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消费的区域差异与群体差异研究——基于DGE模型与分位数回归

在以往研究农村居民消费函数的基础上,通过引入前期收入、前期消费等变量建立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各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函数并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利用1985-2011年东、中、西部地区相关变量的统计数据,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区域差异和群体差异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受当期收入、前期收入以及前期消费的综合影响,上述变量对各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不同,对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影响最大;同时,各变量对不同消费群体的影响也不同,对中等消费群体影响最大,对高消费群体影响最小。     

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分析

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标准有序Logistic模型,检验分析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并重点分析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互联网显著提升了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且随着互联网技能的提升,幸福感提升效应更大;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中青年和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村群体呈显著正向影响;互联网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机制主要有:提升社会认同、丰富日常生活、提高社会网络质量、促进网络政治参与等.因此,提出继续推进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互联网普及率;要因人分类施策,提升互联网发展的正向效应;积极推进互联网其与它领域的融合发展等建议.     

个人收入、家庭资产与农村居民幸福感 ——基于CGSS2013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数据为研究基础,以农村居民为研究对象,利用多元有序Probit模型(Ordered Probit)从个人收入和家庭资产两个角度对中国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在个人收入方面,农村居民个人绝对收入对幸福感不存在显著影响,但相对收入的高低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存在显著影响;在家庭资产方面,拥有住房、汽车等家庭资产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在所得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重视农村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购房购车补贴覆盖面等政策建议.     

亲贫式支出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CGSS2010数据

文章利用CGSS2010调查和《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采用有序Logit模型研究亲贫式支出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亲贫式支出可提升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但效果不显著;从结构上看,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和农林水事务支出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存在正效应,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存在负效应;从区域差异上看,亲贫式支出对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正效应要显著大于经济发达地区.基于此,文章提出公共支出应向农村地区倾斜,尤其要加大对经济落后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且要调整支出结构以提高资金的利用率和满足农村居民的需求.     

环境卫生、社会治安与农村老人幸福感——基于对湖北省农村老人的问卷调查

基于对湖北省农村样本老人的问卷调查,运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环境卫生、社会治安与农村老人幸福感的关系,以期更好地阐释建设“美丽中国”理念的社会价值。研究发现：农村老人的幸福感较高,认为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比例合计达到了76.1%。对所在地区环境卫生以及社会治安状况的主观感知显著影响了农村老人的幸福感,农村老人认为所在地区的环境卫生状况越好,其幸福感越高;所在地区的社会治安状况越好,其幸福感也越高。环境卫生、社会治安对农村老人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交互效应,环境卫生状况的改善有利于社会治安状况的优化,进而提高农村老人的幸福感。另外,年龄、身体健康状况以及收入等个人特征也显著影响了农村老人的幸福感。为此,农村在建设“美丽中国”过程中,需要改善农村环境卫生状况,特别是降低空气、水以及固体废弃物污染;鼓励构建警民联动机制,完善综合治理网络,提高农村地区社会治安水平,以提高农村老人的幸福感。     

公共服务满意度与农村居民幸福感——基于陕西省513位农村居民的调查

利用陕西省513位农村居民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线性回归模型，从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农村基本住房保障、农村社会管理、农村居民劳动就业8个方面，实证检验了不同类型公共服务满意度对陕西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同时，基于地区、收入、受教育程度分组情况，重点考察了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满意度对陕西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的群体差异。研究发现：1)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农村基本住房保障、农村社会管理、农村居民劳动就业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为正，其中，农村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最大，农村基础教育的影响最弱；2)农村基础教育对低收入、低学历农村居民幸福感具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医疗卫生对关中和陕北地区农村居民、低收入和高收入农村居民、低学历和高学历农村居民幸福感表现出较高的正向影响力，农村社会保障对所有分样本(除陕北地区外)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正向影响均较大。进而，从进一步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补齐农村公共服务短板、满足农村居民公共服务需求三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建...     

经济新常态下农村居民消费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扩大内需,尤其是扩大农村居民消费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下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效益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村居民消费意愿影响因素展开实证分析。研究显示,收入因素、公共服务、营销因素、消费观念四个变量对农村居民消费意愿影响显著。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意愿,挖掘农村居民消费潜力,需要从政府、企业、个人三个层面展开。     

文化距离、地理距离与异地创业农民主观幸福感——兼论制度环境感知的调节作用

本文以上海财经大学2016年“中国千村调查”中异地创业农民的样本数据为基础,分析文化距离、地理距离对该群体幸福感的影响,并考察制度环境感知对以上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地理距离对异地农民创业者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倒U型曲线,文化距离对异地农民创业者幸福感的影响则呈正U型;制度环境感知对两者关系均表现出显著的调节作用,制度环境感知变量的引入导致两对关系的拐点发生右移;右移的拐点对两对关系的影响不同,意味着在提高了农民创业者对地理距离的容忍度的同时,却降低了其对文化距离的容忍度。该项研究是对当前幸福感研究的重要补充,有助于摸底异地创业农民的生活状态,加深对农民异地创业幸福感的理解。     

收入差距与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有序Logistic和多层累积Logistic模型

本文利用2013年CGSS调查数据,在对主观幸福感及收入分配差距进行探索性分析的基础上,采用有序Logistic模型和多层累积Logistic模型,研究发现:GINI系数、熵指数、泰尔指数、阿特金森指数和变异系数与主观幸福感呈倒U型关系,且这种关系是稳健的,幸福感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呈现先增长后下降趋势.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年龄、性别、政治面貌、健康、婚姻、住房、社会公平和社会信任等变量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差异,经济增长、财政公共支出、城镇化率也能显著影响主观幸福感,教育程度和就业状况的分组群体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     

“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

运用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在建立二元Logit模型基础上,使用非线性模型的中介效应检验-KHB方法对“合群”效应进行分解,探讨了“合群”与当前中国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验证了“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比较分析了其中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合群”可以显著提升民众的主观幸福感;“合群”通过影响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进而影响主观幸福感;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是“合群”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中介机制,其中介效应比例存在一定差异,社会联结程度的解释比例要高于社会信任水平。在此基础上,证实了“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增进作用的存在,也为更好地认识“合群”如何有效地促进民众主观幸福感提供了微观证据。     

农村居民不良消费行为的文化动因及对策研究

农村居民把注意力集中在人情消费、攀比性消费、博彩消费等方面，使得其俨然成为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主角。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及乡俗的影响，农村居民在消费行动中呈现出明显的非理性化特点，而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等商品经济观念对其不良消费习惯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消费对农村居民具有特殊的文化“功用”，农村居民借助于消费行为来追求他人认同、他人尊重、自我心理满足以及宿命式的发财的梦想，因而农村居民在超负荷的消费活动中既是主动的又有很多无奈。故而，为农村居民提供习俗性消费项目操办的社会化服务与管理，可以在尊重民俗的前提下革除陋习，将农村居民从沉重的“人情消费”包袱中解脱出来；以公益广告为载体，为农村居民提供符合他们生活实际的消费价值理念，有利于抵消消费主义的侵蚀；以马克思主义“人的价值”论为理论指导，引导农村居民在从事自主的、创造性的劳动的过程中获取幸福和满足，有利于以劳动热情消减无益于自身现代性发展的不良消费欲望。     

中国农村居民信息消费增长与信息消费平等的福利效应——基于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的福利测评

长期以来中国的信息消费政策聚焦于促进信息消费增长，而忽视了不同群体之间信息消费不平等程度的改善。基于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构建福利效应测度模型，运用1993—2016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数据，从增长与平等双重视阈测算并比较全国和地区层面信息消费增长与信息消费平等的福利效应。研究发现:（1）信息消费增长与信息消费平等均具有显著的福利效应。在合理的参数取值下，扩大消费信息规模相当于每年补贴农村居民16.21%～285.23%的信息产品或服务，而实现信息消费的绝对平等也相当于每年补贴农村居民7.83%～294.02%的消费产品或服务；（2）缩小数字鸿沟是提升农村居民福利不容忽视的新视阈。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区层面，大多数情况下信息消费平等的福利效应在可能的参数取值范围内超过信息消费增长的福利效应，代表性农村居民信息消费增长的福利效应仅为信息消费平等的福利效应的1/3；（3）信息消费增长与信息消费平等的福利效应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性。因此，在“互联网+”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信息消费政策应对增长与平等比量齐观，且因地制宜、因城施策，以实现中国农民居民信息消费的充分发展与平衡发展。     

社会资本影响幸福感吗？——基于农村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

随着和谐社会建设步伐的加快,农村居民的幸福越来越受到关注。本文利用农村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资本与居民幸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我国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个体层面上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组织信任都与幸福感正相关,关系和谐同样具有促进农民幸福的作用;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主观福祉具有较强的外部性;社会关系网络主要对农村低收入群体幸福感有利。由此说明社会资本能够促进农村居民幸福,并且对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群体作用更强,这对促进民生幸福和建设农村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启示。     

抑制或促进？劳动力外流对农村人情消费的影响研究

人情消费是中国乡村维持社会联系的重要传统,如今却愈发成为农村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农村劳动力外流可能对原有社会人情关系产生不确定性影响。文章首先从人情关系网络视角出发分析中国乡村人情消费独特的内在逻辑以及在此逻辑下不同务工类型（就近务工和离乡务工）可能对乡村社会人情关系带来的冲击;继而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采用多值处理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不同务工类型对农民家庭人情消费的实际影响,并进一步从地区和农户异质性两个方面讨论劳动力外流对农民家庭人情消费的影响差异。研究表明,不同务工类型对农民家庭的人情消费的影响各异,表现为就近务工对农民家庭的人情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而离乡务工对人情消费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意味着离乡务工可能会瓦解或重塑农户原有的乡村社会人情关系,并可能会改变人情消费的方式。此外,农民务工对人情消费的作用效果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也存在差异;离乡务工对人情消费的抑制作用在年轻一代的农民家庭中表现更为明显;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其表现出的抑制效应也越大。     

城乡收入不平等对我国居民总消费的影响分析

［摘要］本文通过对基尼系数进行分解,构建了一个包括人口和收入在内的多变量模型,具体研究我国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对居民总消费的影响,并利用1978-2011年的收入和消 费数据定量分析了城镇人口比重和城乡人均收入比两个衡量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因素对总消费的贡献。结果表明,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对总消费水平的影响明显超过农村;随着城乡收入比的扩大,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不断下降。因此加快城镇化进程以及提高农村居民收入都能够促进总消费。     

农村社区能力与农村居民的幸福感

传统农村社区多以政府主导下自上而下的外源式发展为主,因而往往忽略了社区内在的能力建设。实际上,社区能力建设将对社区发展和农村居民个人福祉产生一定影响。以皖西南农村社区为例,通过因子分析法和建立有序回归模型考察农村社区能力构成及其与农村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现阶段皖西南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农村社区能力要素主要包括农村社区组织能力、农村社区自治能力、农村社区培育内部社会资本和外部社会资本的能力;其中农村社区自治能力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正向影响最大,社区培育内部社会资本的能力次之,社区组织能力的影响最小。因而要大力推进村民自治,培育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尤其是良好的人际信任、邻里互助关系,进一步提高农村社区现有组织的组织管理能力。     

正式网络加剧了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吗?——基于福建省、安徽省320农户的调查

正式网络是社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可能通过多种途径变现影响农村居民收入,而这种影响因收入群体不同可能产生差异造成收入不平等问题。基于福建省、安徽省两省320农户的实地调查,本文通过建立分位数回归模型(QR)和工具变量分的位数回归模型(IVQR)研究正式网络对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正式网络与农村居民收入之间存在内生性,说明采用工具变量模型是有必要的;(2)正式网络对农村居民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城镇化进程推动了农村居民收入提高;(3)正式网络没有加剧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而是缓解了农村目前的收入差距。因此,提出了进一步推进城镇化进程、落实农村地区职业培训的政策扶持以及在政府补贴和丰富农村居民的正式网络,保证"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精准识别"问题。     

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GSS2010年数据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备受关注.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年调查数据,了解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并通过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得出结论: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整体上比较高;性别、年龄、信仰、婚姻、居住地、社会地位自评、健康状况、家庭收入、家庭经济地位自评、收入合理度、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感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居民的健康状况、社会评价、家庭变量和态度变量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省318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利用陕西省318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在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指标体系并测算其幸福感的基础上,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幸福感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基于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异质性视角,重点考察各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群体差异。研究表明,第一,工作职位晋升满意度、职业病发生概率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参加养老保险和工作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更高;较高的社会信任感知、良好的社会公平感知、认同度较高的社会观点和看法感知与较高的社会阶层认同感知可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子女数越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越高,结伴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更高,而年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二,各因素对不同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基于Logistic模型的城市居民低碳消费意愿研究

研究城市居民低碳消费意愿问题对于减少碳排放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通过从价值感知、政策因素、外部环境、内在因素、个体特征等5个方面19个变量入手, 对福州市5个城区和大学城地区开展实地调查, 并运用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城市居民的低碳消费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城市居民对低碳消费持“愿意”态度的人数占比为64.7%, 对低碳消费价值感知的整体水平一般, 政策及外部环境的整体影响处于中等水平, 内在因素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模型结果显示:“自我价值感知”“成本节省价值感知”“强制性政策”“低碳产品价格”“消费观念”“认知能力”“性别”“年龄”等8个变量对低碳消费意愿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作用。因此, 建议应积极为促使低碳消费意愿转化为实际的低碳消费行为创造条件, 可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努力降低一系列低碳产品的价格, 应不分性别、不分年龄地开展全员式的低碳消费理念普及教育活动, 并正确发挥强制性政策对低碳消费意愿的引导与调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