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视域下中国文化“走出去”译介模式探索—以《浮生六记》英译为例

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加速,翻译的跨文化传播重要 性愈发突显。基于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传播学经典5W传播模式,以 林语堂和Shirley M.Black英译《浮生六记》为例,尝试在传播学视域下 构建以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译介效果的译介模 式,探讨中国文化如何更为有效地“走出去”。     

"人己通"外译模式与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研究

融合传播学、哲学与比较文化学等相关理论,参照以往经典传播模式,本研究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人己通”对外译介新模式,并以《论语》英译为例,提出实施该模式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应遵循的原则。该模式体现了饱含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和而不同”之哲学理念、“推己及人”之他人意识及“文化平等”之比较视野。它克服了以往“5W模式”线性结构之局限,将起点与终点连接,形成了环形译介循环模式,提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重视受众与译介效果;同时,它突破了以往文化外译二元对立之藩篱,主张文化外译既要尊重文化之差异,更应探求文化之共通,这样才能跨越文化屏障,实现“人己通”,从而真正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     

《论语》外译文本中“泰山”形象诠释——兼议泰山文化译介与传播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儒家典籍的各语种翻译文本是其中的重要一环。近年来,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汉学在海外日趋盛行。本文以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根植于齐鲁大地的儒家文化以及儒家典籍的英、俄译本中“泰山”文化形象的译介为研究切入点。选取儒家典籍《论语》的英、俄译本中的“泰山”形象进行对比分析和研究。通过这一特定的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状况总体探究泰山文化在海外的译介,对当前“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区域“文化互通”深入探讨,兼顾“泰山”文化负载词以及泰山文化当今在世界上扩大传播的途径,并将其纳入儒家文化在海外的传播视阈。     

从短语层面浅议昭君博物院展品说明文字的英汉对译

昭君博物院在昭君文化对外宣传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然而,昭君博物院内展品说明文字的中英文对译还存在一些问题。提高昭君博物院内的展品说明文字的英汉对译质量无论是对博物院良好国际形象的树立还是对昭君文化的传播都是势在必行的。     

论展品：博物馆场域下的知识生产与性别表征

博物馆既是生产知识的文化机构,又是形塑主体的文化场域,知识的生产与主体的形塑均受制于菲勒斯中心主义。展品意义的生产是以菲勒斯文化为中心的知识生产过程。从物品、意义单元、图示化观相、表征的客体等四个层次来考察展品符号的意指实践与性别表征,可在文艺美学领域内推进博物馆研究与性别研究的缝合。通过揭橥展品符号所隐藏的菲勒斯中心主义“迷思”,肯定妇女主题博物馆的文化价值和意义,重构公共文化空间,可为中国性别研究的本土化提供思路和启示。     

青岛市文化旅游资源的译介与国际传播研究

青岛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同时也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拥有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青岛市文化旅游资源的对外译介对于加深青岛市国际化和对外开放,使我市从旅游大市转变成旅游强市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国际传播视角,探讨了青岛市文化旅游资源的译介主体、译介受众、译介策略,以及青岛市文化旅游资源的国际传播途径。     

青岛市文化旅游资源的译介与国际传播研究

青岛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同时也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拥有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青岛市文化旅游资源的对外译介对于加深青岛市国际化和对外开放,使我市从旅游大市转变成旅游强市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国际传播视角,探讨了青岛市文化旅游资源的译介主体、译介受众、译介策略,以及青岛市文化旅游资源的国际传播途径。     

文学作品外译研究

中国政府致力于建设文化强国,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但是中西跨文化双向交流存在不对等的问题,中国文化尤其是文学作品在走向西方市场的过程中困难重重。本文分析了在数字化时代的大背景下,中国文学作品对外译介存在的障碍及其原因。为将中国文学作品译介传播到国外,以20世纪70年代的翻译的文化转向理论为基础,发现语言文字以外的其他因素对作品的对外译介影响很大,并针对文学作品译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解决策略,系统全面的介绍对外译介策略及其与数字化时代的结合创新。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池州傩文化“走出去”译介研究

从译介学的视角研究池州傩文化策略,以推动和促进池州傩的传承和创新。译介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包含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效果、受众及方式等内容,而池州傩文化的“走出去”战略目标的实现也需要由这些因素共同组成的译介模式的支持。只有使外宣的译介模式达到各方面的标准要求,才能提升外宣效果,把池州傩文化推广到更广阔的空间。最后指出池州傩文化走出去的四大策略：培养高素质外宣翻译人才、拓展对外传播渠道、打造池州傩文化品牌、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这对实现池州傩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保护传承与经济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典籍外译“走出去”的思考与对策——以《红楼梦》为例

中国的外译典籍是中国文化复兴和“文化走出去”的一面旗帜,外译可以使中华典籍不朽生命在异邦文化中得以延伸和继续.《红楼梦》具有丰富充盈的文化包容量,从中几乎可以看到整个中国文化,特别是我们民族的人文意识和人文传统.然而,《红楼梦》在世界各国的传播、译介和译文研究现状并不能令人满意,诸如译道渐芜、外译传播范围有限等问题制约着《红楼梦》外译的成效.基于这一现状和问题的思考,《红楼梦》外译“走出去”的真正实现需要新设想予以支持,以期推动《红楼梦》对外译介、传播及研究事业的发展.     

语言距离下中国对外文化传播分层策略研究

语言距离是影响中国对外文化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在中国对外文化传播中应依据语言距离实施分层传播策略。笔者以WALS语料库中192个语言特征为指标,具体计算51个样本国的语言距离,并以此为依据将中国对外文化传播目标国划分为四个层次,其中对语言距离相对较小的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国家,实施重点传播,建立相对更为复杂的文化传播体系;而对于第三层次和第四层次国家,提高其与中国文化传播的意愿,增强其与中国文化传播的动力,减少因语言距离所带来的高额传播成本和交流风险;同时逐步在上述四个层次国家中依次开展具针对性的文化交流、实施汉语等级考试,以及建构新型对外传播平台等分层策略。     

彝族传统文化国际传播历史与现状综述

研究彝族传统文化国际传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检索了彝族和彝族文化国际传播的历史与现状的文献资料,对彝族 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历史进行系统整理分析,总结了彝族文化国际传播的发展脉络和途径。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张坤德的翻译策略与中国侦探小说的发生

文章立足于中国侦探小说得以发生的原初语境,从《时务报》的办刊宗旨和传统审美习惯两个层面考察了张坤德翻译福尔摩斯侦探故事的策略,诠释了西方侦探小说得以立足中国文化场域的缘由,认为《时务报》上最初的福尔摩斯故事译作为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的发生奠定了认知基础,提供了思想准备。     

《道德经》翻译传播及其效应的多维考察

《道德经》从18世纪开始日渐广泛地影响国际社会,其译本在国外的文本旅行,逐步融人世界文化观念、日常生活和国际交往中,在相当大程度上展现了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从《道德经》的翻译史来看,从传教士翻译为主到中国知识界的广泛参与,体现了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沉浮历程;从翻译策略的适应性追求来看,归化策略是《道德经》深化到西方思想的一种有效途径;从翻译传播的社会效应来看,外国学者、普通民众以及中国人日益增强的《道德经》思想认同,彰显了该经之翻译对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意义。     

张江舟水墨人物画的艺术特征与启迪

在当今中国画坛,张江舟的水墨人物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他在20世纪90年代的作品笔墨厚重、色彩浓郁,特别是1999-2003年的作品整体上呈现出了“灰色雕塑风格”,2004年至今,其作品开始转向淡雅、清新和简约的风格。由此可见,张江舟的水墨人物画在经历了不同时期的变化后已日臻完美与成熟。文章从分析张江舟不同时期的水墨人物画入手,旨在研究探寻其作品的艺术特征、艺术价值以及对当代水墨人物画坛的推动作用和启迪意义。     

从翻译目的论看博物馆解说词的英译——以中国文字博物馆为例

博物馆解说词大体上属于公示语的范围,它除了具有信息传递的功能之外,还承担着文化传播的功能,是向外国游客介绍和传播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手段。本文基于自己亲手搜集到的第一手资料,以功能主义的目的论为出发点,通过探析中国文字博物馆解说词的翻译,初步分析博物馆解说词的最佳翻译策略。     

译者主体性在网络新闻英译中的体现

网络英语消息是对传统媒体消息的英译.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在网络英语新闻翻译中应发挥主体性,对新闻文本进行跨文化的改写,以取得最大的对外传播效果.译者的主体性在网络新闻英译中主要体现为:在保留新闻事实的基础上,对新闻进行符合西方受众接受心理的改写,包括对标题和导语的改写、对背景信息的增补和对正文信息的取舍.     

理想中的博物馆——历史与视野

本文以英国大英博物馆、维也纳MAK博物馆等为个案,研究规避欧洲文化中心化,与博物馆发展落后于社会文化发展的问题。同时,对现有的展品和博物馆的仓库进行建造;将中国艺术文化加入世界文化之圈,建设理想中的博物馆——具有世界文化历史的博物馆势在必行。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出场逻辑与时代价值

从现实逻辑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出场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浪潮，它将当今全球性难题的解决同中国时代发展的需要紧密联系起来，为国际社会贡献了“中国方案”。从理论逻辑看，它承继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汲取中国优秀传统“和”文化的精髓，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从时代价值看，它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激发了其当代活力；它彰显了中国气派与中华文化魅力，体现出中华文明的风骨和风貌；它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使中国的发展日益被世界所接受和认可；它建构了全球普遍交往的新范式，超越了西方国家在国际交往中的博弈思维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