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北直隶的差役费用与办公费用

明代北直隶差役费用支出数额很大，有地方官差、兵差等各种差役及费用等。这些差役在一条鞭法实施之前是以力役形式服务，一条鞭法实施后，这些差役始征收代役金。明代北直隶的地方行政事业费用包括县政府的各种日常活动经费、官场交际费用等，名目繁多，不可尽数。这些经费均来源于徭役的征发及征收代役金，即有纳银当差的，有以力当差的，给当地人民造成了沉重的负担。究其原因，是与明政府重视中央、轻视地方的思想密不可分的。     

明代北直隶的矿税和鱼苇税

明代的北直隶辖八府二直隶州,属京畿要地。同全国其他地方相比,经济不够发达,矿税负担相当高,是明代全国负担最重的地区。鱼苇课,原来只是对鱼船、苇场征税,后又在无鱼苇之地额外加征其他税课以充鱼苇课,如卖苇箔税、卖鱼税、落地税、果园菜畦税及窑井税等,当地人民赋税负担沉重。     

京畿意识:新时期以来河北经济的文化分析

京畿之地的文化体现了中国主流文化中最稳固、最核心的内容.京畿意识就是河北人由于紧邻首都北京这种特殊区位而产生的其他省市所不具有的"皇城根"观念、心理、情感、思维方式.就主要方面讲,京畿意识对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经济的影响表现在一般政治经济观念、经济体制和经济战略构想上.我们关注京畿意识对河北经济的影响,目的是在现时代环境下如何发挥它的积极作用而尽可能规避它的消极作用.     

京畿意识：新时期以来河北经济的文化分析

京畿之地的文化体现了中国主流文化中最稳固、最核心的內容。京畿意识就是河北人由于紧邻首都北京这种特殊区位而产生的其他省市所不具有的“皇城根”观念、心理、情感、思维方式。就主要方面讲,京畿意识对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经济的影响表现在一般政治经济观念、经济体制和经济战略构想上。我们关注京畿意识对河北经济的影响,目的是在现时代环境下如何发挥它的积极作用而尽可能规避它的消极作用。     

论明初京畿地区的农业生产

明初京畿地区农业状况,是涉及明朝政治、军事、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明初统治者采取一系列诸如移民垦荒、军事屯田、兴办水利、提倡种植经济作物和减免赋役,实施赈济等一系列措施,使遭受长期战乱而残破的京畿地区农业经济得到了恢复,在耕地面积、人口数目和赋税额数等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增加。这为明朝建都北京和北部边境的防御,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同时也为明代中后期及整个清代环渤海地区经济的振兴,准备了条件     

嘉庆六年京畿大水与政府的应对举措

嘉庆六年京畿一带连降暴雨,致使许多州县遭受百年巨灾。这次水灾发生在封建统治的中心地区,因此,统治者对它极为关注,积极采取蠲缓、赈济、调粟、疏通沟渠河道、埋葬尸体、散给棉衣等项措施进行救灾。同时,还采取下诏自省、停止秋哥尔、祈祷禳灾和清理刑狱等消极应对举措。此次救灾活动是清王朝由盛转衰时期,清政府救灾活动中较有成效的一次。但同时,这次救灾活动的特点也与当时特定的社会状况紧密相联。由于财政紧张,在救灾的具体措施上,煮赈事例明显增多。以工代赈在这次救灾活动中地位较高,被给予特殊的关注。同时,清政府采取的消极应对举措在稳定灾荒时期的社会秩序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是最高统治者维持对社会控制的重要方式。     

首善脆弱与盛世尴尬——成化六年京畿水灾、粮食危机与政府应对

成弘之世,被不少明清学者视为明代的盛世,然成化六年发生在京畿的百年一遇特大水灾及其造成的严重粮食危机,让百姓损失惨重,更让宪宗皇帝颜面无存。尽管明朝廷采取了赈济、赈粜、蠲免、预支官俸等应对方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预备仓制的中衰、荒政的低效、民风的转奢、水利的失修,致使应对效果大打折扣,凸显了作为首善之区的京畿的脆弱和建国百年的明王朝盛世的尴尬,呈现了明王朝盛世虚名下的危机、百年转折中的阵痛。     

从乡村建设到边疆服务——抗战时期齐鲁大学的边疆研究

在抗战时期华西坝教会五大学中,齐鲁大学有乡村建设传统但无边疆学术传统。抗战时期齐鲁大学内迁成都华西坝,其边疆研究主要与其主导性参与的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运动配合进行。该校国学研究所在边疆研究方面也有一定成绩。齐鲁大学主导的边疆服务与其早年的乡村建设传统具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联系,其边疆研究具有鲜明的应用特征及实践取向。     

从亚洲内陆边疆到中间圈——中国边疆研究视角的变化

拉铁摩尔在对中国边疆的研究中过于强调北方边疆,而忽略南部边疆,强调地理和经济因素对中国核心区域的范围的界定,而未能认识到南部边缘地带与核心区域互动的复杂性,以及这些互动在形塑华夏过程中的作用.王铭铭在“藏彝走廊”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中间圈的概念,这一概念涵盖了拉铁摩尔提出的内陆边疆地区,也包括了西南的藏彝走廊和东南的部分少数族群.在考虑中国的南部边疆问题时,从核心圈、中间圈和外圈三个圈层的互动角度来解读这种时代变化,对中国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     

明朝对近畿达官军的管理——以北直隶定州、河间、保定诸卫为例

明朝的北直隶地区是安置附明少数民族的重点区域之一.为了能对内附民族进行有效管理、利用其特殊价值,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主要有以达官世官管领达军、宽严结合应对治安事件、坚持达官优遇政策等等.明政府的管理措施在将内附达官军改造为明朝倚重的重要军事力量的同时,也推进了内附少数民族内地化的进程.这恰恰是明政府与内附民族双向互动关系呈现良性发展的自然结果.     

从异域到边疆:民国时期对云南的经营

民国时期加强了对于西南边疆的经营和治理,以其完成民族国家建设的任务。本文通过民国时期对云南经营的探讨,从交通通讯网络、国家认同形塑、民族经济发展三个方面评估民国西南边疆经营策略的成效,并进一步探讨民国时期西南边疆的经营策略对于建立统一政治行政体系和国家文化认同的促进作用。     

次边疆治理：历史镜鉴与实践意蕴——以西部边疆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次边疆连接国家主边疆和核心区,历来是国家治理主边疆地区的战略基地、交通孔道和经济辐射中心。国家空间治理的"核心-边缘"二元结构叙事和实践,忽视了次边疆与主边疆治理的互动、互构关系。王朝国家对西部次边疆治理的战略地位认知与实践探索,为当下次边疆治理的战略地位认知和实践创新,提供了重要历史镜鉴。当前,次边疆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国家空间整合、边疆安全治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然而,次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现状难以完全适应国家发展的战略需要。为更好发挥次边疆地区的空间功能,需在国家治理全局中强化对次边疆地区的空间谋划,发挥次边疆在促进边疆与内地一体化发展中的纽带作用,构建主、次边疆安全的协同治理体系,着力发挥次边疆地区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历史功能与区位优势。     

人类学与“人地关系”视野里的“边疆”

如何理解边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边疆的学术意义在于对其理解的多元性。学术意义上的边疆和主权意义上的边疆是建立在不同类型的人地关系上的理解。本文从多个维度来讨论作为权力和作为象征资本的边疆,以求为探索边疆治理的途径提出一些设想和看法。     

从赫哲族村落到边疆重地——以拉哈苏苏设治始末为中心

黑龙江省同江市古称拉哈苏苏,以往专家、学者对拉哈苏苏的关注、研究不是很多。本文同意＂肃慎人是人的先民,又是女真人的先民,而女真人则是赫哲、那乃、乌尔奇、乌尔盖和满族等通古斯人的先民＂的说法。对赫哲族先世在同江的活动以时间顺序做了审慎梳理。不同意拉哈苏苏地名始设于金朝的说法,该地直到清道光年间才开始出现于记载中,也仅仅是赫哲族小村落。鸦片战争后,沙俄开始逐步侵占中国东北领土,黑龙江由中国内河变为中俄界河,拉哈苏苏战略地位逐渐凸显。中东铁路开工建设前后,沙俄一方面在拉哈苏苏非法设立税关,一方面强占土地,作为盖房看货泊船之所,中国政府与沙俄屡次交涉,为巩固边防,设治提上日程,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在拉哈苏苏地方设临江州,后升为府,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改为县,1914年因与吉林省临江县同名而改为同江县。中华民国期间,同江俨然成为边防门户,今天更成为黑龙江下游中俄贸易重要口岸。笔者依据档案资料对拉哈苏苏地名考证和设治始末做了系统阐述。     

从一般思想史到边疆思想史——一种人文—地理的关系学论纲

自从中国思想史成为古代思维样态的近代接续与现代阐释形态以来,其本身成为我们理解中国在连续性发展中的主体框架,进而在思想与文明比较的基础上形成了民族国家时代的整体国家气质与认同。中国思想史的这种基本特质构成了我们认知层面的一般类型,并经历了一个近代转型的过程。如何在当今具有普遍性的民族国家结构中去理解"天下"的生成逻辑,如何认知整个古代中国的陆—海秩序及其内部的陆缘关系结构,进而更为全面地理解"域内"的空间及其互动关系,最终从结构动力角度真正理解中国疆域与群体的"统一环",就成为我们如今寻找关于中国的新的整体性叙述的关键所在。通过理解以边疆为对象的外围关系格局,并进而阐释其与内部核心区域的结构性链接,这种边疆思想史框架将能够超越我们既有的对于边疆的区块化认知,从而形成更具普遍性和解释力的中国内部区域互动框架与动力机制。     

中国古代边疆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基于历代王朝边疆争议的分析

中国古代边疆意识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具有十分突出的特点与局限性。早期传统士大夫更强调以"中国"国内为重,强调爱惜民力,不免鄙视周边领土与民族,边疆甚至被视为"无用之地",故而常常将固守疆土与穷兵黩武混淆起来。对边疆地理认知的匮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边疆意识的进步,而边疆争端与边疆争议是激发边疆意识成熟的催化剂,对于边疆民族与地理环境认知水平的进步,也是深化边疆意识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从"无用之地"到"一寸山河一寸金",再到"不可轻言弃也",都标示着中国古代边疆意识的阶段性提升、成熟与进步。     

从欧文·拉铁摩尔到王明珂:解读中国边疆研究的另一个视角

从欧文·拉铁摩尔到王明珂,这些来自非中国传统文化中心的学者们用另类视角解读中国边疆,他们跳出以精耕农业为本位的书斋式的“文化中心主义”研究思维范式,转向研究边疆地区游牧经济存在的复杂性与合理性,广泛利用现代西方人类学的调查方法,试图以中原中央与边疆地区的互动来探索和理解中国的内部文化及族群的多样性.虽然他们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但是瑕不掩瑜,受他们解读中国边疆的不同视角的启发,未来学者在研究中国边疆的思维和方法论上将有所突破.     

徘徊于雅俗之间——由小说到文化

本文首先对“文革”后20世纪中国小说雅俗化历程与现代小说进行比较分析,认为“新时期”小说经过80年代三次雅化发展之后,到90年代中国高雅小说的处境仍然有些尬尴,大多数作家只是徘徊于雅俗之间。有的身兼两副笔墨,既为生存生活而写作,也为艺术、创新和理想而写作。一意追求纯粹雅化的写作方式,由于缺乏相应的文化氛围,有独上高楼般的寂寞与迷茫,也有在“地下”孤身奋战的凄清与孤独。但是,纵观20世纪中国,历史需要的是鲁迅式的大雅英才与大雅之音。世纪之交的当今时代也正呼唤更多大雅之才与大雅之音的诞生,因为那是真正的自主创新。如何清醒认识文化艺术的雅俗关系,采取切实措施,鼓励和保护高雅文化艺术与高雅英才的脱颖而出,已成为21世纪的真实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