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公菩萨”信仰空间扩张的人类学考察

从产生并发展于台湾民间社会的"祭祀圈"与"信仰圈"概念出发,以20世纪80年代民间信仰恢复以后的高湖村"汪公信仰"田野资料为基础,将信仰空间从"祭祀圈"到"信仰圈"扩张过程与"汪公信仰"发展历程相关联,通过对汪公出会仪式过程的描述以及对祭祀对象"汪公"从"私家神"到"村落神"再到"区域神"信仰空间格局扩大的研究,阐发地方性神灵在乡村社会发展中所建构的积极意义,为助推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一些思考。     

空间表征与象征秩序：桂西南壮族乡村治理中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塑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基层工程。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塑,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基层治理机制的内在需要。桂西南壮族地区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的多维耦合空间,表征出“文化空间”“空间表征”“象征秩序”三个维度的空间生产特性。在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自治法治德治”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中,乡村治理中的个体实践能动性、内在价值动能性和社会互动礼俗性,诠释出了地方传统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重塑效能。     

神圣与世俗的交汇：作为媒介的圣贤祠

祭祀礼仪是中国古代国家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圣贤祠是用于祭祀圣贤的建筑物,在传统社会“庙学合一”的教育制度下,与教学空间共同组合构成了学校建筑的基本形态。作为物质性的空间媒介,圣贤祠在教化实践中并不仅仅扮演着“工具性”或是“空介质”的角色,而是作为具有“能动性”的媒介参与进了教化实践活动的行动者网络之中。圣贤祠以其作为视觉媒介的“可见性”“观看者解读”等特性以及作为房屋媒介拥有“准入机制”和“地方性”、“邻近性”等特性,影响甚至形塑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教化实践本身。     

重构社会空间：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实践路径——基于C市F社区更新的考察

当前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面临松散的社会空间环境难以自发形成,党建引领是社会空间再生产的关键载体。以C市F社区更新为案例,以基层党组织重构社会空间为着眼点,致力呈现“基层党组织引领”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之间的过程机制。研究表明,在松散的社会空间环境中,基层党组织经由共建层面的“组织整合”、共治层面的“利益整合”和共享层面的“价值整合”三重尺度重构机制,塑造了一个治理主体紧密联结、情感信任高度凝聚、集体行动有机团结的社会空间环境。其实质是基层党组织主动融入社区治理,通过强化和拓展社区治理能力促进社区空间再平衡,进而实现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过程,党组织也依托基层社会实现组织拓展与权威塑造。     

乡土社会秩序的巨变 ——文化转型背景下乡村社会生活秩序的再调适

文化转型背景下,中国乡土社会的秩序正在发生变迁,并遵循着从“差序格局”、到“文野之别”、再到国家权力下行的路径。在宏观层面上,中国乡土社会秩序在政治制度和权威关系、个体意识等方面均发生改变。民国以后,在国家权力不断渗透到基层乡村的一系列制度（保甲制度、人民公社制度、村民自治制度）中,呈现出村庄内生秩序和国家建构秩序的共存和调适的情形。本文从社会秩序的概念入手,围绕三个问题进行阐述：社会秩序在历史中的嬗变;社会转型期两种社会秩序（礼治秩序和法治秩序）过渡与并置的局面;以及试图描述文化转型进程中乡土新秩序的变迁和文化调适的图景。最后提出人类学家应对乡村社会秩序变迁应该具有的态度,即理解乡村社会秩序的变迁需要重视文化的“粘合剂”作用以及我国传统礼俗社会的人情因素。理解乡村社会问题应具有更加包容的心态。     

清代荆州城市祭祀空间考察

清代荆州城市祭祀分为官方祭祀和民间祭祀。清代官方对祭祀背后所承载的神灵认同十分重视。在政治的场域中,祭祀空间主要开展以祭天地、祭历代帝王为主的祭祀活动;在城市生活的场域中,民间庙宇和祭祠是民众的主要祭祀场所。     

集体化与合作医疗(1955—1962):卫生政治的话语建构逻辑

集体化时期(1955—1962 年)农村合作医疗的快速发展是国家动员与推广的结果。 以话语理论为视角进行的考察发现,在“集体化冶话语中,合作医疗所要解决的“问题冶被建构为医疗制度如何“适应农村形势(合作化—公社化)变化冶的问题,合作医疗自身也被建构为“服务于农业生产的需要冶“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性质的福利事业冶“走向全民免费医疗的过渡形式冶。 伴随着多重意义的生产,在“国家—地方冶互动的话语传播机制下,合作医疗被顺利整合到了国家农村发展战略中,从而为推广合作医疗的政策导向奠定了合法性基础。 这种考察揭示出了“话语建构冶这一重要的社会政治现象,它的本质是一种隐蔽的权力运作形态,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治理策略或技术。     

政党整合、群众路线与村治创新

乡村善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当前乡村社会关系的快速变迁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准科层化倾向不利于政党政治的社会化基础建构,易造成执政党在乡村场域中的关系边缘化和治理悬浮化,消解这种边缘与悬浮风险的核心在于建构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双向整合-理性嵌入”的践行群众路线的新机制。一方面,通过组织结构优化、精英下沉与精英吸纳以及选择性激励强化党的内部整合;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制度和价值的多维理性嵌入的方式整合乡村社会,在嵌入的过程中建构以群众为基础的治理资源、提升基层社会的治理技能以及培育村庄的政治社会化意识。在通过此机制综合分析农业农村部推介的乡村治理典型案例过程中,归纳出政党整合在村治创新中的核心价值是形成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为轴心、村庄多元主体有机参与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此外,这种“双向整合-理性嵌入”机制的功能发挥依赖于村庄集体经济的发展、乡村简约主义治理的激活以及理性服务型政党的建构的三重支撑。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解构与建构

发展乡村公共文化需要在实体空间基础上拓展包括制度空间、生活空间、思维空间、对话空间等在内的虚拟空间。场景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以及社会结构理论等都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解构与建构提供了支撑。在乡村公共文化发展过程中,面对记忆空间、生产空间和制度空间方面存在的问题,需要改变行政指向下单向度的文化植入模式,形成"政府+社会+村民"的文化生产多元主体,依托乡村文化发展的实体空间,展现文化张力,拓展处境空间和形成多元发展动力。发展乡村文化不仅要重复过去,还要创造未来,乡村居民需要通过体化实践增加记忆空间,拓展生产空间,完善制度空间,改变乡村社会的几何图式,形成更加完善的文化图景。     

功能视角下的忠烈祠筹建——以江苏地方建祠为例

忠烈祠是祭祀战争中为国牺牲官民的神圣场所。由于其筹建处于国家主持之下，因而使其除具有传统的祭祀功能外，还被赋予了特定的政治功能。国民政府根据社会环境对忠烈祠的政治功能进行了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诠释。这种诠释使地方建祠深受影响。以江苏地方为例，其两次建祠，在国民政府建祠理念变化等因素影响下，结果迥然不同。     

乡村社会整合视域下网络公共空间的运行机制研究——以皖南A村村务微信群为例

网络公共空间与乡村社会治理建设的联结已成为当今社会的研究趋势之一。聚焦于皖南A村微信群,采用线上参与观察与线下个案访谈法,以微信群嵌入乡村社会为分析视角,通过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来考察A村微信群在乡村社会中的实践表征与运行机制。从社会联结、共同体意识、基层治理等多层面出发,深入挖掘微信群这一新型公共空间与乡村社会整合的关联。发现网络公共空间已成为搭建村民社会联结的桥梁、建构乡村共同体意识的场域、提高基层治理效能的社会基础。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公共空间的局限性,为建构乡村社会秩序、促进地方认同以及实现地方社会整合提供可行性尝试。     

国家与社会:明清的里社制与乡村秩序———以徽州“社会“为线索的考察

明清国家法律规定了里社制,随着里甲赋役制度的变革,里社制却逐渐废弛,被民间“社会”与民间信仰所取代。 “社会”在长期的祭祀活动中,因为社会关联形成集体意识,这种共识可对超出村庄、宗族的公共事务发布禁约,从而产生地区公共秩序。 国家法律与乡村秩序相互影响,在国家法律下行之时,乡村秩序则自生自发地生成回应型规则,认识和协调二者之关系,对于乡村治理有积极意义。     

新时代“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

新时代治理环境发生重要变化,乡村自治、法治和德治已具备融合的条件。“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国家和社会关系变革外部驱动、乡村治理结构内源优化和围绕着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立场生成的新逻辑结构,其实践机制总体包括促进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推动乡村治理结构整体优化和实现乡村治理目标系统转化三个维度,具体路径是推动政府联合社会力量在建构制度供给与内生秩序的联通机制、形成振兴乡村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和设计治理民生化为导向的政策方面深入推进“三治融合”的基层建制。“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体现出自我革新的制度特性、治理价值的全方位性以及实践布局的系统性,具有克服现代社区民主治理悖论的现实意蕴。     

从国家中分离出来的新公共空间——权力过度化与权利不足之间的张力

本通过一个具体案例——“清水苑”纠纷的过程分析，揭示社区生活新空间的发展。目前中国正在进行住房体制改革，改革的目的是以市场为手段解决住房难的问题。这必然要求物业管理市场化。市场化的物业管理领域，是一个从国家中分离出来的新空间。在这个新空闹中，国家与社会之闻存在着竞争权力关系。新空间已非由国家一元控制，它是由国家和社会共同控制，以自治和契约性规则为基础，与经济社会领域相融合而成的、独特的中国市民社会领域。物业运作可以作为中国市民社会发育的一个实例。权力过度化是一个重要的分析工具，它为透视国家与社会之问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新视角。它不仅对于理解物业运作领域本身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理解在整个中国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市民社会论在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时，往往注重社会权利的制度建构，而忽视了制度所界定权利的政治建构。如何在行政系统、代议系统和司法系统高度一体化与同质化的政治架构中分离出相对独立与国家的“仲裁系统”，是保障社会权利与促进市民社会发育的关键。     

西周祭祀中所见"三缘"伦理社会结构探微

西周祭祀中所见当时的社会结构主要基于血缘、人缘、地缘而建立。西周祭祀礼中的祖先神崇拜和差等祭祀礼仪反映出以血缘为中心的宗法社会结构;以祭祀为核心的盟誓制度则为人缘社会结构的缔结起了重要作用;祭祀圈的建立促使地缘社会结构的形成。     

赋权理论视域下乡村公共能量场建构的三重维度

作为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的主流范式,福克斯和米勒提出的“公共能量场”对我国乡村治理转型具有借鉴意义。在对其概念及内涵解读的基础上认为乡村公共能量场建构是村社善治的基本面向,也是乡村振兴背景下极具创新性的学术命题。借助赋权理论,尝试建构“话语+技术+法律”的逻辑分析框架。其中,话语赋权是乡村公共能量场建构的“主体变量”,旨在打破基层政府“话语霸权”和草根农民“政治冷漠”的结构性困境,强调农户的话语权回归;技术赋权是乡村公共能量场建构的“工具变量”,亦是理解基层社会治理中政社关系的新视角,强调网络信息平台的搭建;法律赋权是乡村公共能量场建构的“制度变量”,作为弥补行政赋权失灵的有效策略,强调农村法治建设的推进。     

乡村振兴:谁在谈,谈什么?

乡村振兴战略已经形成综合政策、理论和实践的分析思路。 主流政策派以供职于国家政府部门的学者型官员或研究人员为主,其焦点在于如何完善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 主流政策派立足于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容阐释,对乡村振兴战略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必要性、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机制以及规避误区作出论证。 学界理论派重点关注乡村振兴的立论基础和基本模式,乡村振兴具有多种立论基础,而乡村振兴的基本模式则具有保底式发展、内生式发展和依附式发展三种向度。 基层实践派以基层一线工作人员为主,以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实施为发力焦点,其中县级干部扮演乡村振兴“一线总指挥冶和“施工队长冶的角色,乡镇干部则是加速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的践行者,而村干部则构成乡村振兴最基础和最坚实的力量。 然而,在几乎所有的讨论中,作为乡村振兴主体的农民却集体失语,并再次被政府和学者普遍“代言冶。 未来乡村振兴的探讨方向应重点推进乡村振兴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的“上下结合冶,深化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理论研究,加强乡村振兴的社会动力以及乡村振兴多元实践等方面的理论概括,引导农民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的讨论、规划和行动,从而推动乡村振兴政策、理论和实践的“大循环冶。     

专题视点:乡里制度与地方控制

制度史研究,主要根据律令规章、文书档案及史传碑铭等相关材料,考述制度之形成、内涵、某项或某类制度在制度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并探究其根源与意义;历史地理研究,主要关注诸种地理空间要素的历史演变过程,以及空间要素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探究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将制度史研究与历史地理研究相结合,则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眼于制度的实行过程、空间展开及其区域特性,考察某一项制度（如乡里制度）被推行到全国各地区的过程、在实行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区域差异,分析制度性规定如何“落实”到具体的地方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体系之中,从而形成“地方性的制度”,以揭示国家制度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国历代王朝对于广大疆域范围内不同人群、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形态各异的不同区域的控制,包括政治控制与社会控制两个层面。所谓“政治控制”,乃是通过军事征服、暴力强制与威胁、行政管理等权力手段与方式,实现对于特定区域范围内诸种人群的人身控制,资源占有、分配和利用;“社会控制”,则是指在政治控制的基础上,以社会关系体系的建构为中心,通过对社会诸种力量的利用、组合,社会资源的分配,将特定区域的社会关系体系纳入到政治控制体系之中,使之成为政治控制体系的一部分或同构体,实现社会体系与政治体系的耦合。无论政治控制,抑或社会控制,均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性安排,将不同地区的各种人群“固定”在王朝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体系中,使之成为体系的组成部分。所谓“乡里制度”,简言之,就是由“乡”“里”构成的乡村控制制度,是王朝国家立足于统治的需要而建立的、县级政权以下的、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乡村民户与地域、以最大限度地获取人力与物力资源、建立并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控制制度。它是王朝国家为主导建立的、自上而下地控制乡村资源、社会与文化的制度,其目标在于控制乡村民众的人身与物质财富、建立并保持王朝国家在乡村的统治秩序。在这个意义上,乡里制度乃是王朝国家诸种统治制度的组成部分,是王朝国家控制地方的工具。而在王朝国家的诸种基本统治制度中,乡里制度（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田制和赋役制度）的地方差异性表现得最为突出。基于以上认识,我们组织了两篇文章。《汉代乡里制度的几个问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侧重于讨论乡廷、里治中的位置,乡司、游徼、亭长职司分划及其辖区的空间关系,以及乡、里与亭、丘的关系,试图将乡、里进一步落实到具体的地域空间上。《“旧官人、首望及为乡闾所服者”:唐初西州治理的社会基础》则试图讨论,唐朝主要依靠哪些人去治理其新征服的区域（如西州）,特别是依靠哪些人在西州实行唐王朝的乡里制度,以有效地控制西州地方社会。两篇文章考察的问题均相当具体细致,而其试图将制度史研究与历史地理研究相结合、将王朝国家的政治控制与社会控制相结合展开考察,这样的努力方向却是清楚的。     

两宋时期民间祠祀的法律控制

两宋政府十分在意对民间祠祀的法律控制,用心整顿民间信仰,一是通过编修祀典及神祗位阶赐额加封制度将部分民间祠祀合法化,纳入官方祀典体系--春秋以时祭祀;二是不断针对祭祀对象、祭祀行为和祭祀组织,颁行禁令,取缔禁止"淫祠淫祀".     

乡村振兴的空间之维——基于福建土楼修缮的案例

乡村振兴绕不开空间维度.通过福建土楼修缮的个案分析,展现了物理空间 的修复过程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参与和乡村再组织化,在解决地方问题的同时,赋予了空间 新的文化活力.土楼修缮引起的连锁反应改变了乡村面貌,呈现了在空间形塑、主体实践、 文化势能机制下物理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相互建构的动态过程,凸显了地方性、社会参 与和文化活化的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