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文化与先秦郊庙乐歌

祭祀文化是种古老的文化,先秦郊庙乐歌是集诗歌、音乐、舞蹈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它因郊庙祭祀而产生,又为郊庙祭祀所用,所以,其创作要与祭祀文化的天命观、孝道观、功利观等相适应,这样才能达到感天地、通神明、神人敦和的目的.     

汉代神学思潮与汉乐府郊庙、游仙诗

汉代神学思潮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帝王的造神活动是汉代神学思潮涌动的内在动力 ,方士的积极参与是汉代神学思潮向前发展的外在推力 ,汉儒的天人感应、祥瑞灾异学说是汉代神学思潮的理论基础 ,方士和儒生的结合衍变出了谶纬神学 ,并导致了经学神学化和神秘化。汉乐府机构的发展和扩大 ,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适应汉代神学思潮的需要 ,汉乐府中的郊庙、游仙诗是汉代神学思潮的直接产物 ,反映了汉代神学思潮的某些思想内容。同时 ,汉乐府郊庙、游仙诗在音乐的曲调上 ,在诗歌体裁和表现手法上也吸取了民歌的养分 ,从而使其在艺术上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并成为汉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诗歌发展史上占有一席地位     

明代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天妃考述

妈祖作为民间神,在明代国家祭祀体系中占有一定地位。在朝廷赐额封号方面,明永乐初加封妈祖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赐庙额曰“弘仁普济天妃之宫”;在祀典等级方面,洪武初已规范国家祀典,妈祖极有可能在当时已纳入朝廷祀典的“名山大川”之类,由地方官祭祀,永乐初妈祖正式纳入明代朝廷京都祀典,并至少保持至万历间;在祭祀规格方面,在都城建有国家等级庙宇,由朝廷每年定期遣太常寺官致祭,祭祀时配有乐舞。明代对天妃的官方祭祀活动除朝廷祀典与地方祀典之祭外,还包括了卫所官兵、外遣使臣的祭祀活动。     

清代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天后考述

清初对台湾统一问题的重视,使清王朝对海神妈祖赋予了极大关注与推崇,并于康熙十九年敕封妈祖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正式纳入国家祭祀体系。之后,更随着对台统治、琉球外交与漕运等国家大事对天妃神灵的依赖,清廷对她一再加封,并多次御赐匾额。雍正十一年后,天后还纳入各省沿江河地方祀典,享春秋二祭。嘉庆二十二年在都城建成国家性质庙宇,由中央朝廷派遣圆明园官员定期祭祀。祭祀规格上,取少牢之祭,行“三跪九叩”礼,配有简单乐舞。有清一代,共加封妈祖十五六次之多,封号多达62字,这对纳入国家祭祀体系的民间神来说,是极大的褒宠。     

甘泉与西汉中期的国家祭祀

甘泉是西汉的北部军事要塞,也是皇帝日常活动的北部边界。武帝元狩四年是西汉甘泉由军事战略要地转为国家祭祀中心的分水岭。泰畤的建立是甘泉中心地位确立的标志,但甘泉取代雍地成为郊天之所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武帝在甘泉设置九天巫与其对它方神祇的新奇和对匈奴的政治笼络有关。西汉前中期的国家祭祀较少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主要以皇帝个人信仰为旨归,因而不论是雍地郊祀"五帝",还是甘泉郊祀"太一",其实质都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一点在成帝、王莽时的郊祀改革中才得到改变。     

论谶纬在东汉的禁毁

每当论及谶纬在东汉的发展,人们都知道谶纬在东汉地位崇高、影响巨大,而绝少有人注意到谶纬在东汉的禁毁.其实,东汉郑玄已开“汉时禁纬之说”的滥觞,此后唐代学者贾公彦、孔颖达都支持“汉时禁纬之说”.由于正史无载,“汉时禁纬之说”被清代阮元指斥为谬论,当下更无人对其进行证实.实际上,“汉时禁纬之说”是成立的,谶纬在东汉确实曾遭到禁毁.     

西汉国家祭祀中的方士

方士在西汉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在西汉国家祭祀的建设和改革中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西汉中后期,方士在国家祭祀中经历了两起三落,这时的方士属于祭祀中的旧势力,是不利于儒家祭祀礼仪发展的。王莽依据儒家经典《周礼》建立"元始仪",彻底改变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祭祀格局,从此方士彻底退出了国家祭祀的历史舞台。但其思想仍影响后世,刘秀在建立东汉之时就利用了方术中的谶纬之术,更甚于在临死之前使得谶纬之术法定化。     

关于建立国家祭祀制度的刍议

在每种文化系统中,都必然有若干标志性对象作为其象征和代表,国家祭祀就是对这些对象的推崇强化。建立我国当代国家祭祀制度是新型民族文化体系建设的迫切需要,是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的迫切需要,是凝聚海内外华人、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迫切需要,是建设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是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迫切需要,是引导、规范民间、地方祭祀的迫切需要。所谓国家祭祀,是由中央政府主持、组织、操控的,以祭祀民族文化的象征性、代表性对象为内容的,以尊崇、弘扬民族文化核心内容、价值为目的、宗旨的大型文化活动。当代国家祭祀的祭祀目的应该是一是尊崇,即对自然规律、人类正义、社会法则的尊崇敬畏,对民族始祖、民族文化、民族英杰的尊崇敬仰,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承传弘扬;二是纪念,即对民族始祖的代表,对民族文化、教育的代表,对民族英杰的追怀纪念;三首祈福,即对民族复兴、国家强盛、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愿望的表达。当代国家祭祀制度应该由天地祭祀、黄帝祭祀、孔子祭祀、英杰祭祀构成,可分为大祭、小祭、岁祭、参拜四种祭式。     

汉唐时期王朝国家的海神祭祀

在汉唐时期的国家祭祀中,海神作为山川神癨的一员而得受祭祀,居于五岳、四镇之后,与四渎等同或略高。海神祭祀的方式有两种:一是郊祀配祭,即在天子亲祭或拟设天子亲祭的郊祀中配祭海神;二是海祠祭祀,即由天子委托官员前往海神祠进行祭祀。国家祭祀的四海神,是根据人们对于"天下"的构想而设计出来的、政治文化意义上的海神,并非民众信仰的、来自具体海洋的海神。王朝国家的海神祭祀与滨海人群的海神信仰和祭祀,基本上属于两个互不相涉、相对独立的系统。     

明朝国家祭祀体系的寓意

明代国家祭祀对象的构成及其变化表明,该体系具有宗教、文化、政治、社会等多重寓意。其核心是展现一种以天权为核心的天、神、君、民秩序观,因而是明代中国政治文化精神的投影。它对于明代的统治者说来,体现着与传统密切相关的文化定位、世界秩序规范和自我定义,同时也是社会政治体系的观念基础。从宗教和文化成分角度分析,这个体系从一开始就是综合性的,但又是以儒家传统为根基的。永乐以后的变动,主要在于与道教、佛教和民间杂神崇拜之间界限的模糊化。这些变化与明朝政治文化精神趋于混沌状态有内在的关联。     

汉赋与汉代酒文化的以乐为本及其流变

汉代酒风的炽盛是汉赋中酒文化的社会原因。调和人伦、献谀神灵和祭祀祖先是汉赋中酒的基本文化功能。以审美判断来审视汉赋中的酒文化,可见以乐为本是汉人酒文化的精神内核,而汉末则成为酒文化以悲为怀的开端,此后借酒浇愁、寄酒为迹则成为中国文人酒文化的常态。     

锁住婴幼儿的灵魂 --苗族祭祀用牛披风的构图程式与宗教理念解读

本文从一件苗族祭祖大典"吃牯脏"时祭祀用牛的蜡染披风入手,剖析了苗族蜡染图案的构图程式,进而揭示了这件蜡染牛披风所表达的宗教理念--锁住婴幼儿的灵魂.     

略论汉代的农本文化政策对民间信仰的积极影响

农本意识是农业社会中统治理念和主流文化发展的思想基础。两汉时期,为了强化农本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基础地位,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政府以农为本,对民间信仰文化进行一系列的引导和干预,形成了一定的文化管理策略:一是以天子籍田仪式和农神祭拜之礼引导乡村社会重农务本;二是破除民间“淫祀”,维持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三是移风易俗,倡导“农为民本”的淳朴民风。     

稻作农耕与日本民俗的形成

日本水稻种植在绳纹晚期从中国江南越海传至,此后稻作农耕作为一种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结合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日本民俗。日本稻荷神社数量很多,对狐狸的崇拜、樱花的喜爱、过年祭祀时注连绳的装饰以及相扑运动的起源等,最初可能都源于稻作农耕。日本一年四季有各种各样的祭,追根溯源不难发现,大部分都与水稻的播种、萌芽、生长、收获相关联,是人们对丰收的一种渴望,带有很强的现实主义色彩。稻米还被认为是力量的源泉,由此产生了从米中寻找力量的习俗,稻米及制成品还常用于节日祭祀。时至今日,日本人的日常饮食习俗中,依然还带有稻作农耕的烙印,稻作文化是日本文化之魂。     

谶纬的神系及其神灵信仰的特征

纬书中保存了庞大而完善的神系,这一神系由天神、地祇、人神等三大部分构成。天神包括天皇大帝、五帝等众多神灵,地祇包括山岳河海神、社稷神、生物神等,人神包括远古帝王、西王母、器官神等。谶纬中的诸神多缺乏神性,其神灵世界多具现世色彩,其信仰向度是指向现世,而不是虚幻的彼岸世界,其信仰具有鲜明的等级性,因此谶纬没有成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宗教。     

稷祀与民间社日研究

古代民间乡里的社日,一般认为其只祭社神而不祭稷神,其实民间社日祭祀的也是社神和稷神,而且在某种意义上祭祀稷神的成分更多于社神。民间的社日源于先秦的“置社”,春秋战国时代,民社已经遍布天下,而兴于秦汉,盛于唐宋,衰微于元明,至今流风尚存于个别地区;但民间乡里的社日与封建国家政权的社稷是多有区别的。     

试论孝德教育的源起和产生

孝德源起于原始社会以血缘为基础的自然亲情、尊祖祭祖的宗教情怀和氏族养老尊老的古老传统.孝德教育的产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其中所包含的"尊祖祭祖教育"和"尊老养老教育"均可追溯到原始社会.孝德教育产生于西周.西周的孝德教育已经包含学校教育、祭祖仪式、"乡饮酒礼"、视学制度及"释奠礼"、朝廷训俗、采风易俗等诸多教育形式,其中,祭祖是西周孝德教育最主要的形式.孝德教育在西周产生是由当时"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     

孔子的祭祀观及其对汉代社会的影响

祭祀礼仪在孔子力图重建的礼制中占有重要地位。孔子对祭祀有完整而系统的认识,他的祭祀观念深刻而全面,他认为祭祀要"慎"与"敬"。孔子的祭祀观继承了殷周时期祭祀理念的合理成分。在孔子的观念里面,原为祈福、禳灾的祭祀已丧失了原始的价值与意义,成为涵养个人品德及教化他人的仪式。这种祭祀观薪火相传,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和心理的形成与发展均产生了巨大作用,孔子祭祀观对汉代的祭礼及祭祀理念的巨大影响,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     

后稷与先农：秦汉时期国家祭典中的农神内涵及其历史变迁

后稷与先农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农神,国家祭典中的农神转变发生在秦汉时期。先秦时期以“后稷”为农神,象征周人的文化远祖,是早期自然崇拜向祖先崇拜转化的结果,目的在于宣示周族王权的正统地位。“先农”本为战国时期的民间农神,为因应“大一统”宗教秩序的诉求,“先农”逐渐与神农、炎帝等古史传说相结合,经过“阴阳五行”“五德终始”等思想的改造,其地位不断上升,最终成为“大一统”帝制时代国家祀典的农神代表。     

朝鲜高丽朝祀孔制研究

朝鲜高丽朝（918—1392）是朝鲜半岛第二个统一王朝,其在儒学与礼治政治思想不断发展深化的背景下,移植中国制度实行了祭孔释奠礼,此为朝鲜半岛祀孔之始。高丽朝祀孔制影响了朝鲜半岛教育观念与形制的确立、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社会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朝鲜半岛文化的儒家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