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人治村的绩效与限度探讨——以河南省南召县四棵树乡盆窑村为个案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党和国家一系列惠农政策的逐步推行,我国乡村治理的背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给农村能人的治理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通过对河南省南召县四棵树乡盆窑村的调查研究,在＂国家-村庄精英-普通村民＂的框架下,分析了乡村精英在乡村经济发展、乡村民主建设、乡村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探讨了乡村政治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绩效以及在执政过程中的行为限度。     

贫困治理的结构性矛盾： 理解脱贫阻滞困境的一个新视角

[提要]“等、靠、要”之风是当前精准扶贫面临的一个阻滞困境。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的此类行为本质是“贫困治理的结构性矛盾”引发农户对贫困治理的负反馈,而非长期固化的贫困文化思维或单纯的自利心理。“贫困治理的结构性矛盾”包含了当前政府的贫困治理行动与乡村社会主体的异质性之间的三重矛盾：第一,贫困识别的国家理性与农民的乡土逻辑之间冲突;第二,产业扶贫的运作规则与贫困户的弱社会支持之间不匹配;第三,贫困退出的底线性原则与贫困户的发展性考量之间矛盾。这三重矛盾是催生贫困户或非贫困户对公共资源的谋取行为的结构诱因。因此,只有深入政策与社会的互动过程,通过改善政策设计、促成政策共识、优化政策执行规则形成良性的贫困治理秩序,才能消除“等、靠、要”的脱贫阻滞困境。     

乡村精英与贫困群体价值观念的构成及启示

乡村精英作为农村发展的先进力量,可以在农村的脱贫事业中发挥作用。中国的乡村精英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经历了从政治精英一元发展到与经济精英、现代精英并存的多元发展的历史轨迹,形成了自身的发展特点和循环逻辑。明确中国乡村精英发展的特点和循环逻辑,针对贫困群体的贫困价值认同、行动方式和对现代化的认知素质,发挥乡村精英的带动作用,针对性地建构农村脱贫公共服务体系,有利于推动中国当前的脱贫事业发展。     

村治能人推进农村集体产权改革：逻辑分析与案例解剖——基于安徽省夏刘寨村的调查

基于精英识别—要素相对价格变动—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和夏刘寨村的个案实践,分析村治能人推进集体产权改革的内在机理与运行机制。结果发现：要素价格的相对变化衍生出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的内在需求,能人由经济精英到治理精英转变后,形成了现代化治村理念,与集体产权改革目标存在一致性。村治能人可以协调政府、集体以及普通村民三方关系,降低集体产权改革成本。能人从经济精英到村治精英转变的实现,必须健全需求诱导、有效学习、平稳过渡、外部支撑四大机制。在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三者具备时,以完善的乡村治理,保证集体产权改革沿着正确方向进行。     

乡村振兴背景下中西部地区的能人治村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确立,村庄社会发展导向日益强烈,资源匮乏型地区的村治主体发生了新一轮的精英更替,能人治村广泛兴起。调研发现,能人治村是基层政权在强发展导向和发展诉求与弱发展能力之间的张力中寻求出路的一种策略性选择。与后税费时期中西部地区的中农治村和发达地区的富人治村不同的是,能人治村具有发展性、社会性和行政性的特点。能人自身的资源禀赋、村社内部的信任资源与乡村互惠的关系结构构成了能人治村的发展能力、发展动力和发展空间。但资源匮乏型地区的能人治村也带来了一些意外后果,表现为发展型村级债务的形成、基层微腐败现象的蔓延和村庄之间的分化加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准确定位村庄发展的目标,积极引导和规范村治主体的行为。     

后脱贫时代脱贫村有效治理的实现路径研究

2020年国家脱贫攻坚任务就将结束,脱贫后脱贫村的振兴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要实现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因此,刚刚摆脱贫困的脱贫村亟需从治理有效着手推动乡村振兴。但脱贫村的治理面临着内生治理能力不足、行政化扶贫力量淡出、脱贫村内部矛盾激化以及乡村振兴的多重压力和挑战,亟待优化调整。实现脱贫村的有效治理可以从构建合作治理模式、重塑困难群体合法性、建立开放的农村治理体系以及强化村民内部政治参与等多个角度推进。     

能人带领型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形塑机制——基于莱西市Q新村集体经济发展经验的分析

发展村集体经济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途径,而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与村庄治理密切相关。以莱西市Q新村集体经济发展经验为案例,引入关键群体理论的分析视角,对能人带领型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形塑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乡村能人通过农民合作社的架构来整合村庄内外的多元主体力量,进而形成了发展导向的治理共同体。其中呈现的主要机制为：一是乡村能人利用社会关系网络动员多元主体参与集体经济发展以形成治理共同体;二是乡村能人综合运用人情法则、公平法则、利益捆绑与利益联结等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从心理和物质利益层面约束村域内多元主体行为,并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治理机制以适应外部环境要求,稳定外部参与力量,从而在保障可持续性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了乡村治理精英的再生产、治理共同体的重建和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     

制度逆变、策略性妥协与非均衡治理——基于L村精准扶贫实践的案例分析

通过对L村精准扶贫实践的案例研究发现,由于贫困识别过程中村民争当贫困户、非均衡的项目实施及“任务式”扶贫产业开发,导致了农村精准扶贫的制度逆变及村民“气”的不断累积。在此背景下,基层政府通过博弈情景下的政策变通、村庄政治生活的选择性平衡及日常治理中的“做工作”等路径,建构了精准扶贫场域下村庄矛盾调处的策略性机制。由于治理主体之间连带性制衡关系的异化及治理结构与治理能力的非对称性,农村精准扶贫呈现非均衡性治理的悖论。在当前农村精准扶贫的政策实践过程中,需要建构“均衡性治理”的制度体系,推进贫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精准扶贫中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及中心式治理

我国精准扶贫正处于脱贫攻坚时期,精准扶贫的目标是到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实现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的贫困退出标准,从而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摘帽。结合贫困村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关系,即村干部、驻村干部、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及其相互间关系,建构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行动者的行动受结构位置和行动者个体理性共同影响。在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中,村干部和驻村干部作为治理主体是结构中间位置,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分别处于结构中心位置和边缘位置,村干部、驻村干部、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形成差异性的结构关系,表现为“行为性强联结关系”“结构性强联结关系”“结构性弱联结关系”和“行为性弱联结关系”。同时,由于围绕贫困户脱贫的压力型目标,使贫困村治理呈现出中心式治理的结构特征。贫困村中心式治理特征的优化,关键是发挥贫困户的主体性地位,提升非贫困户的参与性,强化村干部的治理角色,从而实现贫困村的治理有效。     

精准扶贫中农户“争贫”现象解析

当前我国精准扶贫领域内存在着农户"争当贫困户"的社会怪象,以"均贫""扮贫""赖贫"以及"盼贫"为四种典型的表现形式。农户"争贫"是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扶贫程序设计存在不足、乡土社会心理异变、微观场域权力失范以及农户内生脱贫动力匮乏是农户"争贫"行为产生的主要原因。其治理之策是进一步完善扶贫标准和程序设计、引导农户树立正确的公平观、确保农村公共权力的规范运行以及增强贫困户精神脱贫的动力和能力,由此来推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落实。     

村域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机制及路径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问题是目前“三农”领域的关注焦点。已有的研究中,多从政策理论层面宏观分析两种战略的辩证关系以及如何实现有序衔接。该研究从基层实践入手,以陕西省蒲城县D村为案例,探寻其在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衔接中的实践逻辑,研究D村在实现二者有效融合过程中的衔接机制。研究发现:从实践逻辑上看,脱贫攻坚补齐了乡村振兴中的“绝对贫困”短板,乡村振兴为建立长效脱贫机制提供内在动力。在这一互涵式实践逻辑的指引下,D村探索形成了以产业升级机制为核心、主体培育机制为关键、有效治理机制为基础、组织统筹机制为保障的衔接机制。最后提出村域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路径,即推动传统农业向创新农业稳步升级,推动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积极转变,推动传统治理向乡村善治循序转化,推动扶贫组织体系向乡村振兴组织体系平稳过渡。     

差异视角下基建投资、产业扶贫与“结对帮扶”减贫效应研究

基于安徽省W县B镇2033户贫困户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基建投资、产业扶贫与“结对帮扶”对异质性贫困户的减贫效应.结果表明,基建投资对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的减贫效应更显著,且长期减贫效果优于短期;产业扶贫能够显著促进贫困户摆脱贫困,且政府扶持政策越强的产业往往向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倾斜,使其减贫效果更明显.另外,金融扶贫能够促进产业发展,而且这种减贫效应对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更显著;“村外结对”帮扶对贫困户的减贫效果优于“村内结对”自助,而且对较高脱贫能力贫困户的减贫效果达到10%显著水平,而对于较低脱贫能力贫困户的影响不显著.由此提出我国在落实精准扶贫措施时,要做到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多措并举,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插花贫困地区村庄的不同主体在精准扶贫中的心态分析

贫困人口分布区域的差异性以及精准扶贫以项目进村和措施到户为核心和亮点,决定了对精准扶贫研究时必须强调研究区域的类型性以及注重对村庄不同主体心态的分析。基于课题组2016年3月在武汉市H区Q村搜集的精准扶贫经验材料,重点分析了插花贫困地区村庄中的贫困户、普通农户、村民代表及党员、富人、村干部、驻村干部在精准扶贫中的心态及其原因,并提出要通过政策完善或实践工作来科学引导村庄不同主体共同努力解决贫困户问题,即明晰精准扶贫的定位,改革和完善精准识别和考核机制,健全精准扶贫监督机制,多方面完善精准帮扶机制并发挥“能人效应”。     

经济能人治村情境下普通村民政治参与边缘化——一种类差序格局的分析视角

农村经济社会的改革与发展日渐重塑着传统的村庄治理模式,经济能人治村成为乡土政治的新情境。经济能人治村在盘活农村经济、助推农村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村庄政治参与的失衡。以类差序格局的分析视角介入,可发现经济能人、非治理能人、普通村民在村庄权力秩序上形成了典型的＂差序格局＂,并由此导致普通村民在村庄政治运作的选举过程、治理阶段、利益分配中日趋显出边缘化的倾向,这与现行的村民自治制度、经济能人治村模式及村庄治理主体实力差异等都有一定的关系。要确保经济能人治村情境下普通村民政治参与的有效性,需从村民自治制度优化、能人治村模式完善、治理主体素质培育等方面寻求＂破题＂思路。     

乡村建设对精准脱贫户生计可持续的影响

基于可持续性和脆弱性双重视角,采用跨层线性模型从家庭层面和村级层面综合探讨影响精准脱贫户家庭生计可持续的关键因素,并明确了两个层级之间内在的效应联系。结果表明,贫困户脱贫退出后的生计平稳有赖于自身五类生计资本的优化及生计风险的降低,而当地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水平和自然条件的提升皆有助于促进脱贫家庭生计资本增殖并降低风险脆弱性,从而保障脱贫效果的持久性,其中公共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精准脱贫户生计稳定作用尤为显著。因此,应将加快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未来乡村振兴和相对贫困治理的核心契合点。     

农村社区治理中的经济能人与利益博弈——基于安徽省L村建设实况的考察

新时代推进农村社区治理建设成为社会治理的共识。村集体组织和经济能人作为博弈参与人是农村社区治理出现冲突的关键点,促进农村社区治理建设需要村集体组织和经济能人达成纳什均衡状态。分析村集体组织和经济能人的经济利益效用与政治权威利益效用博弈,通过帕累托改进,厘清村集体组织和经济能人的博弈行为动向,促成村集体组织和经济能人达成最优组合,推动具有纳什均衡文化的农村社区共同体治理建设。研究发现,"能人治村"现象是由能人与村集体组织博弈达到均衡状态的结果,这也是博弈参与人合作实现效用合理分割的表征,故而在农村社区治理建设中需要注重发挥"能人治村"模式的作用。     

压力型体制下政策对象的回应:边缘贫困户的贫困依赖

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出现了贫困依赖现象。通过江西省A县的多个案调研,基于压力型体制贫困治理的视角,构建了一个制度(政策)—个性—行为综合作用的分析框架。贫困边缘人群贫困依赖现象的发生逻辑主要有三,即贫困的刚性化让少数边缘贫困户产生有失公平的错误认知;扶贫政策高压下边缘贫困户怀抱侥幸心理想尽可能索取更多政策利益;边缘贫困户对基层组织的贫困依赖行径会基于依赖心理,政府的全员参与而越来越强烈。在脱贫攻坚的治理压力下,解决贫困依赖问题需要健全干部容错纠错制度,优化政策内容与过程,强调扶贫先扶智和加强发展型脱贫建设,打击"非法上访""闹事"等争贫行为,适当减少基层组织的扶贫考核压力,实现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式扶贫。     

贫困户发展:精准扶贫的价值目标与现实依归

精准扶贫作为一种国家贫困治理行为,除了解决贫困户当下的贫困囧境外,更多地要关注贫困户发展问题。从贫困户发展的价值目标来审视当前地方政府主导的精准扶贫实践,可以发现:责任制目标管理、项目化运作、运动式治理以及数目字脱贫等是精准扶贫价值目标偏离的主要成因。因此,通过赋权与增能,保障贫困户的发展权厚植贫困户发展基础;实行分类管理,形成有针对性的贫困户发展治理对策;对贫困户的“等靠要”思想实施心理干预,实现扶贫与扶志相结合以及加强政策性农业保险等应成为精准扶贫实践的现实选择。     

深度贫困脱贫地区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内生动力问题及对策

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之后,我国进入了相对贫困治理时代。深度贫困脱贫地区是我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与关键,而其内生动力,则至关重要。深度贫困脱贫地区曾经历了持续长期绝对贫困,贫困亚文化机制形成并在脱贫后延续作用;深度贫困脱贫地区仍普遍存在集中连片相对贫困,贫困的邻里效应机制明显且强大;深度贫困脱贫地区长期受援被照顾,受益依赖机制程度不同存在与作用。通过突出劳动导向的预防返贫政策、消解贫困亚文化的负面影响、促进激发相对贫困户健康的家庭动力等措施,可有效提升深度贫困脱贫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西北民族地区产业防贫实践中的农户主体性——基于宁夏南部民族社区调查

绝对贫困消除后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发挥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脱贫在稳定脱贫中的重要作用。以农户为主体的产业脱贫在精准防贫实践中也面临诸多的挑战。对宁南山区3个脱贫县10个村产业发展调查显示,西北民族地区产业防贫主要受到土地流转及老年农业制约。基于“小农户产业防贫共同体”这一理念,即基于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原则,依托乡村治理主体,实现劳动力素质中心化、服务帮扶媒介化、政策导向服务化等措施,振兴小农户产业,推动脱贫农户主体化进程,有效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