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众筹运作模式下的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由股权众筹“第一案”引发的思考

股权众筹作为借助互联网平台进行融资的新模式,代表了互联网时代金融发展的新方向。但是目前的运作模式却无法保障股权众筹主体的合法权益。投资者、众筹平台和项目发起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尚未在法律上进行清晰的界定,容易引发相关的民事纠纷。文章以股权众筹"第一案"为例,深入探讨目前股权众筹运作模式下的相关法律问题。     

我国众筹融资行业发展及监管启示:基于新金融业态视角

新金融业态下互联网融资行为正成为创新我国投融资和普惠金融发展的最典范融资模式。文章以“互联网+众筹”融资模式为研究对象,结合众筹行业服务中小企业融资与互金业务发展需求,分析了虚拟金融产品属性交易风险、系统传染性及其发展困境,提出确立众筹金融激励相容监管理念。文章注重发挥政策指引和规则导向作用,阐述了完善我国众筹金融发展秩序与监管规则的优化路径:应调适金融安全保障为前提的均衡互补发展秩序；建构宽严相济为目标的政策指导和立法规则；完善权利义务关系为内容的三方主体责任机制；健全项目前端监管为标准的风险管控体系,最终构筑适度调整与自我调适相结合的众筹金融创新发展机制。      

股权众筹中公众投资人保护制度研究——兼论《股权众筹试点管理办法》的立法完善

中国证监会将制定《股权众筹试点管理办法》作为2018年的重大立法计划,该办法力争年内出台,有望成为平衡"促成互联网便捷融资"与"保护公众投资人"的立法举措。从商法基本原理界分公众投资人的二元属性之意义在于能够有助于更好的、有针对性的适用法律,或完善法律调适。在面对新兴事物的时候,如股权众筹中的风险控制,对以商为业的投资法人来说,其具备专业知识、投资技能、法律事务团队、丰富的市场经验,其所应当承担的注意义务,就应当比一般公众投资人更重更多。当前中国股权众筹的公众投资人整体风险把控能力尚弱、成熟度不够高,未来的《股权众筹试点管理办法》应当立足于考量当前公众投资人的成熟度,并以适当加大公众投资人保护为立法基点,建立诸如完善公众投资人的准入制度、规制投资人的投资行为、设置投资人投资冷静期、利用区块链等技术打破信息不对称问题等措施。     

农业众筹的起源、特点与未来

在互联网金融时代,众筹与传统农业结合起来成为农业融资发展的新途径。农业众筹是指发起人利用互联网平台发布农业项目,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帮助农业项目开展,并给予筹资人某种回报的运作模式。农业众筹在聚集人气和资金方面有巨大优势,同时能极大地包容各类众筹对象、发起人和筹资人,是农业项目融资的有效途径。当前我国综合类农业众筹平台的农产品众筹蓬勃发展,未来还有可能在农业机械等方面展开众筹。目前由于法律制度限制,我国的农业股权众筹并不发达,也不存在真正的土地众筹,但是根据最新的政策风向和法律修正趋势,农业股权众筹和土地众筹迎来了发展的契机,未来有可能得到大力发展。     

互联网金融视阀下我国股权众筹法律规制的完善

互联网金融是当今经济社会一股不可逆的时代浪潮,其中股权众筹作为一种新兴的融资模式尤为引人注目。然而,在我国股权众筹兴起并迅速"蹿红"的过程中却存在诸多法律风险,相关的法律规制亟待完善。文章在分析我国股权众筹的发展现状及法律风险的基础上,对美国《JOBS法案》中有关股权众筹的规定进行解读,之后提出富有针对性的完善建议,以期使我国股权众筹在金融变革的时代中能够健康、有序、蓬勃地发展。     

"一带一路"视域下跨境电商法律合作机制构建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实施,跨境电商交易迅猛发展,但也带来诸如产品质量标准与标注、消费者权益保护、跨境执法与司法管辖、跨境电商双重征税等法律问题,需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探索制定统一的跨境电商法律法规,加强跨境电商司法与执法合作.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环境、社会文化、法律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跨境电商法律合作机制建立与执行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对此,我国应当推进"一带一路"跨境电商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以经济组织的名义推动法律合作机制的建立;还应当以区域跨境电商法律合作推动整体合作的实现;此外,应当通过缔结双边与多边条约的形式,推动法律合作机制的构建与跨境联合执法的实现.     

我国股权众筹投资者保护机制的探析

股权众筹作为互联网金融模式的创新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是金融创新与互联网不断发展进步的结果。其在解决创新型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局面发展的同时,由于相关规定还不健全,投资者的保护问题成了研究股权众筹的逻辑起点。可从三方主体规制、资金托管、投资者参与公司在治理、投资者退出机制、高效的纠纷解决机制等方面对投资者进行保护,希冀对股权众筹产业的健康发展有所裨益。     

中国—东盟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警务合作机制研究

中国—东盟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呈逐年递增趋势。中国在打击此类跨境犯罪方面存在取证、追赃、抓捕等诸多困难,需要与东盟国家进行警务合作。基于双边良好的政治基础和法律基础,中国—东盟已开展了警务情报信息共享、联合抓捕犯罪嫌疑人、移交遣返嫌犯、派驻警务联络官等警务合作方式,但仍存在合作依据的法律资源供给不足、警务情报信息共享机制尚未正式建立、执法合作机制尚待完善等相关问题。因此,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需要进一步夯实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警务合作的法律基础,完善警务情报信息共享机制,探索设立统一警务合作机构。     

以能力为导向的高校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企业"互联网+外贸"的转型升级,中国的跨境电子商务呈爆发式增长,对高素质跨境电商人才需求日益迫切。针对高校跨境电商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从企业人才需求出发,提出了以能力为导向的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模式。通过确定人才培养目标,建立系统化的课程体系,构建多元化人才培养平台,强化实践教学,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措施,推动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网络公益众筹中个人救助的参与效果何以评价？——兼论认同性危机的消弭之道

新时代网络公益众筹以其便捷性、可及性、延展性等优势激活了社会网络“差序格局”中的社会资本,为生活困难、深陷困境的个体提供了“弱有所扶”的防护线和安全网,但“互联网+”公益众筹中屡屡出现的诈捐、骗捐行为以致网络公益救助面临认同危机。文章从完善网络公益众筹的信息等级筛选机制、构建网络公益众筹认同性的参与效果评价机制入手,以轻松筹平台的公益众筹案例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评估,提出嵌入式“互联网+”公益众筹信息等级的评估方案,统筹推进社会救助与慈善救助有效衔接的制度安排以及完善慈善相关立法等治理对策,针对公益众筹中的诈捐、骗捐现象提出风险防范与危机消弭之道。     

跨境电子商务建设视角下个人信息跨境流动的隐私权保护研究

全球化的趋势下，经济增长愈发依赖于信息交换，其中个人信息的跨境流动在跨境电子商务发展中日益重要，但这也引发了对隐私权保护的担忧。国家间不同的规则与政策选择可能形成贸易壁垒，阻遏经济发展。因此，从跨境电商建设视角出发思索中国如何平衡数据流动与隐私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建议其立足于单边、双边、多边等维度建构法律制度，依托政府、企业、个人等多元主体思索实践路径，并坚持综合考量及平衡多重利益。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开展对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提高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推动我国金融市场的改革发展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当前,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并面临诸多挑战,相关管理机构须制定便利的、完善的政策法规,以便更好地开展该业务。     

中国股权众筹运作模式及风险研究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凭借着运营风险低、交易成本低、运作效率高的特点成为各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为世界金融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从分析股权众筹概念入手,研究国内股权众筹运作模式的发展和创新,采用二元Logit模型分析“领投+跟投”模式对股权众筹运营的促进作用,同时从法律风险和项目运营风险两方面对股权众筹运作模式进行风险分析并提出相应的防范措施,以便于更好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促进股权众筹模式的发展。     

稳定币Libra的风险与规制路径

Facebook的稳定币Libra项目，引起各国金融界和监管机构的关注和警惕。Libra在技术成熟度、稳定性、安全性、应用场景等方面均占有优势，也将带来种种潜在风险，增大各国外汇管制难度，弱化各国货币政策实施效果，增加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的难度。对此，中国监管机构应首先明确Libra稳定币的法律属性。其次，中国要调整监管手段及外汇管理的具体方式。最后，有区块链与数字货币技术研发实力的互联网巨头可尝试发行与人民币1：1挂钩的稳定币。监管机构制定出台相应法律政策前，可先行指导和推动上述商业巨头自己创生稳定币的治理规则。在中国互联网巨头探索稳定币发行的成熟经验和商业模式基础上，由中国央行加以借鉴，最后搭建法定的数字货币发行体系。     

互联网对我国中西部出口规模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回归模型

互联网的发展能够降低出口成本、扩大出口交易范围、优化跨境支付方式、提高出口竞争优势。“互联网+出口”是我国中西部地区扩大出口规模的必然选择。然而,借助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发现,2003—2015年间互联网并未有效促进我国中西部出口规模的扩大。中西部网络基础设施滞后、网络普及率低、企业网站建设进程缓慢和人才匮乏等是造成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为了促进我国中西部地区积极利用互联网资源,进一步扩大出口规模,必须从完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网民网络素质、引导企业开展电子商务、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着力,从而使我国真正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论新时代提高党的意识形态领导能力的理论创新与实践路径

中国国内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网络虚拟空间舆情迭起、社会思潮纷纭激荡,国际意识形态领域更加复杂的斗争形势,凸显了新时代提高党的意识形态领导能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领导能力是党主导自身意识形态体系建构与发展的能力、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系统进行调控的能力和对非主流意识形态进行规范引导的能力。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党要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新发展,不断提高党对自身意识形态的建构和发展能力;开展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教育,提高对社会意识形态系统的管控能力;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提高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能力。     

“互联网+”生鲜电商跨界合作商业模式创新——基于易果生鲜和海尔合作的案例研究

“互联网+”环境下,生鲜电商商业模式趋同造成生鲜电商之间产生恶性同质化竞争,生鲜电商亟需进行商业模式创新。文章以易果生鲜和海尔的跨界合作为例,运用扎根理论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三级编码,探究生鲜电商如何通过跨界合作实现商业模式创新,分析得出生鲜电商跨界合作商业模式的构成要素,即价值主张为优化消费体验和个性化产品与服务,核心资源为生鲜供应链资源和合作企业相关资源,关键流程为共建消费场景、捕获消费信息、精准营销,盈利模式为增加收入来源和分摊运营成本。在此基础上,根据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探究了生鲜电商跨界合作商业模式创新的运作机理。     

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信息产业与信息化:发展现实及政策思考

在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一直高度重视发展信息产业和提高国家的信息化水平。信息产业方面,近十年来,中国软件产品收入、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呈增长之势;电信业务收入增长较快,网络供给能力不断增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加快;东部地区电信产业发展水平较高,中西部地区水平较低。数字经济发展给中国信息产业带来机遇和挑战,也暴露出信息产业在满足数字经济发展要求方面存在不足。信息化方面,工业软件与工业互联网正在交汇融合,工业互联网领域出现全新的商业模式;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并深刻影响着传统行业数字化进程;工业互联网平台产业规模扩大,公共服务平台体系已经形成;大数据环境下,中国信息化发展依然存在短板和亟待解决的深层次问题。未来,中国需要加快信息产业和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信息产业产品和设备能效;突破工业软件行业技术瓶颈,加快实现软件迭代、算法改进和技术升级;优化信息产业布局,加快建设信息产业集群,服务数字经济发展;加强信息产业技术和产能的国际合作,构建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