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外流对农户技术持续使用意愿的非线性影响

在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的现实背景下，以专业化食用菌种植为例，探析家庭劳动力外流对农户专业化技术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以及产生影响的内在作用机理，并采用10个省份的农户调研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家庭劳动力外流对农户专业化技术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效应呈倒U型态势，即家庭劳动力外流对农户专业化技术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先增强后减弱。②因果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劳动力外流的影响还部分通过改变农户的技术认知和技术评价间接影响农户技术持续使用意愿，两条路径共同解释了77.95%的总效应。③受教育年限、是否村干部、种植规模、成本预期和收益预期等亦是影响农户专业化生产技术持续使用意愿的因素。提出应完善劳动力流动的体制机制，减少劳动力流动的障碍，提升其正向影响；同时，完善社会化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削弱其负向影响，有助于新技术的推广和提升食用菌生产的专业化水平。     

农业补贴对农户农业生产行为的影响分析——来自湖北农村的实证

从理论上推论了农业补贴对农户耕地利用行为、资本投入行为和劳动力配置行为的影响,然后利用2006-2010年湖北省农村住户调查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农业补贴对农户农业生产行为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对农户粮食作物生产均产生了显著地正向激励作用,粮食播种面积的扩大增加了农户生产资料和生产性服务的支出;然而,这3种补贴方式对农户生产激励的效果存在区别,生产性补贴的效果要大于收入性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对农户农作物播种和粮食播种面积几乎没有影响;由于大型农机具服务的供给增加,导致了农户生产性服务支出的增加。为此,政府应加大对农户的生产性补贴力度,并设计出农业生产性服务补贴。     

农业现代化、人力资本、财政支农与农民增收研究

综合运用最小二乘回归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主成分分析法等现代化定量分析方法,对我国1995-2011年农民人力资本、农业现代化和财政支农对农民增收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逐年稳步提升,并对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短期内财政支农支出显著地抑制了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短期内农户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显著地抑制了农户收入水平的提升,当前我国农户人力资本水平过低,与农业现代化对农户人力资本水平的需求相矛盾,且初始人力资本水平的微小差异经时间的放大效应,将会造成农户收入水平的较大差异,而收入水平过低是导致当期我国农户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试论我国财政支农支出口径的调整

我国目前的财政支农支出口径有大、中、小等多种,容易造成理解上的混乱和偏差,造成财政支农支出分析方法的不当及其对实际工作的负面影响。另外,纳入财政支农支出口径的一些项目与农业和农村发展没有直接的关联,农民也没有得益,使财政支农支出不能真实地反映国家财政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支持程度,影响财政支农支出的效益。在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必须重新界定财政支农支出口径,调整不合理的支农支出统计口径并改进统计方法。     

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1983--2006年间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多数年份全要素生产率都大于1,我国农业正朝着可持续方向发展。对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财政支农弹性及出口弹性均为正值,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积极作用,但促进作用相对较小,城镇化的作用方向与预期的相反,主要因农村较高素质劳动力的外流及对剩余务农人员培训相对滞后所致。     

财政支农投入的空间格局与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优化财政支出的空间结构,对于提高财政农业支出效益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通过运用空间Panel方法对我国财政支农投入的空间格局与溢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表明:总体上财政支农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依赖性,相邻地区财政支农投入的增加能够引致本地区加大财政支农的投入.因此,在划分中央、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决策权时,应对财政支农投入空间外部性给予充分关注.同时也表明:以往以税收竞争为主的地方政府竞争模式.逐步向包括提供农业基础平台服务的公共服务支出竞争过渡.上述结论的得出为最优政府分权规模的确定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流出地的影响和效应探析——以河南省固始县为例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流出地带来了较大的影响:1.农村劳动力流动推动了县域内的农业机械化,加快了农业新技术的应用,促进了土地制度和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2.劳务经济成为当地经济发展和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3.劳动力流动提升了人力资本,孕育并诞生了一大批农民经纪人;4.流动让一个由"打工仔"建立起来的消费型城市快速发展;5.劳动力流动促进了地方公益事业的发展.但是自2005年以来,随着河南省农业税的全面减免、政府各项补贴的发放和逐渐增加,农民土地收益不断增加,减弱了农村劳动力外流的意愿,这势必影响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为此,国家应该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弱化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让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自愿、无忧地从农业和农村中永久性地转移出去,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切实保障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劳动力的合法权益,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进一步开展"阳光工程"培训,让农民掌握必要的职业技能,以增加流动劳动力进城就业的可能性和竞争能力.     

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微观决策

对甘肃10个样本村入户调查资料的统计分析显示,目前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呈现出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农户家庭普遍采取兼业化模式,二是个体劳动力有明显的专业化趋势。针对这一特征,建立农户家庭劳动力兼业化配置模型和个体专业化配置模型以理论解释,并通过计量实证考察了农户家庭与个体在劳动力配置决策中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目前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是基于边际劳动价值、预期收入、风险和就业转移成本等因素的理性决策。对农村劳动力进行技能与教育投资,建立并完善农村信贷和保险市场,降低农业生产和城市部门就业风险,是加快推进家庭专业化的政策重点。     

湖南财政支农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政府投入的财政支农支出属于投资的范围,而投资又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所以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必然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利用1978-2004年湖南省的统计数据资料,用一个修正了的C-D生产函数模型对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湖南省农业GDP相对财政支农资金投入的弹性达到0.33,1978-2004年间,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产出的平均贡献率则达到了46.73%.因此,为进一步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湖南应该增加财政支农支出的规模并提高其使用效率.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山西现代农业驱动模式研究

运用协整回归和误差修正模型,以山西省为例,实证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现代农业的影响。结果表明,1996²011年,农村劳动生产率、财政支农资金比例和城镇化水平的对数与农村转移劳动力比例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且误差修正机制存在;β系数进一步表明农村转移劳动力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作用最大,并且前者是后者的Granger因。证实了现代农业驱动处于人口转移驱动型阶段,尚未进入城镇化驱动阶段。据此提出建议:继续积极鼓励和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健康转移;提高财政支农比例,提升财政支农资金运用效率;对城镇化模式进行科学动态调整,纠正城镇化偏差。     

财政农业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研究

我国财政农业支出包括支农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和其他支出．利用1978～2010年的财政支农数据,分析了我国财政支农的现状并在建立结构式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基础上,运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方差分解考察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的各类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动态相关性。研究结论表明：各项财政农业支出在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中的贡献度和影响力有着显著差异,并且存在着一定的作用时滞;中国财政各项农业支出中支农支出在财政农业总支出中的平均比重为66．7％,而其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方差贡献率却仅为12．3％,中国财政各项农业支出中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在财政农业总支出中的平均比重虽然仅为0．9％,但其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方差贡献率却达到了20．6％。最后提出建议：政府应特别加强对中国财政农业支出中支农支出部分的资金监管力度,进一步完善相关机制进而提升对这部分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另外,在中国财政农业支出总额一定的情况下,政府应尽快对我国财政的农业支出结构进行调整,适当减小财政农业支出中支农支出的投入比例,增大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比例。     

论农村供给侧改革的财政法保障

财政政策是农村供给侧改革的核心,财政法则是农村供给侧改革的根本保障。在我国的视域下,财政法制之现状与农村供给侧改革对财政法的需求之间存在许多不相适应之处,表现为地方财力不足,财政支农支出意愿不足以及财政支农支出不透明且缺乏民主参与等问题。为推进农村供给侧改革的顺利进行,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我国财政法制予以完善:在立法理念上,应该树立财政支农支出优先的公共财政理念。在具体制度上,应该科学划分政府间财政支农支出责任,通过转移支付机制的科学设置适度增加地政府的财力,同时构建以参与式预算和财政公开制度为核心的财政支农支出之民主决策与监督机制。     

中国财政支农资金结构效率研究——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

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分析中国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结果表明财政支农资金效率不断下降，其原因在于相对规模逐年下降。各部分的效率分析表明，“农业基本建设支出”的效率最低，其次是“农业科研三项费用”，再次是“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农业大型基本建设的外溢性较强、多环节资金的流失以及农业科技三费中“产、学、研”相脱节是导致资金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据此，提出应“加大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规模”、“规范支农资金管理”、“优化财政投入结构”、“调整财政农业基础设施的内部结构”、“增加农业科技投入”等建议。     

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农村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基于信阳市东双河镇10村的分析

农村劳动力的外流对农村的人口结构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深远。农村劳动力外流会使农村留守人1：7中老人、妇女和儿童的比重偏大,农村经济发展的主体劳动力的年龄结构、素质结构失衡,严重影响农业产出效率的提高和农业科技推广。因此,应从农村劳动力流动模式转变、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建立及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农民农业技能培训等方面彻底解决这些问题。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效应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有机载体,有效推动了农业规模化经营,有助于引导和促进劳动力流动,从而实现农村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乡村振兴调查（CRRS）数据,选用Logit模型研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第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会促进劳动力的回流,但对劳动力流出无显著影响;第二,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村庄更容易吸引年龄较低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村劳动力的回流;第三,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吸引劳动力回流的过程中,参与过非农职业技术培训的农村劳动力更容易回流。基于此,从管理与服务方式、培育方向、人才培养和体制机制四个角度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为引导和优化农村劳动力的合理配置提供借鉴经验,对于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推动建设农业强国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挤出”抑或“吸纳”：农机服务如何影响农业劳动力转移

在农村要素市场发育的互动关系中,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务农劳动力具有替代与挤出效应是学界的一致共识。但作为改造传统农业重要力量的农机社会化服务,其本身所具有的革新农业经营方式,吸引农村劳动力留农或返乡的功能并不被主流文献所重视。使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分析农机外包服务对农户务农劳动力和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户选择农机服务将有效替代务农劳动力,但并不必然诱发劳动力外出务工,甚至具有抑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部门转移的趋势;特别是在村庄层面,机耕服务的改善将显著抑制劳动力外出务工。机理分析发现,农机外包服务将显著提高农户在农村部门的务工收入;统一提供机耕服务的村庄更可能发展非农产业,从而解答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去向之谜”。正是由于社会化服务所具有的改造传统农业并深化其分工的功能,决定了农业机械替代劳动力并非是单纯地挤出劳动力,反而会拓展农村就业空间。由此强调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将成为农村与城市争夺优质劳动力的重要策略。     

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影响的SVAR分析

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一直是经济界争论的焦点。基于1978—2009年度时间序列数据,从宏观和动态的角度,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我国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收入以及消费之间的关系。动态分析表明,财政支农支出对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影响不同,短期看,财政支农支出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但对农村居民消费则具有挤出效应;长期看,财政支农支出不仅可以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并且对农村居民消费也会产生促进作用。     

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我国省际财政支农绩效分析

正确测度并优化财政支农绩效对促进我国农业发展十分重要。在建立包含经济效应、社会效应和生态效应的较为系统的财政支农绩效评价体系的基础上,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对我国大陆地区26个省(区)2007-2011年的财政支农效率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外部环境中的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是提高财政支农效率的有利因素,而农村基础设施状况对财政支农效率提升具有反向作用;在剥离外部环境和随机误差对效率值的影响后,财政支农效率整体呈现出下滑,但在样本期内,每年的效率值均呈上升态势,财政支农效果正逐步得到改善;按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0.9的临界值可将财政支农效率划分为4种不同类型,各省可以根据自身效率的不足,有针对性地从管理水平提高或生产规模改进两方面改善财政支农绩效。     

财政分权的农村减贫机制及效应评价 ——基于联立方程结构模型

[提要]财政投入对于解决贫困问题有着重要的作用,但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扭曲,对减贫工作造成不利的影响。因此,运用中国201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财政分权对农村减贫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通过构建联立方程结构模型,分析农村贫困发生率与农村公共服务支出之间可能存在的互为因果关系,并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处理财政分权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分权降低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比重,对农村减贫产生负面影响;尽管地方专项扶贫支出有利于农村减贫,但财政分权与扶贫资金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     

财政支出结构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再检验

以2010—2018年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关注财政支出结构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并进一步考虑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的制度背景因素影响。研究发现：第一，财政农业支出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财政非农支出中生产性支出和服务性支出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应显著，职能性支出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不显著；第二，财政农业支出与财政非农支出在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上都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与溢出效应；第三，无论是以本土市场规模衡量的扩大内需战略，还是以政策实施衡量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显著促进了财政支出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应。未来应在保证稳定的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前提下，更加注重财政农业支出的结构安排，适度降低生产性支出份额，增加教育和科技等服务性支出，促进绿色农业技术人才的不断积累；同时，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利用本土市场深化扩大内需战略，并充分发挥财政支农作用，提高绿色农业供给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