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教育代际流动水平的测算及影响因素探析

提升教育代际流动性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手段。基于CGSS(2017)数据测算中国当前的城乡教育代际流动水平,明晰城乡教育代际流动的现状及其特征,在回归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城乡子代与父母受教育年限之间的代际传承关系。研究显示,农村地区的教育代际持续性较强,而城市地区的教育代际流动性较高;农村子代与其母亲的教育关联程度较大,而城市子代与其父亲的教育关联程度较大;农村子代的教育获得水平更容易受到父辈社会资本和其他因素的制约,而城市子代的教育成就更多地只与其父辈的教育水平高度关联。二元户籍制度是农村子代教育代际向上流动的制度性障碍,而农村女性受教育水平的绝对弱势是造成农村地区教育代际传递恶性循环的重要因素。因此,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改善农村女性的受教育状况应当协同发力,共同促进教育代际流动水平的提升,从而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     

子代教育、社会网络与收入代际流动性

社会阶层分化背景下,收入代际良性流动能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采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讨子代教育和社会网络对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影响。结果显示：子代教育和社会网络均能促进收入代际向上流动,前者作用较后者更大,二者交互变量的影响显著为正。进一步研究发现：提升子代受教育水平是城乡居民、东西部地区及中低收入家庭实现收入代际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而社会网络对农村、中部地区及中等收入家庭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面向教育和社会网络,城乡居民应结合地域及自身资源,充分借力教育促进子女实现收入代际向上流动;中部地区和高收入群体要提升子代教育质量,提高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彰显度;低收入家庭亟需迈向中等收入群体,继而融合教育和社会网络力量以达到收入代际跃迁。     

教育、社会资本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影响——基于CHIP数据的实证分析

良好的代际流动可以缩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家庭成员的教育和社会资本是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重要通道。文章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从教育和社会资本的角度出发,探讨两者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影响机理及区域差异。研究发现:男性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代际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女性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并未显著影响代际流动;尽管父代受教育水平并不直接影响家庭代际流动,但它在男性子代的代际流动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社会资本在农村家庭代际流动中的作用也存在性别差异,男性子代通过社会资本路径求职能够促进其向上的代际流动,而社会资本在女性子代的代际流动中并未发挥显著作用;进一步的区域比较研究发现,农村地区整体上的代际流动不明显,且一级地区、二级地区均呈现微弱向下的流动趋势,三级地区呈现微弱向上的流动趋势。由此提出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维护农村家庭的社会网络和加强农村乡风文明建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为农民提供更多非农就业信息等建议。     

教育代际流动对子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GSS2017的实证研究

主观幸福感是个体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价,受多种因素影响。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数据,研究教育代际流动对子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实现教育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越大,子代主观幸福感越高;教育代际向上流动的子代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教育代际向下流动的子代。据此,从政府、社会和个体层面提出相关建议。     

土地流转对中国农村老年人照料方式的影响

分析土地流转对中国农村老年人照料方式的影响。总体来看,中国农村老年人照料状况不容乐观,需要照料的老年人中,超过2成无人照料。土地流转、子女外出务工、经济贫困以及代际关系疏离都会显著降低农村老年人家庭照料的可能性。土地流转与子女就业、代际关系交织互动地影响农村老年人照料方式,但土地流转与经济收入的相互促进作用对老年人照料方式没有显著影响。全部子女务农或代际关系疏离的土地流转老人社会照料的可能性显著更高。实地调研资料也显示,不少农村地区已经在探索“以地养老”的社会养老模式。     

教育、职业与阶层的三维代际流动研究

基于CGSS(2017)数据,以比较流动的方法描述教育、职业和阶层这三个指标的代际流动水平,并揭示各关键变量对代际阶层流动的影响路径。研究表明,我国整体的代际流动现状以短距离向上流动为主;教育规模扩张未能有效提升代际流动水平,但能促进代际流动的内部均衡化,缩小内部差距;代际流动现状中仍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表现为：农村地区、西部和中部区域的子代更容易实现较长距离的代际向上流动,但流动的内部不均衡性也更为突出;城市地区和东部区域的子代较难实现代际向上流动,但流动的内部差距较小、分布较为均衡。我国当前的社会结构是开放性的,教育这一自致性因素仍是底层群体实现代际向上流动的最重要通道,但高校和社会也需要有所行动。     

中国农村网络家庭中养老支持的趋势与变迁------来自七省调查的发现

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10年七省区城乡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调查数据,揭示了农村网络家庭中养老支持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当前农村网络家庭中子女家庭给予父母的养老支持水平较低,且重视经济支持,日常事务性支持与情感支持欠缺。因子女外出就业、结婚而形成的网络家庭中的亲代得到的养老支持显著高于因儿子分家而形成的网络家庭中的老年人;亲代与子代配偶相处得越好,亲代得到的养老支持越多。当前农村网络家庭中亲代家庭与子代家庭在代际支持上“分而不离”,但受居住距离的影响,加之家庭子女数减少,未来网络家庭的养老功能将趋于弱化。在居家养老仍为农村主要养老方式的现实下,为提高农村老年人养老水平,改变农村地区的养老模式,发展农村养老产业,实现农村养老资源多元化的同时,重视农村现代养老文化建设已成为必然。     

空巢老人养老需求与代际支持的比较分析?

本研究利用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基线数据,将养老需求和代际支持结合起来考虑,对空巢老人和与子女同住的老人、以及空巢老人群体内部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与空巢老人相比,有老人同住的子女家庭在经济支持和日常生活照料方面的养老负担更重;低龄空巢老人、城市空巢老人以及老年夫妻户是自我养老的相对优势群体;高龄空巢老人、农村空巢老人以及独居老人普遍面临养老需求大但代际支持弱的困境,并且这一困境呈现整体性特征。     

家庭养老行为的示范效应研究

利用CHARLS2013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以是否有孙辈及孙辈的数量等为自变量,以父辈的养老行为作为因变量,研究有未成年子女的情况下父辈是否会增加、改善自身的养老行为,以做出示范性表率,期待晚年得到好的照顾。Logistic模型分析结果表明,相比无子女家庭,有未成年子女的父母对祖辈的生活照顾、经济支持等养老行为显著增加,每增加一个子女,生活照顾概率增加24.67%,经济支持概率增加12.41%;父辈的文化程度与示范动机呈正相关性,受教育程度每增加一层级,生活照顾和经济支持的概率分别提高7.14%和9.09%;性别方面,女性在家庭养老中的作用有所提升,但提升并不显著。建议国家提倡"家"文化,积极推进"全面二孩"政策,大力实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推动家庭养老和社区居家养老融合,促进家庭养老行为的可持续性发展。     

谁更会给老年父母人经济支持？

[内容]文章利用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农村部分)》数据,对同一家庭不同子女的具体代际经济支持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农村家庭养老仍然有着广泛的基础,子女代际经济支持比例和数量存在子女性别、子女排行、子女婚姻、子女受教育程度、子女的居住方式、子女的迁移距离和子女的经济状况的显著差异,女儿和儿子在代际经济支持上同时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老年父母个体因素、子女具体状况和代际关系都对代际经济支持有显著影响。     

罗尔斯正义伦理学视野中的代际公正问题探析

公正性问题是现代伦理学的核心问题,而代际公正问题则是这一问题域中的一个难点所在,并且它又是人类可持续发展所不可回避的问题,因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罗尔斯从正义伦理学的视角提出的正义储蓄原则无疑在这一问题上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而理解罗尔斯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则需要从理论背景、逻辑前提、价值取向和具体方案等方面对其进行全面考量。     

环境代际正义的实现——论三种伦理主体的道德建构

环境代际正义的实现依赖于人类整体的道德努力,其中,人类整体是个体主体、群体主体以及类主体的统一,它们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承担着相应的角色,要解决人与自然、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环境正义问题,必须实现三种伦理主体的道德建构。     

责任伦理学视野中的代际公正问题

公正性问题是现代伦理学的一个核心问题,随着人们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深入关注和探讨,代际公正问题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以汉斯.约纳斯为代表的责任伦理学为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从责任伦理学的角度思考代际公正问题,必须从理论渊源、方法论、价值取向和制度设计等几个方面进行考量。     

农村彩礼变动的两重分析:婚配性别比结构与代际责任

城乡之间的大规模人口流动打破了农村传统通婚圈,农民在开放的婚姻市场中完成婚配。部分地区女性外流,出现婚配性别比结构失衡,形成本地婚姻竞争,并推动彩礼标准提高。婚姻压力是彩礼变动的外部条件,代际责任是彩礼支付的内在基础,彩礼变动是外部婚姻形势变化与家庭伦理共同作用的后果。不同地区婚配性别比结构不同,且代际责任存在差异,造成了不同农村地区的彩礼差异现象。彩礼变动可从婚配性别比结构和代际责任两个维度解释。     

老龄数字鸿沟根源剖判与数字包容社会构建方略

近年来,数字信息技术革命高歌猛进,随之而来的数字鸿沟、数字排斥及数字贫困使得老龄群体的社会生存举步维艰,加之“数字弱势性”不会随科技更新与代际更迭自行消失,反而会随数字化程度的提高使得数字资源的分布更加不均衡,对于老龄群体会造成更加普遍的歧视。为推进老龄友好型数字包容社会建设,以伦理现实二维框架为分析视角,着重探讨数字鸿沟存在与产生的社会根源及演进机制,探讨老年友好型数字包容社会的建构方略,得出基于强化数字权能、细化社会支持、优化公共服务3个维度从根本上改善老龄群体数字弱势性的结论。     

农村“代际剥削”的路径与机制

在城镇化的背景下,第二代农民工通过婚姻市场要价这一"倒逼"的基本路径,从父辈手中索取资源进行结婚、买房,实现小家庭在城镇的立足,并依托父辈的隔代抚养和其他后续资助完成人口和生产的再生产。对于第二代农民工的父辈来说,"续后"的家庭信仰使得他们仍然恪守责任伦理,村庄经济分化所衍生的社会性面子竞争则形塑了村民"虚胖"的生活逻辑,以保证其家庭和子代的延续与生活的体面和尊严,避免沦为社会的底层。     

税制公平目标内涵的重构:以可持续发展为途径

传统的公平理论注重税收的受益公平和结果公平,科学的发展观要求税收的公平原则发生重心上的转移和内涵上的改变,即在注重税收的机会公平的同时,税收的公平原则必须引入代际公平理论.我国现行的税收制度,虽然在效率、筹集财政资金方面向税制优化迈出了一大步,但在公平目标尤其是机会公平与代际公平目标实现方面的表现却难遂人愿.为此,如何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减少对经济扭曲的前提下,实现税收分配的新的公平目标,是新一轮税制改革应着力解决的问题.     

对“Easterlin悖论”的解读——基于农民工的视角

基于CHIPs调研数据可知,农民工收入与其幸福感的关系同样表现出“Easterlin悖论”。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对农民工幸福感起正向作用的并非家庭收入本身,而是扣除生活必要开支后的剩余部分,说明农民工幸福水平的提升并不止步于基本需求的满足。（2）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严重损害其幸福感,但随着农民工收入的提高,其损害程度会逐步降低;与同村村民间的收入差距仅负向影响低收入者的幸福感。（3）收入对新老一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与新生代农民工相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关注经济因素的作用,与城市居民、同村村民间的收入差距均不利于老一代农民工幸福水平的提升;但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与同村村民间的收入差距作用并不显著,说明他们并不将同村村民视为相对收入的参照对象。（4）当前,农民工的幸福感并非局限于单一的经济诉求,健康状况、教育水平、婚姻状况、流动方式等非经济因素同样作用明显。     

民法绿色原则的困境与出路

《民法总则》第9条确立了绿色原则,为民法注入了“绿色基因”。这一方面使其成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私法利器,另一方面为新时代生态文明民法典提供了理论基础。以绿色原则审视现有民法体系,其提出虽然回应了时代需求和社会呼声,但实践效果并不理想,存在价值目标冲突、范围与边界模糊、“着陆”困难等症结。分析这些症结的成因,尝试化解价值目标的冲突,厘清绿色原则的边界,对分则提出部分制度设计构想,以促进绿色原则在私法范围内的功能有效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