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村寨建设与深度贫困民族地区反贫困

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脱贫攻坚关系着国家能否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攻坚的总目标。文章在把握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贫困现状、空间特征以及贫困的多维成因的基础上,以特色村寨建设为突破口,从文化、空间、生态、人口聚居及物质遗产优势五个方面阐述了特色村寨在深度贫困地区反贫困中的价值与作用,探索符合民族地区实际的脱贫模式,提出重视特色村寨建设的价值、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民族文化为核心的产业融合发展、走以生态为基础的"绿色产业"道路、树立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指向的多维扶贫观以及通过政策输入聚合资源、提高扶贫效率六条可行性反贫建议。     

民族地区可持续脱贫组织力锻造分析——以江西赣州S畲族村为例

民族地区是深度贫困主要集中地,后脱贫时代面临的返贫风险、相对贫困等问题相对明显。组织相对个体在解决问题上具有更科学决策、更高效率的优势,组织化脱贫是可持续脱贫维系之径,这需要强有力的组织力为后盾。基于组织力涵盖组织目标力、组织结构力、组织领导力、成员关联力的建构,文章分析了江西赣州S村畲族贫困村近年来经由基层党组织"统揽"、乡贤"亲为"、两新组织"发力"、地方性知识"发光"等途径打造组织化脱贫体系,提升可持续脱贫组织力的成功经验。提出"民族脱贫共同体"是民族地区可持续脱贫的努力方向,需要在组织化脱贫目标、组织化脱贫结构、组织化脱贫领导、组织化脱贫成员关联等方面着力,以此作为锻造可持续脱贫组织力的方向、基础、引擎和保障。     

“心智模式”视角下激发民族地区深度贫困人员内生动力研究

2020年全面实现脱贫目标是我们党对全国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民族地区深度贫困人员内生动力缺乏已经成为制约脱贫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民族地区贫困人员内生动力不足的表现,文章从心智模式视角分析了民族地区深度贫困人员由于居住环境的感知对贫困的认知偏差和贫困圈层文化不当导致缺乏脱贫内生动力。为激发贫困人员内生动力,实现高质量脱贫,扶贫主体需要引导贫困人员营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开展多形式多内容交流并促进思想改变,提供分类帮扶措施,优化激励方式,构建激发贫困人员内生动力新模式等工作。     

夯实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共享发展基础

共享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发展的重要理念,是我们认识发展、分析发展、解决发展的理论武器,是推进脱贫攻坚的战略抓手。努力夯实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共享发展基础:一是用红色基因改造贫困基因、重塑农村精神,构筑深度贫困地区共享发展的思想基础;二是把党的支部建立在产业发展链的关键节点上,构筑深度贫困地区共享发展的组织基础;三是积极探索农村新型集体化道路,建立深度贫困地区共享发展的生产资料基础;四是加强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促进地区之间的均衡发展,构建深度贫困地区共享发展的经济利益基础;五是正视贫困群众群体的内部分化抓住扶贫的重点、要点、难点,做实深度贫困地区共享发展的工作基础;六是坚定脱贫攻坚信心与目标的同时正视深度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艰巨性,做好久久为功、打硬仗、打攻坚战、打持久战的认识基础。     

我国农村贫困治理的现状与路径

积极探索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实践路径,是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要举措。针对当前农村贫困人口呈“大分散、小集中”分布,农村相对贫困问题及脱贫人口返贫现象严重,部分贫困人口的脱贫难度较大现状,提出坚持扶贫主体多元化、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加强反贫困立法、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农村财政制度、建立保障农民利益的组织、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等治理途径。     

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成效、经验与挑战

民族地区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在2018～2019年的脱贫攻坚实践中贫困发生率显著下降,取得决定性成效,为2020年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奠定了扎实基础。文章通过梳理和阐释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方法与措施,归纳和总结了民族地区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在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国家制度作用、重点扶贫方向推进、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机制体制完善、具体方法措施创新四方面的成功经验。在分析民族地区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与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艰巨性的同时,还探讨了扶贫政策后续调整、自我发展能力养成、教育基础薄弱等亟待解决的现实挑战和难题。最后,在宏观政策、干部队伍和贫困群体层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供给侧改革视角下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的路径探索

从供给侧视角来说,民族地区依然面临贫困面较广、贫困程度较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约束因素。本文从资本、技术、劳动力、制度、土地、民族特色资源等六大经济增长要素和贫困户、农村经济组织、企业、政府等四大参与主体出发,分析了构建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路径的理论,探索了供给侧改革视角下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路径,即贫困户、农村经济组织、企业和政府四位一体的有机组合,四个主体承担了六大要素的高质量供给。     

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测度与反贫困路径探析

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不仅是我国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难点和焦点,也是实现乡村振兴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对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和多维贫困的准确测度是有效攻克贫困、实现脱贫攻坚任务的重要环节。基于秦巴山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区1325份农户家庭微观调查数据,运用A F指数和反向传播神经网络法对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进行了测算和分析,发现深度贫困地区存在明显的交叉性与多维性贫困,致贫原因亦复杂多样。依据测算结果,有针对性地提出深度贫困地区的反贫困路径：加强深度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深度贫困区生活条件;积极发展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提升深度贫困区人力资本水平;完善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健康网络,强化深度贫困区农村医疗服务体系;完善深度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确实做到社保兜底;促进深度贫困地区劳动力流动,拓宽深度贫困区农村居民收入渠道;重视深度贫困地区综合发展,有计划地推进深度贫困区乡村振兴。     

数字经济助力民族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促进产业体系现代化是民族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数字经济为民族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了新机遇。本文辨析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涵,总结了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新特征,分析了民族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基础,包括要素禀赋情况和要素协同情况。在此基础上,本文搭建了数字经济助力民族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理论逻辑框架,首先给出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竞争优势理论、协同学的基本逻辑,然后给出从要素低水平分散发展阶段到要素高水平协同发展阶段的动态逻辑。最后,本文给出数字经济助力民族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四条实践路径,即加速高级要素积累,促进要素协同发展,加快要素市场建设以及释放数据要素红利。     

民族地区数字乡村建设：逻辑起点、潜在路径和政策建议

[提要]数字乡村是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是我国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数字乡村作为助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手段,能够消弭城乡数字鸿沟,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由于民族地区基础设施落后、人才队伍匮乏、产业结构单一,民族地区数字乡村建设的推进面临较大挑战。本文试图从民族地区数字乡村建设的逻辑起点出发,依托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五个方面,探索民族地区数字乡村建设的潜在路径,并从数字乡村建设方案、地区管理理念、主体参与程度、政策评价体系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多维识别体系的民族地区贫困测度

民族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资源禀赋限制,较易陷入贫困的境地。为考察少数民族地区的相对贫困程度,对“后减贫时代”的相对贫困治理提供有价值的建议,文章选取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第5轮数据(CFPS 2018),采用较为科学的层次分析法和AF法为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多维贫困识别体系并进行测算。经分析可得出如下结果:在少数民族地区,收入对多维贫困的影响较小,汉语教育和基本生活设施的不完善是产生多维贫困的主要因素;不同民族之间的反贫困能力存在明显差异;与城市相比,民族地区农村的多维贫困率远高于城市。因此对于下一阶段的相对贫困治理,民族地区首先要结合自身实际,构建有针对性的多维贫困识别体系,以提升相对贫困治理的精准度;其次要在精准识别的基础上侧重于改善农村生活设施和提升教育水平;第三要对贫困深度整体较高、反贫困能力弱的民族地区进行针对性帮扶。     

民族地区融入新发展格局研究

[提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是民族地区在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抉择。文章基于新发展理念,研究了民族地区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的现状特点、比较优势和路径选择。文章首先给出了新发展格局与区域发展的分析框架,然后从产品市场、固定资产投资和旅游业三个方面分析了民族地区融入新发展格局的现状特点,再从禀赋结构和产业基础两个方面分析了民族地区比较优势的变化,最后提出了民族地区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的路径选择的政策建议。文章的主要结论是民族地区外循环程度较低,对外开放水平总体上不高,内循环中以资源输出和产品输入为主,制造业发展有限。主要政策建议是：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体现本地特色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积极对接和融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推进民族地区协调发展,在协调发展中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在经济社会生态协同发展中推动绿色转型与发展;在全方位更高水平开放中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在包容性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     

民族地区建档立卡贫困户多维贫困程度测量研究——来自163个村3260个贫困户的证据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期,而贫困地区是其短板,贫困民族地区更是短板中的短板,因此要把贫困民族地区作为脱贫攻坚的重中之重。文章运用"双临界值"法对S省土家族聚居的国家级贫困县163个村3260个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多维贫困进行测量。结果表明:单维贫困测量中,民族地区贫困户在住房、燃料、教育、劳动能力等指标上反映出较为严重的贫困状态;多维测量来看,存在3个及以上指标被剥夺的人口所占比重达81.3%,随着贫困维度的增加,贫困程度不断加深;维度分解结果来看,燃料、住房和教育对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最大,而新农保和饮水情况的贡献率最低。基于此文章提出了减贫的措施。     

共同富裕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解决相对贫困的内在逻辑与行动路向

随着我国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贫困治理工作重点已转向解决相对贫困。共同富裕与农村职业教育解决相对贫困在内在逻辑上都需要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为逻辑起点、以促进全面乡村振兴为推进过程、以提高相对贫困人口内生能力为基本抓手、以促进相对贫困人口全面发展为追求目标。然而,脱贫地区产业基础不牢固、相对贫困人口可行能力较低和内生动力不足,成为农村职业教育解决相对贫困过程中面临的现实挑战。农村职业教育作为提升相对贫困人口人力资本的重要投资方式,应加强对相对贫困人口返贫风险的预警防范,通过“回炉重造”加强常态化技能培训供给,增强适应性以助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融入励志教育提振相对贫困人口的精气神和构建农村职业教育解决相对贫困的合作共同体。     

民族地区集中贫困与产业结构关系探讨

自2005年以来,我国贫困人口逐渐向民族地区集中,且贫困程度更重,脱贫难度更大.民族地区的产业构成是决定性因素之一.与东部地区相比,民族地区处于工业化前期,产业结构不能富民,导致贫困人口逐渐集中于此.在当前科学发展理念下,民族地区产业选择和调整的难度加大,决定了贫困集中趋势将持续下去.地方政府要以富民为目标取向,科学选择和调整地方产业结构.     

能力贫困视阈下的扶贫移民可持续脱贫能力建设研究

强化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措施、增强扶贫移民可持续脱贫能力是脱贫攻坚阶段必须着力解决好的重大课题。基于能力贫困视角,解析扶贫移民可持续脱贫能力结构,探求可持续脱贫能力形成机制,剖析可持续脱贫能力建设面临的突出难题,提出了促进可持续脱贫能力建设的根本路径。研究发现,扶贫移民的可持续脱贫能力主要由社会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层面的能力所构成,形成机制在于能力建设主体各自定位清晰、分工明确、形成合力。当前能力建设面临移民自身生存发展能力不足、城乡二元贫困治理体制制约、社会组织扶贫参与不够等难题。协同治理是促进扶贫移民可持续脱贫能力建设的根本路径,需要移民自身主动提高生存发展能力,政府部门强化制度政策供给,民营企业积极履行扶贫责任,社会组织深度参与脱贫攻坚。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政策与实践问题

决胜脱贫攻坚战和最终消除农村绝对贫困并不意味着农村将不再贫困。首先，绝对贫困是按照一个标准衡量的贫困现象，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不断推进，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贫困线也会发生变化，绝对贫困的标准也会发生变化。其次，农村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并不意味着收入差距、社会公共服务差距的消除，农村的贫困将会主要以相对贫困的形式呈现。最后，农村绝对贫困群体数量清零，贫困县、贫困村脱贫摘帽，这些成就都是在脱贫攻坚战的强力推行下实现的，具有很强的政策性脱贫的特点，一旦出现重大风险，刚刚脱贫的群体由于没有时间积累坚实的物质基础，极有可能返贫，如没有制度性抵御风险的机制，有可能发生规模性返贫。稳固脱贫攻坚成果的核心是建立长效机制，这样一个长效机制将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稳固和提升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第二，稳固和拓展脱贫产业体系。第三，从乡村治理、人才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培育脱贫摘帽地区乡村的软实力。     

深度贫困脱贫地区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内生动力问题及对策

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之后,我国进入了相对贫困治理时代。深度贫困脱贫地区是我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与关键,而其内生动力,则至关重要。深度贫困脱贫地区曾经历了持续长期绝对贫困,贫困亚文化机制形成并在脱贫后延续作用;深度贫困脱贫地区仍普遍存在集中连片相对贫困,贫困的邻里效应机制明显且强大;深度贫困脱贫地区长期受援被照顾,受益依赖机制程度不同存在与作用。通过突出劳动导向的预防返贫政策、消解贫困亚文化的负面影响、促进激发相对贫困户健康的家庭动力等措施,可有效提升深度贫困脱贫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后脱贫时代内源式贫困治理体系的建构——以家庭本位为视野

激发家庭的内生动力是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体系建构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当前家庭精神韧性的异化、家庭组织韧性的式微、家庭生计韧性的不确定性,脱贫户可持续脱贫韧性不足。在后脱贫时代,需要通过家庭价值信念体系、弹性组织体系、积极沟通体系的重塑,依托积极家庭的角色定位来提升脱贫家庭的韧性。在政府政策保障层面,需要在内源式治理的理念下,通过完善促进家庭发展的常规化治理体系、加强促进家庭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构建协同治理的贫困治理体系、提升贫困家庭的可持续脱贫能力等路径,推动后脱贫时代农村反贫困体系从国家本位向家庭本位的回归,由此实现农村反贫困范式的转型。     

后脱贫时代民族地区绿色发展与减贫的对策研究

民族地区整体贫困的普遍性、特定族群贫困的深度性仍然十分突出,在"后脱贫时代"应坚持"绿色发展、生态减贫"的原则。政府绿色治理的制度设计、产业循环体系以及公众绿色消费和低碳生活共同构成了绿色发展的"三方主体"行为框架,共同构建了"三位一体、多元协同"的治理体系。民族地区绿色发展与减贫路径和对策包括各类生态资源"三权分置"的制度创新,弘扬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态伦理文化及提升生态文化自觉意识,以生态资源、生态资本和文化资本促进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升级,培育以生态资源为基础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第六产业"增长极,持续实施和完善生态移民、生态修复、生态补偿,以及发展生态循环农牧业,开发和应用清洁能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