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惠共生:政府与农民互构式治理机制

政府与农民的互构式治理意味着乡村治理现代化和长期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实现,需要“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与“自下而上”的农民参与双轨道有效耦合。研究以社会互构论为认知范式,以“互惠共生”关系为视角,以红岩村“村民议事会”作为案例,政府和农民的互构式治理过程呈现“强政府-强农民”的良性互构模式,以此化解乡村治理困境、创新基层民主治理,通过互构主体、互构动力、互构方式、互构域四个要素相互作用以达到互构式治理机制运行最佳效能。未来互构式治理机制的优化路径,需要坚持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实现赋权增能、强化政府治理与村民自治互动、加强文化和情感建设。     

食品行业的社会责任及其实现——一种社会互构论的研究进路

社会互构论从更宏观的视角阐释了个体与社会、自然等人类生存共同体的二重性关系,它要求食品企业超越简单的经济目标,从更高的社会视角遵守国家法律和企业伦理,践行社会责任。保证食品安全和质量、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是食品行业的主要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道德性和法律性并不冲突,它们决定了企业社会责任两种不同的实现方式。强化我国食品行业的社会责任,需要发挥国家执法监管者、立法推进者的作用,也需要发挥消费者、舆论媒体、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的监督作用,更需要企业更新理念、创新制度、革新技术,在营销的各个环节做社会责任的践行者。     

贫困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变迁及走向

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是社会治理领域的重要议题。在贫困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随着经济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迁,从“控制—依附”关系向“合作—自主”关系,再向“对称性互惠”关系变迁。本文论述了贫困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发展历程,分析了不同阶段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特点、原因、影响及效果,探讨了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走向。     

论语言性别差异与社会文化的互构

社会文化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建构语言性别差异,同时语言性别差异诱导和暗示社会文化的变化和发展,语言性别差异和社会文化处于互构的关系中.在语言性别差异和社会文化的互构关系中,后者的作用具有决定和主导的作用,不能夸大前者对后者的建构影响.     

社会互构论视角下的生态文明建设机制探析

党的十八大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一道,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建设生态文明的深层次原因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主体间的不和谐关系,特别是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关系,阻碍了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只有重塑社会各主体间的和谐共变关系,建立和改善个人、社会、自然之间的互构共变关系,形成良性的生态文明建设机制,使社会各主体积极能动地互构,才能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奠定坚实的基础。     

社会互构论视野下的统筹城乡发展模式研究——以“惠州模式”为例

根据社会互构论的基本理论,统筹城乡发展的模式即是城市和农村两主体互构共变的机制,包括城乡互构的主体、互构动力、互构方式和互构域四个要素。随着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践探索日益丰富,"城乡整体互构共生"的统筹城乡发展模式逐渐显现出其优越性和合理性。该模式主张城市和农村是互构共生的,互动地位将趋于平等合作,双方相互关系的维持依赖于利益需要的满足,互构结果将是互惠双赢。惠州的实践证明,各地在深入把握城乡互构机制的基础上,建构既有自己特点又遵从普适规律的统筹城乡发展模式是完全可行的。     

精准扶贫“协同创新”的依托平台及工作思路研究——基于“社会互构论”视角

精准扶贫作为国家新时期的扶贫思想、理论和战略,从其内涵特征及工作实践上看,都集中体现了协作攻关的特点。协作攻关实质是要各参与主体、力量、资源等协同创新,只有协同才能真正实现协作,只有创新才能真正实现攻关,协同创新是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突破口。从我国当前条件来看,将2011协同创新中心作为精准扶贫协同创新实现突破、进行攻关的依托平台,既有基础,也有条件;既具现实性,也具可行性。以2011协同创新中心为依托平台的精准扶贫协同创新具有社会互构的基本条件,可从社会互构论的视角,对精准扶贫协同创新进行分析,把握其中的概念和要点,为更好地做好精准扶贫工作提供思路。     

社会资本与贫困治理——基于广州市F街的研究

社会资本在贫困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投资社会资本成为全球贫困治理的一个重要战略。但在我国,社会资本在扶贫开发中的作用并未引起足够关注。以广州市F街为例,分析了社会资本的生发形式及其在贫困治理中的作用。通过发展政府、企业和第三部门三方合作,共同参与贫困治理,可以促进贫困社群社会资本尤其是桥接型社会资本的发展。社会资本具有重要的福利效应,它增强了贫困人口的社会联系,提升了其参与经济、融入社会的能力。     

社区治理中基层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合作机制的研究

社区治理是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核心问题之一,而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合作是实现社区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多街道实际案例的考察,深入探讨基层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合作机制。研究发现,强化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合作内因、夯实合作基础、重构优化合作关系形态、深化合作方式实践可以进一步促进社区治理的良性发展。     

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形成机制

促进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有效合作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已有研究表明，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存在策略性特征，但尚未厘清达成合作的基本条件与形成机制。组织学理论普遍强调，组织间有关合作议题信息知觉的清晰性以及行为意向的一致性共同构成的“共识性认知”是实现合作目标的前提。温州市苍南县政府与当地印刷包装行业协会、印刷企业合作治理大气挥发性有机物（VOCs）的相关实践证明了上述理论推断。达成有效合作治理的条件在于，多元主体根据组织间有关合作议题的认知结果，自觉实现组织间规范结构和行为结构彼此嵌合、相互支撑。作为治理目标的利益相关方，合作行动过程中的多元主体通过秩序构建、意向生成、优势整合与行动调节四个机制，最终形成信息互通、知识互享、情感互融、行动互补、价值互惠的治理共同体。     

社会互构论的提出——对社会学学术传统的审视和快速转型期经验现实的反思

本文对旧式现代性的危机和新型现代性的崛起,及其对社会学理论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并对社会学的分裂传统和当代建构主义社会学的重建努力做了清理和评述。在对当代中国社会快速转型期的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正在经历的重大变化的研究基础上,本文正式提出了社会互构论———一种关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社会学基本理论,并对这一理论做了概括性的介绍。     

利益博弈下的乡村治理——透视村民自治的新视角

本文试从国家、乡镇政权、农民三方利益主体博弈的视角解析改革后乡村治理的内在演变逻辑。在村民自治的实施过程中 ,国家、乡镇政权和农民各自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影响村民自治的进程。加强乡村治理是国家实施村民自治的基本出发点。在改革初期 ,国家对乡村治理的重点是通过初步导入村民自治制度填补公社制度解体后的“权力真空”。 2 0世纪 90年代中期分税制改革后 ,乡镇政权的财政困难促使农民与乡镇政权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 ,国家为维护农村稳定而将乡村治理的重点转移到全方位实施村民自治上。村民自治的真正实施和乡村治理机制的完善有待于国家关于农村财政制度和三方利益分配制度的完善 ,需要用长远的、战略性的眼光 ,采取大智慧解决当前的问题和困难 ,把三方整合到共同的目标上来     

社会合作：我国政府治理理念创新的新视角

本文从社会合作视角对我国政府治理理念创新做出探究。社会合作已成为政府治理理念的新视角与新方向,这决定了政府治理要做到政府与公众,政府与民间组织、政府与企业的良性互动。通过积极培育与公众共同的价值观、积极开展公众反馈机制、积极完善公众参与监督机制让公众成为社会合作的重要基础;通过摆正与民间组织的关系和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公共服务功能让民间组织成为社会合作的重要支撑力量;通过重构良好的政企关系让企业成为社会合作的重要支柱。在多元共治中查漏补缺,提高治理能力,打造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体系。     

基于政策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合作博弈分析——一种博弈分析的视角

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关系从过去的命令与附庸走向现在的协商与合作的转变已经成为现代政治治理文明的大势所趋,也是区域一体化的要求,走出过去行政区划治理的非合作博弈的困境,探求中央与地方合作博彝新型关系的条件和可能,成为本问题思考的重点.如果能够把政策制定的合法性与政策执行的高效性有机结合起来也就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而把这两者统一起来,放在多次重复博弈的框架中进行博弈,就能够得到很好的解释和论证说明.     

社会互构论视角下的失地农民再就业——基于湖北省武汉市三个失地农民社区的调查

调查发现,失地农民再就业状况并不理想:就业层次低,满意度低,且工作待遇差,劳动强度大;同时,失地农民在就业过程中对政府的高期待与政府的实际作为形成巨大反差.各主体间不良的互构关系是形成这一结果的关键因素.应该形塑各主体间的和谐共变关系,使社会、个体各主体积极能动的互构,从而实现失地农民的成功就业.     

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中的利益共享机制——以B街道公益创投项目运行为例

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作为政府主导下的社会治理创新,在推动社会组织和社区公益事业发展,增强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满足居民公共服务多样化需求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实际效果并不乐观,核心在于合作主体间未形成利益共享格局.研究B街道公益创投个案,发现合作主体间存在着理念上"不同频、微冲突",行动上"不合作、难合作",以及制度上"不发展、难发展"等问题.要实现社区、社会组织及居民等多元主体的利益共享、良性互动的局面,则需要从理念、主体行动及政策支持等三个维度来构建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利益共享机制.     

合作治理：乡村治理中行政与自治的一种关系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纵深推进,国家权力也在不断深入乡村,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成为主要的主体之一,以致乡村治理呈现出一定的行政化特征。在这种背景下,村支两委走向行政化成为必然的趋势,从而使自治空间面临着和行政治理相协调的问题。村级治理是采取行政手段还是自治手段,并不是二选一的问题,而是一个排序问题,就是在政府主体担任元治理的角色下,应当优先尊重地方性治理自治,其次才是以行政手段作为兜底。因在现代化异质性因素的扰动下,行政与自治的边界应当有机地统一在村级治理场域中,才能使治理朝向有效的方向发展,即乡村治理中行政和自治是合作关系而非对立关系,当自治力量能有效发挥作用时,行政的力量则应当协同参与,反之行政力量发挥作用时自治力量应当协同参与,以使乡村治理更加有效。     

政府与社会组织共治合作的路径选择

新型社会治理将关注点放在如何加强建制性权力、形成国家与社会合作互动的过程上,将建立政府和社会共治合作关系作为提高治理能力的关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逐渐形成了协同式的合作关系,而改革的深入则进一步要求政府转变职能,扩大社会力量的参与,在降低社会参与门槛的同时积累民主治理所必需的合作、规范和互惠,这将成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政府与社会组织共治合作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