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公平偏好理论的国企高管薪酬管制研究

高管薪酬管制是伴随我国国企改革进程产生的制度设计,激励理论引入公平偏好理论又为薪酬管制提供了进一步的学理支撑。基于公平偏好的政府薪酬管制在我国国企高管薪酬确定过程中实际存在,这有利于政府部门提升社会公众公平认知、降低自身代理成本。与此同时,外生的薪酬管制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企业绩型报酬方案的实施空间和激励效率,可能导致更多在职消费,增加企业代理成本。国企高管薪酬管制可作为提升政府部门公平感知的一项措施,但归根结底,深化国企改革,加强国企监管,从制度层面上为合理的国企高管薪酬提供保障才是根本之举、治本之策。     

薪酬管制、高管薪酬参照点效应与国有企业风险承担

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1—2019年的样本数据,应用PSM-DID方法实证检验高管薪酬管制对国有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并考察高管薪酬参照点效应在两者关系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2015年实施的薪酬管制政策显著提升了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薪酬管制政策通过高管行业薪酬参照点效应对国有企业风险承担产生正向影响。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进行差异化管控的措施避免了“一刀切”的影响,强化了多数国有企业的高管行业薪酬参照点效应,进一步促进了国有企业风险承担。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企业分红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文章基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视角,选取2006-2013年我国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高管薪酬、企业分红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并将高管薪酬分为显性薪酬和隐性薪酬两个部分.研究结果显示,显性薪酬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激励高管提高企业价值的作用,显性薪酬对企业分红有较积极的影响.同时,隐性薪酬也对企业分红产生积极影响.最后,在协调经理人与股东利益的基础上,对企业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的设计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国企高管薪酬管制的原因及其对绩效的影响——基于委托人“不平等厌恶”模型

国企高管薪酬管制是国企薪酬制度的重点,影响着企业高管的行为和企业绩效。文章通过构建一个含有委托人"不平等厌恶"偏好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从政府"不平等厌恶"偏好角度考察了薪酬管制的原因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对国企初次分配的"不平等厌恶"偏好导致了薪酬管制,而政府干预下的政治激励和高管身份的不确定性是薪酬管制实施的关键;薪酬管制降低了企业绩效,且实证检验支持国有企业绩效的"薪酬管制论"。因此,摈弃对国企高管的行政选拔是提高企业效率、推进薪酬改革的关键。     

国有企业高管激励的政府干预动因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对我国政府薪酬管制制度的特征、动因及效果进行了深入探析。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会根据当地的市场化程度、贫富差距、财政赤字水平、失业率、GDP增长水平制定和实施差异化的薪酬管制政策,但从管理效果来看,这种行政干预行为削弱了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业绩的敏感性,降低了国有企业未来的财务业绩,并且对竞争型国有企业产生了更强的负向影响。该结论表明地方政府应主动提升管理行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构建与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治理行为相匹配的差异化薪酬激励机制。     

员工-高管薪酬差距和企业绩效的相关性研究

近年来企业高管人员与普通员工间薪酬差距不断拉大,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性备受关注和争议。本文选取2005年—2012年76家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进行薪酬差距的行业性研究以及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综合性研究。本文分行业、分年度横纵两个维度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总体上看,一定的薪酬差距对于企业绩效具有促进作用,分行业看,不同行业有着不同的结论。本研究结果为不同行业的企业制定高管薪酬制度提供了切实可靠的依据,并为政府有关部门制定收入差距调控政策提供参考。     

薪酬管制与国企高管行为 ——基于"不作为"和"乱作为"视角

如何合理设计国企高管的薪酬契约,形成对国企高管的有效监督和激励,一直是深化国企改革的重要命题,尤其是薪酬管制政策的实施是否会滋生新的机会主义行为值得进一步研究.基于2011—2018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2015年以来的薪酬管制政策对国企高管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政策实施后,管制前薪酬水平较高的国企,其经营业绩、投资规模和超额在职消费均显著降低.说明薪酬管制政策会提高国企高管"不作为"的倾向,但也会抑制国企高管的"乱作为".进一步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干预程度越高的地区,这种效应越显著.因此,政府在薪酬改革过程中应关注薪酬管制政策对管理层激励的影响,建议将国企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挂钩,避免管理层的"不作为".     

基于政府管制视角的企业价值问题研究

企业是政府管制最主要的对象,对企业的管制是政企关系的一种形式。通过对政府与市场、企业关系的研究,分析了政府管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提出政府管制应在无损于社会价值目标的前提下,尽可能帮助和促进企业实现价值最大化。     

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有效性分析——以生产安全为视角

文章在对生产安全社会性管制必要性及管制优劣势进行理论回顾的基础上,考察我国生产安全现状,并以该视角来实证研究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有效性,得出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有效性较在"硬指标"上较高而在"软指标"上较低的结论。最后,文章提出加强"软指标"建设、用清晰的产权和法律法规来协助提高政府管制有效性,以解决当前严峻的生产安全问题。      

政府补偿下基于私人公平偏好的PPP项目投资决策分析

针对PPP （Private-Public Partnership）项目收益的不确定性,引入政府补偿契约问题。考虑私人投资者对政府补偿存在公平偏好倾向,借鉴BO模型的思想,将私人投资要求的特许收益作为其公平参考点,并通过对FS模型加以改进,构建私人公平偏好效用函数,从而给出私人在政府补偿下的投资决策模型。通过模型求最优解和概率分析,探讨私人公平偏好对其最优投资决策的影响,并借助数值分析给予检验。结果表明:当政府补偿使私人感知有利不公平时,私人将选择期望效用最大的最优投资,并随其感知程度的增加而增加;而当政府补偿使私人感知不利不公平时,私人最优投资及可能性将在有限公平偏好内随其感知程度的增加而减小。     

国有企业改制后政府审计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国有企业改制之前,国有企业审计一直是我国政府审计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改制前的国有企业中,政府审计发挥着保护国有资产权益和防范国有企业风险等重要作用。随着国企改制,国有企业的政府审计面临四大问题:(1)政府审计在改制后国有企业中继续发挥作用的法律保障不足;(2)政府审计与其他监管机构职能重叠;(3)政府审计与社会审计及企业内部审计的关系难以处理;(4)政府审计与国有企业中非国有股股东关系难以协调。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相应对策:(1)明确职能,重点发挥政府审计对其他政府监管部门的再监督作用;(2)加强沟通,与其他政府监管部门通力合作;(3)正确定位,充分利用社会审计和内部审计两大资源;(4)依法审计,树立政府审计的权威性;(5)加强创新,妥善处理与国有企业中非国有股股东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