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陶德曼调停"研究的几点遗留问题

日本欲借在淞沪战役中的军事胜利,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国民政府劝降,但日方的谈判条件与中方谈判方案的精神不符,故遭到中方拒绝。随着布鲁塞尔会议失败,日军一路西进直指南京,欲图再度逼降。此时国民政府向美苏两国紧急求援无果。日方破译了中方对美求援的三封电报,知国民政府可能接受日方条件,遂一边加紧攻城一边提高了对华谈判价码。南京陷落后,日本对德隐瞒部分新谈判条件,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待援”政策,迫使日本向德国和盘托出全部新条件,但陶德曼大使未转告中方。日方误以为德方已经转告,此时,德国表示“御任”之意,日本遂决定终止“陶德曼调停”。     

"六一六"兵变与广州民众

"六一六"兵变后,陈炯明部到处焚杀劫掠,孙中山指挥海军炮击广州市区.双方的行为给广州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广州民众奔走呼号,多方调停.孙、陈双方虽没有拒绝调停,但都是利用调停来谋求自己的利益,甚至把广州民众的安全作为谈判的筹码要挟对方.可见,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民众虽有自己的判断力和愿望,但因无权无枪,难免软弱无力,不能左右事件的进程,注定是受害者.但民众在受害的同时,其呼声和要求也给当事各方增加了压力,一定程度上影响事件的发展进程.     

约翰逊政府与1965年印巴战争

1965年印巴战争前,美国的南亚政策已经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困境之中.当战争爆发后,美国约翰逊政府只能采取积极支持联合国调停的努力、保持中立并向印巴施压、避免中国进一步卷入、同意苏联调停印巴争端等措施.战后.美国逐渐厌倦了对印巴争端的调停,开始疏离南亚.     

“帝党主战,后党主和”质疑

在甲午中日战争的论述中,有一传统说法,即“帝党主战,后党主和”。事实是,在这场战争中,虽然总的说来帝党表现比后党好,但帝党并非始终主战,后党也非始终主和。让我们先来看看后党中心人物慈禧太后对“战”与“和”的态度。大量事实表明,慈禧太后开始是主战的。据《翁文恭公日记》甲午六月十四日(1894年7月16日)记载:“上意一力主战,并传懿旨亦主战。”又据该日记甲午六月十五日载:“皇太后谕不准有示弱语。”     

华盛顿会议"山东问题"交涉若干问题论略

在华盛顿会议上,中日关于"山东问题"交涉所采用的"边缘谈判"方式,是当时中国唯一可行的选择,也是中国代表团努力争取的结果,"边缘谈判"同"会外谈判"或"直接谈判"有着本质区别;胶济铁路解决方案也是在英美调停下,中日双方相互妥协的产物,是当时形势下唯一能够达成协议的解决办法,因而是旧中国外交史上一次"得多失少"的胜利,中国代表团在华会上的艰辛努力和出色表现应予肯定,山东问题的解决与美英两国的调停及对中国的支持也不无关系.     

"独立"社与国联调查团

“独立”社是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等平津地区的教授学者为应对九一八事变后的新形势而形成的讨论时政的小型聚合。与南京国民政府将所有的希望寄托于国际联盟调停的“不作为”状态和弥漫着慷慨激昂高调情绪的国内主体舆论不同,胡适等“独立”社成员运用个人的独立思考,力主直接交涉,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策略包括国际联盟及其派出的国联调查团,以改变“今日醉生梦死之抵抗”与政府当道“鬼混的生活,无可无不可的立场”。     

从国际视野看胡适与傅斯年对日策略的异同

“九一八”事变后,胡适的“主和”与傅斯年“主战”虽是横亘在二人之间的一道心理鸿沟,但“和”与“战”各有其理由,并非像名词显示的那样泾渭分明.在对待国联及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问题上,胡适出于世界主义和国际公义的考量,主张接受;傅斯年则秉持民族主义立场,在接受与拒绝之间摇摆.随着日本侵略规模的扩大,国联调解的失败,胡适谋求通过接受国际调停来使中国融入世界的愿望也付之东流.     

韩国法院附设调停制度的当代发展及其启示

韩国民事调停制度设计及其司法实践对我国法院调解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保留庭审法官调解、扩大调解主体、调解程序前移、调解主体多元化与专业化、完善诉前申请调解制度等是我国法院调解制度改革的必要路径,构建独立的调解法律体系则是改革的最终目标.韩国民事调停改革"降低调停的强制性"的改革方案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改革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素材和新的思考路径.     

论"舌战群儒"中的逻辑与政治伦理

在罗贯中小说《三国演义》中,"舌战群儒"可谓最为脍炙人口的精彩篇章之一.事件的背景是,刘备新败于曹操,退守夏口;曹操大军压境,威胁东吴.东吴面临强敌,君臣上下主降主战争论不休.诸葛亮随鲁肃过江,游说东吴,争取孙刘两家联合抗曹.不意遭到主降的东吴谋士团体的挑衅与围攻,面对谋士们的轮番诘难,诸葛亮以超凡的胆气、渊博的学识、...     

中国调停外交的实践与分析——基于朝核问题的视角

朝美之间关于朝核问题的争端由来已久,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地区大国不仅具备了进行调停外交的条件和实践经验,而且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客观要求下,调停外交方式理应不断与时俱进,尝试新形势下的策略和方式。针对中国主导调停的朝核问题,需要客观地分析朝美争端的背景和实质以及中国调停外交既有的实践和成果。针对暴露出来的问题和不足,做出理性的研究和分析,并提出关于决策的意见和看法,期待朝核问题的妥善解决。     

以《庸报》为中心浅谈日本与伪蒙疆政权的关系

《庸报》制造1937年德王访问伪满洲国的假新闻,意在借其威望使蒙古族民众接受伪蒙疆联合委员会,否认内蒙古“独立建国”;代表关东军的利益,《庸报》大肆渲染蒙疆地区的特殊性。直至汪伪政权成立后,伪蒙疆政权仍是表面隶属而实际高度“自治”的特殊政权;日本假借《庸报》,以宣传吴鹤龄赴日睦邻为借口,将吴氏长期驱逐至日本,深刻揭示出日本的统治方式及对伪蒙疆政权人事的掌控;《庸报》对日本驻蒙兵团只字不提,目的在于掩盖其武力殖民统治内蒙古地区的真相。     

“孤岛”时期《文汇报》停刊原因探析

“孤岛”时期的《文汇报》在1938年7-8月间发展至顶峰,随后走向衰落,并最后被迫停刊。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有4个方面,其中同业竞争的加剧和经营管理的不善,制约了《文汇报》的继续发展,弱化了《文汇报》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而＂孤岛＂环境的恶化和汪伪政权的收买则是导致《文汇报》最终停刊的关键。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转变对蒙政策原因探析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将其侵略矛头又指向华北和西部内蒙古。先以支持“蒙古独立”为诱饵,笼络当时提倡蒙古高度自治的德王,终将其拉入自己怀抱。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占领了西部内蒙古,为了更加有效地统治这一新占领区,由煽动“蒙古独立”开始转向提倡“民族协和”。政策转变的原因首先是为了稳固新占领地区的统治;其次是防止已实行“自治”的伪满洲国“兴安蒙古”出现离心倾向;第三是优先考虑维护与汪精卫伪政权的关系。     

朱培德江西和平“分共”方式探微

史学界对朱培德江西“分共”事件着墨较少。其实,朱培德在江西用“遣送”方式“分共”,既有别于蒋介石集团的血腥“清党”,也不同于后来汪精卫集团的“七·一五”政变,他开创了第三条全新的和平“分共”方式：“分共”不坚决、不彻底,在“分共”的善后态度上先“送”后“迎”。由于当时深刻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朱培德采用了和平“分共”方式,随后不久,又恢复农工运动,共产党人纷纷返赣工作,江西的工农运动再现生机,这是史学界长期忽略的现象,也体现了这一事件对国共关系的巨大影响,并直接为日后共产党人和革命军队云集江西、发动八一南昌起义创造了较好的环境。八一起义后,宁汉合流,朱培德才开始积极“分共”,并由和平“分共”转为武力“清党”。     

王勃任职沛王府考论

王勃是“初唐四杰”之冠,在唐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虽命短,但才长。细致梳理王勃的生平、创作,是全面研究王勃必不可少的内容。在王勃短暂的一生中,任职沛王府是重要的时期。考察此时前后王勃思想、心态、创作的变化,探讨其内在原因与意义,不仅可以客观地认识王勃及其作品,而且可以深入地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势和思想文化背景。     

王昶交游考:以“吴中七子”为代表

清代著名学者王昶,早年入紫阳书院,与钱大昕、王鸣盛、赵升之、曹仁虎、吴企晋、黄文莲并称"吴中七子",彼此之间文酒诗会,相互唱和,相互砥砺,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王昶与"吴中七子"其他成员之间的交游活动,展现了乾嘉时期文人士子的文采交流史,对王昶的全面研究具有极高价值。     

论王夫之关于《诗经》中的灵性思维的思想

《诗经》与《圣经》中的诗歌之间具有许多契合点。王夫之的诗学观念与基督教圣经学的诗歌理念比较接近 ,其间存在着可比性。王夫之对《诗经》中的《雅》《颂》部分特别感兴趣 ,也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对《诗经》中灵性思维的深刻认识 ,主要表现在他对《大雅》的思维模式的研究上。王夫之的诗经学研究成果丰硕 ,这得益于他的整个哲学思想体系     

王畿哲学的本体论与方法论

王畿的学说可在王阳明那里找到其理论的原初形态,但他在本体论的建构之中过度诠释了良知作为本体的固有内涵,同时抽掉了良知作为先天道德本体的规定性,而将其还原为纯粹存在本身。他还消解了致良知作为道德实践系统的开展维度,从而体现了对王阳明学说的过度与片面的诠释。这种诠释虽不无创新之义,但对于王门后学的空疏放诞之弊,未能尽免其咎。     

王禹偁与宋太宗、真宗的旧知新怨

王禹偁是北宋初年重要的文学家和政治改革的先驱。他以直道自许,故一生三遭贬黜。由此会让人对当朝的太宗和真宗不能宽宥直臣有些看法,认为王禹偁行直道却屡遭贬黜,定然是太宗和真宗不能容人,尤其是像王禹偁这样的狷介之士。其实不然。太宗和真宗当国的时候,给予了王禹偁太多的欣赏和眷顾,有时甚至感人肺腑。这让我们看到,在三黜背后,并不尽然是皇帝的刻薄少恩,尚有君臣之间的相遇相得抑或是相知,当然还有相伴的失望和怨艾。     

论汪精卫民族失败主义的嬗变

汪精卫民族失败主义的产生、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由于其阶级的、个人的主观原因以及客观上日军的进逼和日本政府的诱降,使汪精卫民族失败主义发生蜕变,成为投降主义,最终背叛了国家和民族。汪精卫民族失败主义具有产生早、时间长、危害性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