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叙事与“底层叙事”主体身份的同构性

本文在认同“底层叙事”的前提下,着重探讨了女性创作与“底层叙事”主体身份的同构性。认为,女性文学的历史并不缺少“底层叙事”,特别是新文学史上的三四十年代,女作家笔下的底层故事、底层妇女形象成为左翼文学的重要实绩,构成了一种文学传统,因此,在女性文学领域“底层叙事”久已有之,并非当下的新创构。其次,女性群体与“底层”同为弱势群体,创作主体与对象主体具有立场和身份的同一性,“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平等心态形成了女性叙事与底层叙事的互文性特征。再次,女性天然的母性犹如圣母博爱众生,她们以母性的光芒烛照底层的时候,叙述主体与对象主体之间自然形成了一种互为依存的“母子关系”,同构性自此生成。     

女性由“被看”到“看”的转变——《我的安东妮亚》的女性叙事艺术

《我的安东妮亚》是薇拉·凯瑟的佳作之一。本文拟从女性主义叙事学角度,通过文本细读,分析《我的安东妮亚》男性视角与女性视角的巧妙转换,实现女性由"被看"到"看"的自我意识的转变,展示作品独特的女性叙事艺术。     

底层写作与“打工诗歌”专题笔谈——底层为何写作

张清华认为，底层写作所应该引发的，是诗人的精神良知与责任感，是对社会正义的关注，对公共领域中道德价值的维护，由此可以给萎靡的“个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写作以一点改变，对社会的道义状况也是一种促进；赵金钟认为，“打工诗歌”直面人生现场和第一体验，是对概念化、公式化写作的撞击，其拙重质朴的意象直接叩响读者的心扉；何轩认为，“打工诗歌”记录着社会转型期间底层民众独特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并且以文学痛感的方式触及了中国社会底层的一系列问题及其背后折射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传达了社会底层与中层、上层之间不和谐的关系；张德明认为，“打工诗歌”借助工业话语、乡土话语、动物话语、心灵话语等谱系营构出一个独特的诗意空间，形象地再现了打工者的生活苦痛、现实挣扎与心灵窘境，有着令人信服的历史真实感和撼动人心、引人深思的艺术感染力；龚奎林认为，打工诗人在物质痛苦、身心煎熬甚或穷困潦倒的状态下以自己的笔和诗建构起人在旅途的精神家园和独居异域的文化故乡，其抵抗资本异化的救赎意义不言自明。     

从斯科特的视角看底层政治的逻辑

詹姆斯·斯科特（JamesC．Scott）以人类学和底层视角研究以往属于政治学、历史学或社会学范畴的农民政治,并将对“农民革命”的关注转移到对“农民日常反抗”的分析。以斯科特的视角为出发点,结合斯科特对农民日常反抗理论的论证,考查底层政治的运行逻辑。首先,大多数底层反抗不体现在公开的权力舞台上,而是在权力背后;其次,底层农民对试图将其生存状态合理化的主流意识形态持怀疑态度,底层具有“去神秘化”的能力;再次,日常政治是支配与反抗关系的微妙平衡,底层政治在这一关系中展开,底层通过日常反抗形塑自身的政治主体性。     

另一种“底层写作”叙事伦理——论迟子建近年来的“底层文学”创作

近年来迟子建的"底层写作"显示出了不同流俗的精神内涵与审美价值。在她看来,是否具有道德感对作家具有决定性意义,作家要"目光能直逼人性深处"。很多作品流露出其对底层生存者命运遭际的深沉关切与同情,但她没有将自己的写作建立在单纯的批判、揭露和控诉之上,而是在苦难之中发现人间的温暖和柔情。迟子建的创作,确立了更具文学性和意义内涵更为丰厚的叙事伦理与故事模式。     

从柳宗宣的写作看当代诗歌的根性问题

写作之根既由当下现实所培育,也由漫长的诗歌传统所塑造.柳宗宣称不上是一位传统型诗人,但借助传统这一对照性视角,可以发现个人经脸、当下现实生活在他诗歌写作中所产生的积极效应.     

“底层写作”中的“动物叙事”——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一个考查维度

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动物叙事”这一特殊叙述方式与表达形式成功地介入到“底层文学”当中,无疑给“底层写作”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陈应松的努力与尝试就是一个很好的表征,他的《太平狗》很具有说服力,也提供了一个相对较为完备的写作范式。当然,还有诸多优秀的作家参与到该题材类型的创作当中,并呈现出了底层“动物叙事”所可能达到的向度。作为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一个重要考查维度,“底层写作”中的“动物叙事”显示出了其特有的题材优势与价值诉求。     

停在夏娃脸上的两个表情——当代两岸女性诗歌比较

半个世纪以来,海峡两岸的诗歌发展受时代因素和社会思潮影响,相当复杂多变。女性诗歌的发展正好契合了中国女性解放和女性觉醒的社会思潮。女性的人格建立与身体书写所引发的女性角色确认,无不显示出两岸同根同源的女性诗歌既有同质感应,又有异质变奏。     

由“被看”到“看”的突围——林白《一个人的战争》中女性叙事视角初探

男性叙事视角是中国叙事学的传统叙事模式,故女性在文学作品中往往处在“被看”的地位。女性主义作家对女性“被看”历史命运的改写,进行着持续不断的努力,新时期以来的女性叙事小说对经典叙事视角的反叛色彩尤为明显。以叙事学为理论背景,从女性主动“看”的突围路径、女性主体意识的建构、女性叛逃男门后的自我迷失三个方面,浅析《一个人的战争》立足女性视角叙事为改写女性“被看”所付出的努力。     

万物花开诗心绽放——论21世纪初女性诗歌写作的物性向度

进入21世纪,女性诗歌写作之翼“一再沉降”,紧贴着此岸世界行而下的世事万物与世俗生活,又能向着彼岸世界的理想与梦想抽身而出;既俯首委身于消费时代的物质文化,又君临超度在主体意识渐趋成熟的精神王国;不仅表现出女诗人对物品、物事、物象、物态的高度敏感和兴致,而且表现出她们向着物质与精神同构、鱼与熊掌兼得、玫瑰与诗心共赴的自信与努力,使女性诗歌在抒写女性经验、张扬主体意识、澄明人性本真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富有活力的写作策略和艺术表现力———物性抒写,映现出女性诗歌以其特有的艺术张力呼应并推动着消费文化,显示出一种新的女性诗歌写作场域的拓展和审美向度的可能。     

从女性写作的“被命名”现象看当代性别文化建构

20世纪80年代以后,写作界、出版界、批评界对“女性写作”的命名“热潮”主要表现为对女性写作出版物的命名、对女性写作群体的命名及对女性写作意义的命名。从近三十年来女性写作的“被命名”现象可以看出：在当代中国性别文化的建构过程中,男性依然把持着文化权力,女性写作遭遇被商品化的命运;但是另一方面,女性也正以自己的声音参与着社会性别文化的建构。女性写作的繁荣需要更加健康的文化批评环境。     

从“新女性”到“封面女郎” ——由女性期刊封面看现代性话语之嬗变

女性期刊封面作为一种有效传播媒介,选择并塑造了不同女性形象作为当时社会所认可的“理想女性”.具体而言,分别是启蒙叙事阶段的“新女性”形象、革命叙事阶段的“女劳模”形象和消费叙事阶段的“封面女郎”形象.各个时期“理想女性”之间迥然异趣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既表征着社会职业和民众心理演进的规律,也清晰呈现出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价值观念的嬗变轨迹.     

女性主义形象的颠覆——从“纯女性”到“新女性”——解读《黄色墙壁纸》中角色女性

20世纪之前,女人所扮演的角色是由男人分配和限定的,所有的女性行为都被局限在既定的、由男性确定的参数上。《黄色墙壁纸》是美国作家夏洛特.波金斯.吉尔曼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小说大胆地挑战了“崇尚纯女性”的理论,有力地尝试了寻回失去的女性话语权。本文旨在就小说中的文本创新和表现手法的分析,对作品进行女性主义解读。女性的不安定是对男性施加的巨大压力的反抗。她们或者选择死亡,或者选择疯狂来解构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她们要颠覆强加在她们身上的思想,正确确定自己的角色和定位,从而以“新女性”的身份建构与男性平等的智性的对话。     

“日常生活”叙事：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写作的主体意识

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写作的"日常生活"叙事蕴涵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寻找"日常生活"进入女性文本的艺术路径,考察其存在形态和本质含义,对评判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写作的思想与艺术得失,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和美学价值.     

当代女性文学形象“被看”的重围与突击

在传统文化语境中,当代文学女性形象总置于"被看"的位置。由于社会、时代的变化,多元文化的交流融合,文学中的女性也渐次成为社会的中坚和主角,女性形象被女作家观察、思考、打造成"看者"强健的姿态。在放逐男性之后,她们成为体验者,体验生活,体验自己。     

身份认同与爱情叙事——当前“底层小说”的两个关键词

在农村经济转型、新生代农民问题开始浮现的时期,“底层小说”的作者敏锐地把握了转型期新生代农民的思想动态,对于当代的社会现实作出了艺术上的回应。通过“身份认同”和“爱情叙事”两个关键词,来考察“底层小说”所反映的底层人群内心世界的焦虑情绪,以及两栖于城乡之际的生活际遇给他们带来的身份认同危机,而底层作品通过爱情叙事这一策略来缓解主人公的身份焦虑。     

女性写作与当代中国叙事——由《上海宝贝》兼及一代人的写作伦理

《上海宝贝》及其身体叙事,体现了卫慧＂不设防＂的文学观,在瓦解意识形态建构的同时,又满足了大众窥私癖,被市场规训与收编,并演绎成创作意识形态,与消费社会达成秘密和解,简化了一代人的生活经验。写作成了世纪末中国女性取得成功与确认自我存在的手段与方式,又因对主体的无法把握而陷入深深孤独感中,这恰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在应对并企图进入＂近代＂社会中的主体迷失与抵抗的宿命。而基于这种迷失与宿命去试图重建一种立足于现实语境的批判性语言,是研究者确立问题意识的关键所在。     

《断头台》与《狼图腾》的叙事比较——从《断头台》与《狼图腾》看中国生态文学写作之一

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在艾赫玛托夫的小说《断头台》与姜戎的小说《狼图腾》中存在着可比性。通过对这两部作品的比较研究,能够为中国生态文学的发展提供一些思考。作为这种比较研究的第一阶段工作,运用叙事学理论,从叙事视角、叙事时间、叙事模式三个方面对小说的叙事策略进行比较研究。由于作家的创作意图不同,决定了它们在叙事上的差异:《断头台》的叙事视角多元化,叙事时间呈圆形以同叙事模式相呼应;《狼图腾》的叙事视角较单一,叙事时间和叙事模式都表现为直线的形式。     

回到“海滨”说“故人”——论庐隐创作的女性视角

作为五四后的第一代女作家 ,女性视角的选择建构了庐隐独特的文学世界 ,反映出五四时代知识女性的复杂心理 ,也勾画出了女性眼中的异性形象。同时女性视角的选择还制约了其叙事方法的选择。第一人称叙事方法的使用 ,幻觉描写的凸现以及自叙传手法的运用等 ,使其作品具有了浪漫主义的异彩     

基于空间诗学的女性书写与悲剧意识——从雪漠“大漠小说”的女性意象说起

基于西部与东部、乡村与城市文化时空的差异,雪漠“大漠小说”中的边地与边地之外的空间对垒形成了时间上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间离与建构的是虚实相生的文学意境。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交叠叙事中,其小说文本中的疾病隐喻、等待主题、父权制度等文化主题的书写,表征的是女性的生存悲剧意识与边地世界的文化忧郁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