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要素流动、技术溢出与资本创造

资本创造模型(CC模型)试图引入资本形成与资本折旧两种新因素对产业空间分布进行重新阐释,但模型中忽视了要素流动对产业空间分布的进一步影响。由此,本文不仅假设资本在地区间可以自由流动,而且还认为资本流动将导致工业工人流动,从而弥补了资本创造模型中无要素流动的局限性。研究结果表明:随着贸易自由度、工业品支出份额以及工业品替代弹性的提高,本地技术效应的增强以及跨界技术溢出效应的减弱,产业空间分布的稳态结构依次经历三种变化:对称结构、对称结构与中心-外围结构并存、中心-外围结构;要素的流动会使得需求关联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得到增加,进而促使产业走向集聚;随着贸易自由度以及工业工人数量所占比重提高,外围区人均实际收入水平不仅会赶上甚至还有可能超过中心区的人均实际收入水平。     

国际贸易复杂性研究

在主流国际贸易理论的世界中,国际贸易是比较简单的：各国只会出口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产品,进口要素禀赋比较劣势产品,而且应该实行没有政府干预的自由贸易政策。然而,本文揭示了远比主流国际贸易理论所描绘的要复杂得多的国际贸易现象：(一)国际贸易产品与贸易方向的复杂性；(二)国际贸易规模与结构复杂性不断增加；(三)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复杂性；(四)国际贸易政策的复杂性；(五)国际贸易政策效应的复杂性。     

工业劳动力流动、资本创造与经济地理空间均衡

资本创造模型（CC模型）忽视了要素流动对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而发展的新的资本创造模型则认为资本集聚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工业劳动力的流动过程。另外，是资本的实际收益而不是名义收益决定资本是否创造。研究结果表明，随着贸易自由度、工业品支出份额及资本贴现率的变大，替代弹性及资本折旧率的变小，将降低对称结构的稳定性，而提高中心-外围结构的稳定性；经济地理空间的产业均衡是集聚力和分散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当企业生产工业品的规模报酬递增程度足够显著，或者工业品支出份额很高时，市场拥挤效应将彻底消失，并转化成为促进产业集聚的动力；突破点与持续点的大小比较可以形成不同的关系，这意味着随着贸易自由度的变化，本文发展的资本创造模型可以体现出多样化的产业空间动态演化行为。     

要素密集度视角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潜力及提升路径研究——基于254种产品贸易的证据

十年来,“一带一路”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对外贸易合作的新亮点。文章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以“一带一路”沿线60个国家为研究样本,利用2001—2019年跨国面板数据,从空间视阈运用动态空间面板随机前沿模型检验了要素禀赋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的影响效应,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合作效率的变化特征,并分析了不同类别商品贸易的合作潜力,进而结合二维矩阵思想依据要素禀赋和贸易潜力的适配性提出未来释放贸易合作潜力的路径。研究结论表明:基于互联互通指数构建空间互联互通矩阵,检验发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存在时间—空间双重正向依存关系,自然资源要素和资本要素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劳动力要素方面存在一定“竞争关系”,创新要素的贸易促进效应尚未充分发挥。在控制变量方面,东道国经济规模、工业化程度、城镇化水平、两国间存在共同边界、签订协议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贸易均有利于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贸易合作,地理距离仍然是阻碍双边贸易合作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双边贸易合作还会受到非效率因素的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贸易合作尚有较大拓展潜力,以上结论经过贸易距离矩阵和经济地理矩阵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异质性方面,进一步发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存在明显产品异质性特征。在贸易效率方面,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效率不断提升,尚未达到“最优状态”。从贸易潜力层级看,再造型贸易伙伴数量最少,成长型贸易伙伴居多,不同类别产品贸易潜力层级结构呈现非均衡结构特征。最后,结合二维矩阵思想,依据要素禀赋与贸易潜力的适配性,可将贸易伙伴划分为集约高效型、效率引领型、稳步提升型和规模扩张型四类贸易伙伴,在此基础上提出单边突破式、扬优补短渐进式和跨越式三种贸易潜力释放路径,为促进“一带一路”实现“贸易畅通”,高质量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提供重要参考和借鉴。     

我国服务贸易对服务业发展的作用机制

发展服务业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有力渠道之一,而通过发展服务贸易来促进服务业的优化发展是发展服务业的途径之一。对服务贸易作用于服务业的途径进行理论推导,假定服务贸易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主要以要素禀赋为途径。依据中介效应检验程序,选取服务贸易各部门进出口额为自变量,选取服务业产出和就业占比为因变量,以服务业资本存量、人力资本以及全要素生产率为中介变量,通过实证检验得出要素禀赋是服务贸易作用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不同部门对不同要素禀赋的中介作用相差较大的结论,并分析这一结论的政策启示。     

竞争政策与多边贸易体制下的中国贸易政策

文章以竞争政策为主线 ,论证了竞争政策与入世后中国贸易政策的选择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提出这样几个观点 :(1)以开放促竞争 ,将中国独特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2 )竞争政策是入世后中国贸易政策选择与发展的出发点 ;(3)竞争政策并不排斥贸易保护 ,中国应该选择实施以竞争政策为基石的适度贸易保护政策 ;(4)以竞争政策作为中国贸易政策的出发点有利于消除“发达国家”、“不公平贸易行为”等“灰色”影响。     

利用比较优势理论,构想我国加入WTO后的产业发展

我国在加入W TO后长期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缺陷与困难,按照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与我国目前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现状,现阶段我国发展这些产业存在着很大的发展空间。我国加入W TO后产业发展不应只发挥本国资源禀赋的现实比较优势,更应是国家有意识地创造新的比较优势,培育起我国的动态比较优势,利用一定的保护政策发展对国民经济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     

我国产业保护成本收益分析

产业保护手段主要有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要以分析两类政策的经济效应、分析我国贸易保护的福利损失,以及用制度经济学、寻租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等分析我国产业保护的成本与收益,作为制订我国产业保护政策的科学依据     

日美法高技术产业政策比较及启示

日本对高技术产业实行扶持和保护政策。美国由于其资本和劳动力市场高度发达,为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法国高技术产业政策多为政府官员主观制定,缺乏对市场的研究与同私人产业专家的沟通,因此不很成功。比较三国在高科技产业领域的产业政策,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启示。     

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金融与政策支持

我国近期面对的主要挑战是如何使宏观经济与结构改革、产业进步相互促进 ,迎接新世纪的到来。国内外的经验表明 ,实行金融、政策与产业结构的有机结合 ,是提高科技水平 ,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最有效方法之一。产业政策既是金融及其有关政策的实施对象 ,又是调整结构目标实现的重要表现形式 ,但产业政策必须兼容在金融及经济政策之中 ,二者的总体目标是一致的。中国的最大优势是能集中财力办大事 ,如果失去了国家财金政策的支持 ,也就失去了优势。应进行财金制度创新 ,挖掘政策潜力 ,建立财金及经济政策对产业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激励机制 ,发挥财金政策的“四两拨千斤”效应     

日本入关前后产业政策选择与贸易自由化

日本的产业政策在贸易自由化推行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入关前一系列倾斜的产业政策的实施的结果 ,为贸易自由化的初步实现奠定了基础 ,贸易自由化后采取的关税保护政策以及建立新的产业秩序、改革产品品质等应对政策 ,加强了日本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加速了贸易自由化的实行     

知识产权争端与美中双边产业内贸易:经验研究

运用GL指数和二元选择模型研究发现:(1)1995-2006年美国对中国发起的知识产权争端排除令涉案产品中23起产业内贸易指数都比较小,且20起涉案产品美方处于贸易逆差失衡.(2)美国对中国发起知识产权争端的概率将随该产品美中产业内贸易程度下降而增加,这证实了美中知识产权争端不是源于这些涉案产品的产业内贸易竞争效应而是源于产业内贸易失衡效应.(3)美国对中国产品发起知识产权争端的概率将随美中知识产权协议效应上升而减少.但是,美中涉案产品的贸易差额变量在统计上不显著.对策是,中国应通过技术引进和产业升级逐步提高美中双边产业内贸易程度;作为知识产权弱势的贸易大国,中国应在美中知识产权争端中力争利用双边协议效应;中国走出贸易中知识产权劣势格局的路径是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坚持自主创新的发展模式,提升竞争优势.     

中国省区间生产结构和贸易模式:基于新经济地理学和新贸易理论视角

本地市场效应的一个贸易含义是:那些拥有相对较大市场需求的区域将在产出上获得更大比例的增加,进而使该区域成为差异化产品的净出口区。基于中国30个省(市、区)6个部门20个产业的投入产出数据,本文在4个部门、14个产业中发现了显著的本地市场效应,并且在其中11个产业中本地市场效应对产出的影响要强于要素禀赋。这些产业的布局更多地遵循需求和市场的分布而不是要素禀赋的分布。这个结果证明了本地市场效应在专业化生产和制造业集聚中的重要作用,解释了许多发达省区并没有相应的要素资源禀赋,却成为产业生产的集聚区域,正是这种以规模经济为基础的专业化分工的结果,而不是以要素禀赋的比较利益为依据的分工结果。     

次贷危机影响中国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与对策

美国次贷危机通过贸易传导机制、产业联动效应和金融传导机制对中国实体经济产生严重的影响,使中国经济陷入外需萎缩、内需不振、就业压力大、金融市场低迷等内外交困的境地.为了有效降低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需要综合运用外贸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以及股市政策等帮助中国企业改善经营环境.使实体经济走出困境.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障碍与贸易潜力

随着中国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对外贸易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传统和重要的贸易伙伴,发展中国家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商品贸易在结构上存在着一些不足,导致中国与发展中国家贸易存在障碍;从另一方面看,随着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与贸易的发展,双方在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上的互补性越来越强,双方的贸易发展存在着巨大潜力.在介绍中国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总体情况的基础上,从贸易障碍和贸易潜力两个方面对双方的商品贸易进行了分析,并依据这一分析,提出了一些促进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贸易往来的政策建议.     

信息化能否增进一国高技术产业的比较优势？——基于1995-2011年39国信息化和附加值贸易数据的实证研究

一国信息化水平的提升能降低其信息要素成本,提升其信息要素禀赋。基于1995-2011年39国信息化和附加值贸易数据的实证研究可知,信息要素的丰富可以通过降低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和贸易成本直接促进制造业出口,即要素禀赋效应;也可以通过促进技术创新间接促进制造业出口,即技术创新效应。制造业中,高技术产业的信息要素投入比中、低技术产业更密集,信息化水平提升对前者的出口促进作用大于后者,因此,信息化能增进一国高技术产业出口的比较优势。基于此,我国应把握信息时代赋予的“弯道超车”机遇,进一步推动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保障信息化促进技术创新作用的充分发挥,同时加强适应信息时代的知识产权保护,缩小地区间科技水平的差距。     

广东对外贸易比较优势与贸易战略选择

对广东产业比较优势的转变进程、现状和未来变化方向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广东的产业比较优势在改革开放后已有了明显的升级和进步,广东的产业比较优势内在地决定于其要素禀赋结构和技术水平.目前,广东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仍具有极强的出口竞争力,但出口竞争力提高的速度较慢,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已有了较大的提高,目前已具有了中等竞争力,而且出口竞争力在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广东的贸易战略向一种更为自由、开放的比较优势战略的转变将更有利于广东获取贸易利益,更好地促进广东的经济发展.     

中美木质林产品贸易要素禀赋优势比较

中美两国木质林产品贸易量巨大,双边木质林产品贸易对国际木质林产品贸易具有重要影响。在日益扩大的中美木质林产品贸易中,两国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及贸易争端。目前美国已经建立了完善的森林经营制度,而中国还面临着国内资源匮乏、大量依赖原材料进口的现实问题。通过不同类别的数据对中美木质林产品进行比较,并基于要素禀赋论,探讨中美木质林产品的产业要素优势,研究结果显示:中美木质林产品的出口结构不同,双方具有一定的贸易互补性;根据总产出和劳动力参与度,中国相对美国的产出其劳动生产率较低;根据资本劳动比值,中国在产品生产中属于劳动密集型生产,而美国属于资本密集型生产;根据劳动者技能进行的劳动力分层数据可知,中国的劳动力结构低端化程度较高。综上所述,尽管在总额和增速上中国是世界主要木质林产品生产和贸易大国,但木质林产品出口面临对外依赖性较高、劳动力密集、生产效率较低等问题。因此从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角度未来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发展应以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出口集中度,加强森林经营,丰富林业资源为对策。     

“两轨六步法”式的产业政策：解读、疑惑与评述——与林毅夫教授商榷

在林毅夫教授构建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理论框架中，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着一个国家和地区产业的比较优势，要使这种优势转为市场竞争力，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就要遵循“两轨六步法”式的行动纲领，指导有为政府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和降低交易费用，使潜在比较优势转化为产业的国际国内竞争力，最终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和超越。对这一范式的解读发现，它存在着产业政策定义多变、潜在比较优势难以量化、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界限不清、产业分类标准不统一等多个缺陷，导致它的逻辑体系和产业政策指南不能无缝对接。就该框架的一致性、连贯性和条理性而言，还存在诸多学理上的问题或错误不能称之为产业政策研究的范式革命。     

产业内贸易理论对中国的适用性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内贸易发展迅速,特别是随着我国入世,产业内贸易的比重将会越来越大.试图用产业内贸易理论来解释目前中国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原因,结果得出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等因素对中国产业内贸易没有显著影响;要素禀赋、外商投资是引起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