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文学渊源考》补阙考误

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载录了以桐城派为中心的1206位作家的生平,为探寻桐城文派的渊源与流变提供了丰赡的资料。然而,书中所载录的文字阙漏较多,内容涉及作家的名、字、号、里贯、科考、仕宦、著述名称及卷数等方面,并且传记内容时有错讹。通过爬梳载籍,对26位作家的名、字加以考补,对传记中的错讹加以辨正,以补其阙,以正其讹。     

从桐城歌看桐城民间信仰

通过民间文学去了解地方的民间信仰是常用的研究方法。桐城歌是安徽桐城地区的地方民歌,歌词中保留有大量的关于民间信仰的信息,是我们了解桐城民间信仰的重要资料。桐城民间信仰在形式上虽和各地大致相通,在内容上却也有一些独特之处。本文拟通过对桐城歌的梳理,以此对桐城的民间信仰作简要探究。     

同光体与桐城诗派关系探论

本文追溯了近代同光体诗派与有清一代桐城诗派的渊源与联系。以姚鼐为中心,梳理了桐城诗派的起源与理论核心,向前追溯到明末清初的钱澄之与乾隆时期的姚范,而姚鼐论诗最大的特点是熔铸唐宋,以文论诗。这种兼采唐宋的论诗特色,在他弟子方东树、梅曾亮身上亦多有体现。曾国藩是桐城派与宋诗派联系的一个重要关节,而曾门弟子中,吴汝纶思想开明,与同光体诗人多有交往。范当世一辈以及桐城派殿军姚永概等人的创作,则可证在晚清民国文化转型的易代之际,同光派与桐城诗派所要面对的相同文化运命,他们实属同一阵营。     

精思妙旨自成一家——谈《桐城文派述论》的几个特色

本文从吴孟复先生的晚年力作《桐城文派述论》[1] 的几个特色谈起 ,对“桐城文派”的历史渊源、艺术特色、师友传授、诸家风格等方面进行持之有故的论述 ,述中有评、史论结合 ,正源清流 ,还了桐城文派原貌 ,使许多围绕“桐城文派”有疑问题冰释消解 ,十分有益于中国文化的继承、研究和发展     

明末清初“潜园社”考论——兼谈文人结社与明清桐城文学发展的关系

受时代风潮的影响,桐城文人结社到明末清初之际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潜园社"便是这一时段桐城文人结社中的一个代表,其成员中不乏杰出的人物,而且具有地域性、家族性、衍生性等特点,有着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文人结社与文学发展的关系紧密,明清时期的桐城文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与当时的文人结社有着内在的联系。     

桐城派新城作家群生平及著述考略

新城作家群是赣籍桐城派的主力军,然尚无相关研究.以师承、私淑关系为纽带,以是否宗桐城义法为准则,查检方志、史书、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赣籍桐城派作家的诗文集等相关文献,确定桐城派新城作家群共有35位成员,并试对他们的生平事迹及其诗文集做较为详细的考述,以期推动桐城派研究的深入开展.     

精思妙旨 自成一家——谈《桐城派述论》的几个特色

本文从吴孟复先生的晚年力作《桐城文派述论》的几个特色谈起，对“桐城文派”的历史渊源、艺术特色、师友传授、诸家风格等方面进行持之有故的论述，述中有评、史论结合，正源清流。还了桐城文派原貌，使许多围绕“桐城文派”有疑问题冰释消解，十分有益于中国文化的继承、研究和发展。     

论桐城歌中女性话语及情感美学特征

桐城歌是民歌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巨量的桐城歌文献以及其活态传承形式,使之成为研究桐城地域文化生态的重要资源。桐城歌保存了大量以情本主义为核心的女性歌谣文本,展现了被历史遮蔽的女性情感世界,交织着性灵自由与义理规训的多重美学特征。桐城歌研究有利于开拓由桐城派诗文建构的单一地域文化体系,还原桐城地域文化生态多元性本质,有利于推进地域文化史的研究。     

方学渐与桐城学风的昌盛

明清时期,桐城文化极其繁荣。追溯其源,则肇始于明代中叶,以何唐辞官归里讲学兴教为发端,其后至方学渐布衣振风教,创办桐川会馆,首开设馆讲学之先河,主坛席二十余年,桐城文风、学风遂至昌盛。方学渐为桐城教育及文化发展鞠躬尽瘁,厥功甚伟;他是继何唐之后对桐城教育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从此桐城人读书为学风气大开,影响深远,最终形成清代桐城文化的鼎盛与辉煌。     

桐城诗派传衍湖南考论

桐城诗派传衍湖南分为三个时期：一是道光中叶至咸丰初年。湖南士人在都下问法于梅曾亮，由此开始了接受和传衍。二是咸丰初年至同治末年。湘籍诗人回乡传法，在交游中推进了群体认同。与此同时，曾国藩接过桐城文柄，高位主持诗教。三是光绪初年至民国。湖南士人通过书院教育等方式推动薪火赓续。湖南桐城诗人极大地拓展了桐城堂庑，促进了桐城诗派中兴。传衍湖南是桐城诗派流衍全国的重要环节，也是湖南地方文学史上关键的历史进程。     

陈垣与《元也里可温教考＊》

陈垣先生早期的史学思想与他的史学名著《元也里可温教考》的形成有极大关系。《元也里可温教考》对陈垣的史学研究道路意义非凡,陈垣先生的许多史学思想和史学研究方法在此著中也多有体现。     

元代诗人袁桷的诗歌创作

袁桷的诗歌在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他的山水田园诗较为出色，善于描摹事物，特别是声音，诗歌中表达了强烈的思乡之情。     

逢逢渊渊释训

本文讨论西周铜器铭文中习见词汇“逢逢渊渊”的释读。从字形、音韵、训诂、文献多种角度提出崭新的见解,以之与旧读“蓬蓬勃勃”相互比较,见其异同。指出“逢逢渊渊”本是形容钟鼓之声的象声词,引申为盛大之意。并顺便涉及与“渊渊”有关的铜器铭文“阗阗”的释读。     

屈原的诗学

屈原在其创作实践中,体现出一种可贵的诗学精神,虽未上升到非常完备的理论形态,却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其诗学直接继承了孔子的观念,以美善统一为理论基础,以发愤抒情为思想核心,显示出个性鲜明的实践品质,产生了深邃久远的历史影响。     

屈原事迹管窥

屈原作为政治家和伟大诗人的形象已被世人公认,但这并不是屈原的全部.屈原生活在楚国浓厚的巫鬼文化传统和怀王政教合一、巫风炽盛的时代氛围中,要置身祀外是很难的.屈原的主要作品<离骚>、<九歌>、<招魂>证明他谙熟祀事,有神鬼观念和灵魂不灭的思想.而楚巫官观射父、左史倚相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宗教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与屈原殊为相似既可从事内政外交活动,也精于巫史之道.     

元稹与管儿

<琵琶歌>和<仁风李著作园醉后寄李十(一)>的准确解读是揭开元稹与管儿真实关系的关键.<仁风李著作园醉后寄李十(一)>中的"李著作"与"李十(一)"为同一人即李建."花下音声是管儿"之"音声",只应解作"音声人", 而不应如吴伟斌那样释作 "莺声",也不应象程国赋那样释为"琵琶声".管儿是李建的"音声人"(供娱乐使唤的侍妾).<仁风李著作园醉后寄李十(一)>是元稹借管儿在春花明月之夜对李建的思念来表达自己对朋友李建的想念之情.<琵琶歌>是元稹借写"管儿"怀才不遇的命运来抒发自己因屡遭贬谪而产生的抑郁愤懑情怀.元稹与管儿相识应在元稹任校书郎(803-805)后的第二年即贞元二十年(804 )的春天,而不是如吴伟斌所说的在贞元十一、二年(795-796).元稹与管儿之间不存在恋爱关系.     

论元好问的价值观

《左传》论士,有"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之说,元好问就是13世纪中国北方的一位杰出的达节之士.他金亡不死,上书蒙古中书令,又觐见忽必烈,请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这些惊世骇俗之举,是其价值观的反映.综观其在易代之际的全部表现,可以发现元好问的社会、人生价值取向主要包括以仁为归的生死观、以事功为重的忠义观和以民为贵的道统观三方面内容.     

从元杂剧中的文人形象看元朝的文人心态

元代统治者重吏轻儒,大批文人失去了优越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前途.代表着元代最高艺术成就的元杂剧,通过塑造鲜活的文人艺术形象,真实展现了元代文人的心态.这里以元杂剧中文人形象为解析对象,剖析了他们对现实社会的忧患与对上代的怀念,渴望出仕的用世思想与寻求慰藉的自恋情结,以及求仕不得的愤世与志不荻展的怫郁的复杂心态.     

辛亥革命时期的袁世凯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命袁世凯前往湖北，督办剿抚事宜。袁世凯举起清廷剿抚的大旗，却不是消灭革命军，使革命党投降清廷，相反地，是利用革命党迫使清帝退位，又使各方面的代表人物众口一词，说民国总统“非袁莫属”，终于出任了总统。辛亥革命，不知有多少人牺牲，而最大的赢家，不是别人，正是袁世凯。     

元兢三论

根据多种文献资料的分析,可推知初唐著名文人元兢是河南籍人士。这是从未有人论及的问题。比较上官仪和元兢的诗歌对偶理论,发现元兢才是初唐时期真正有创见的第一人,而上官仪的所谓"六对"、"八对"理论,很可能是宋人以讹传讹的不实之词。元兢提出的诗歌声律"换头"规则,解决了格律诗平仄反和正的"篇"的联系问题,其理论对诗歌写作实践产生了最为直接的、明显的影响,最终形成了武则天朝前期诗律定型的格局。这是他最重要的学术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