭谤,被排挤打击后,眼看楚国前途江河日下、危在旦夕的情况下唱出的悲愤之歌。①自古及今,关于《离骚》题义,很多人作了诠释。司马迁解作“离忧”,班固解作“遭忧”,王逸解作“离别之愁思”,扬雄解作“牢骚”。现在有的研究者则认为是楚国一种歌曲的名称。楚国有一种“劳商”的歌曲,“劳商”与“离骚”声音很相近,大约是同一种曲子的不同名称。《离骚》这个曲名的含义则是牢骚的意思,就是要发泄一种抑郁不平的情感。②还有人通过对屈原故乡的考释,肯定“骚”就是诗人的故乡“蒲骚”的省称,《离骚》的正确题义是:告别了,蒲骚!③     

楚官职中的“嚣类”官职探究

论述古楚国的“嚣类”官职在周官或者其他国家的官职名称中都没有出现，是楚国自己固有的、独创的一类官职。其权力有升有降，权力最大时超过令尹，以军事职掌为主。指出楚国历史上的有名战将也多出自“嚣类”官职的职掌者。对于“莫嚣”和“莫敖”二者的写法，传统多认为应用“莫敖”，但诸多出土材料和传世文献显示，“莫嚣”或许才是古楚国使用的文字形式。     

春秋至战国中期楚国直接生产者身分蠡测

对春秋至战国中期楚国直接生产者的身分，楚史学界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作者在分析了大量的史料后，认为楚国直接生产者主要包括农奴、自耕农和雇农，农业奴隶在楚国只是个别现象，而且限于畜牧业之中。此外，居住在都邑的国人中也有极少数从事农作者     

王莽“王田”制的实质

王莽代汉建立“新”朝后,针对形成西汉末年社会危机的各种弊端,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一项就是制止土地兼并的“王田”制。“王田”制的实质是什么?史学界长期流行着一种观点,认为王莽“企图通过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以制止日益剧烈的土地兼并”,或者说:“王莽企图用恢复井田制来解决土地问题”。其理由是:“王莽根据《周礼》记载的井团制度,实行‘王田’制”。诚然,王莽“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     

国外土地冲突的比较分析：样态特征与治理启示

土地冲突是世界各国在转型中必将遭遇的重大挑战，但其在各国间的表现形式又有很大差异。通过对国外土地冲突研究的梳理发现，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早期的土地冲突表现为土地所有制改造中对贫农和原住民的强制剥削，成熟稳定后则表现为土地开发中公私利益的张力和地利共享与利益补偿的价值追求差异；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土地冲突表现为后殖民时代地权垄断格局下无地农民的反抗和地权流转过程中权力和资本对小农利益的侵害。在不同的发展经验背景下，国外土地冲突治理产生了“市场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价值取向。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土地冲突的诱发因素是多样的，基于“国家-市场”地权二元化改革路径通常失效。中国农村土地冲突与国外土地冲突既有相似又有很大不同，应走出地权改革的“国家-市场”二元化困境。     

井田制讨论之世纪末点上的回顾与思考

本世纪的井田制讨论是从1919年开始的。它经历了三个发展高峰：解放前的三十年，解放后的“十七年”以及七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二十年。它的两个明显低谷是“文革”十年和进入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最近几年。如果把本世纪的井田制研究划分为这五个阶段的话，每个阶段都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解放前的三十年之高峰，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人，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而来的，其焦点是井田制的有无问题及其性质问题，其它问题牵扯的不多。解放后的“十七年”，是与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密不可分的。当时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是史学界争论的所…     

楚国赋税制度综议

楚国的赋税制度,主要包括军赋、田税、地租、户口税和关市税等几种形式。楚国的军赋以加强国家军事实力为目的,田赋则以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为旨归。楚国的地租制度一开始便与中原诸夏不尽相同,至战国中期已成为新兴地主阶级向农民转嫁自己沉重赋税负荷的重要手段。楚国的户口税是以户为征税单位,以口为收税标准。楚国关市税的特点是向巨商大贾倾斜,这是楚国为刺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采取的让利政策。     

楚国法律及执法情况述略

据史载,楚国是有过法典的。《战国策·楚一》载:吴与楚战,吴人三战入郢,蒙谷“负鸡次之典,以浮于江,逃于云梦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乱。蒙谷献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中言及的“鸡次之典”,即楚国的法典,有它,“百姓大治”;若无它,则“五官失法,百姓昏乱”。它在楚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秦楚上争,以楚败秦胜而结局,楚国之典被秦立统治者所排斥,故使楚国的法典及诸多法令亡失殆尽,致后世已难识其庐山真面矣！正由于此种原因,对楚国的法律作一番钩沈的工作,也就有必要,并且于楚史的研究定然有所裨益。本文在论述楚国法律及其执行方面,侧重于春秋时期的情况,关于吴起变法等情况因史学界论著颇多,不拟于此赘述。     

楚国的“灵官”与“灵巫”

在楚国一直都是实行的政教合一的统治形式，楚王既是国王，同时又为群巫之长。以“灵修”（楚王）为中心组成一个严谨的“灵官系统”，成为楚国上层统治的核心     

商鞅“开阡陌封疆”并不意味着土地所有制的改变

<正> 史学界认为封建社会始自战国的论者,把商鞅的“开阡陌封疆”看作是重要的论据之一。如说:“商鞅‘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即在秦国范围内废除井田制,进一步承认所有的土地都可以私有和买卖,由国家统一收税。这是一项划时代的变革,它标志着秦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确立。”这是一种有代表性的意见。本文不打算论述封建制形成的时间问题,只是要谈一谈商鞅“开阡陌封疆”是不是意味着土地所有制的改     

包山楚简所见几种身分的考察

通过对包山楚简中关于身分记载的资料的爬梳考辨，我们得以比较具体地了解战国中期楚地身分制度及社会等级的大致情形。如国家直接掌握大量的“编户齐民”，但自由民、尤其是贵族也拥有一定数量的依附人口和奴婢。与此相关的是，“官（倌）”与“客”先前已分别见于传世古书和古文字材料，但因缺乏背景材料，迄有歧议。结合包山简的记载可见，“官（倌）”为庶人在官者以及“客”为楚国官职的见解，大致可以信从。     

《左传》中所表现的舂秋时期井田制的衰变

春秋时期井田制的衰变在《左传》中得到较为充分的体现,当时列国为了适应兼并与争霸战争的需要,先后通过初税亩、作爰田、为田洫、作丘甲、作丘赋等形式改变了井田制的一些内容,使井田制遭到较大程度的破坏,并为其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转化创造了一些条件,但井田制并未完全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