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历史嬗变与现实审思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源远流长,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根据互助养老的组织主体,我国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可以分为宗族互助养老、集体互助养老、社区互助养老三个阶段。从周代到新中国成立以前,是以家族组织为依托的宗族互助养老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以前,是以农村集体组织为支撑的集体互助养老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是以农村社区为依托的社区互助养老阶段。在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历史嬗变过程中,经济、文化、家庭等始终是支撑其持续发展的“不变” 因素,而组织载体则是推动其历史演变的“可变”因素。以家庭为基础、社区为依托的社区互助养老模式,将是解决当前农村养老困境的可行选择。     

农村互助养老社会基础的新制度主义探索:中日比较及启示

农村互助养老是在家庭养老基础上发展的一种新型互助养老模式,正随着社会基础的变化而不断演变。基于新制度主义理论,从规制性、规范性、文化—认知三个维度,对比分析了中日两国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社会基础。在日本社会中,受到政府和农协支持的农村互助养老,拥有法律、政策和具体帮扶措施三位一体的帮助。受社群养老价值观的影响,日本老人有较强意愿参与互助活动。因此,根据农村互助保险社会基础三个维度,中国应从建设农村互助养老组织管理条例、实现云端看病、互助的信息化管理、进行农村互助养老认知宣传和提倡退而不休这五个方面进行改进和完善。     

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困境与转型

当前,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面临历史实践积累少、集体共识建构难、合作信任维系难、组织依托建设难、老人素质保证难、质效提升保障难等多重困境,这些问题仅靠制度建设难以解决。面对家庭养老弱化和机构养老认可度低的形势,应积极推动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向以多主体融合为基础的多功能、专业化、立体式、普惠型社区综合性养老转变。为此,一方面要积极推进农村幸福院机构化、平台化、社区化和合作化建设;另一方面要完善多主体融合性和合作性参与的政策保障体系,即确立以社区养老为本的顶层设计,实施以福利偏向为主市场为辅的社区养老政策,建立以社区居民为主的自治型社区养老队伍,确保农村社区养老机构管理与服务的自治性,提升家庭在农村社区养老服务中的供给能力和农村老人对社会化养老服务的支付能力,实施农村社区养老智能化与网络化发展工程等。     

变动中的养老空间与社会边界——基于对农村养老方式转换的考察

在工业化、市场化激荡下的后乡土社会情境中,农村养老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并面临养老空间和养老边界的变动。“少子化”和社会流动的现实使得农村老人脱离代际寻求自我保障和社会支持的现象愈加明显,老人“牺牲自我”而维护家庭延续的责任伦理较为突出。同时,家庭结构从复杂化逐步向简单化发展,养老边界呈现出从家庭到自我、家庭到社区、社区到社会的溢出与重置现象。在此背景下,需要将老人的自我养老能力纳入决策分析,关注“老人农业”这一自我养老实践形式,并扭转家庭养老、社会养老、自我养老各自的研究视角,把纵向时间维度上的农村养老变迁与横向空间维度上的农村养老分化综合起来,形成网络式的研究方式。     

空间再造与秩序重构：农村互助养老的运行逻辑与生成机理——基于上海市奉贤区“四堂间”的经验观察

在当前的中国农村社会,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逐渐呈现割裂式发展,两种模式之间缺乏互动平台,农村养老面临养老空间挤压和秩序失衡等问题,互助养老成为农村社区积极应对老龄化的一种新策略。上海市奉贤区通过再造养老空间重构农村养老服务格局,建构了一种新的互助养老样板。空间依托、养老文化和现实需求是互助养老运行的逻辑要素。农村互助养老通过一种自下而上的村庄自主供给和自上而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结合,形成了多元主体合作共治;通过依托在地化的组织环境、凝聚共同化的合作行动、建构生活化的场景体验,互助养老实现了以家庭为单一主体的家庭养老到个体、家庭、社区、社会组织和政府等多元主体参与的互助共养的秩序转变。     

农村互助养老内在行为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

农村互助养老是具有中国乡土特色的农村养老模式之一。在传统乡村文化“互帮互助”的理念下,以地缘、亲缘为主的乡村生活为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提供了可能。农村互助养老的本质是“自助?互助”,文章通过社会资本理论三个核心维度,对农村互助养老实践的内在行为逻辑、现实困境以及可能的实践优化路径进行探讨,提出未来互助养老模式可以在多元主体参与、农村互助养老的供给体系、传统文化优势及提高老年人信任等方面不断发展完善。为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长效发展提供了可行性的理论支撑以及路径优化措施,有助于提高农村老年群体幸福感,促进农村养老事业的长足发展。      

三孩生育政策下农村老年人互助养老参与意愿的实证分析

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农村养老问题成为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三孩政策想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当前农村面临着家庭养老模式功能弱化、社会养老模式保障不足等问题,在此背景下互助养老模式成为解决中国农村养老问题的新出路。为进一步了解老年人对互助养老模式的参与意愿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促进互助养老模式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基于西安市357名60岁(含)以上老年人的调查数据,通过解释结构模型(ISM)对老年人互助养老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分析。研究表明,影响老年人参与互助养老的因素中,社区人员互动频率、“养儿防老”观念和社区满意度是直接表象因素,生活担忧度是间接中层因素,居住方式和家庭年收入是次间接中层因素,婚姻、生活自理能力、文化程度、子女学历和年龄是根源深层因素; 为解决农村互助养老的发展困局,需要在思想上进一步改变部分老年人“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鼓励引导老年人主动积极参与互助养老,在硬件上完善互助养老基础设施,建立管理者和组织者的竞争激励机制,在内容上扩展互助养老服务范围,不断满足老年人对于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脱嵌与重塑：社会组织嵌入农村互助养老的困境根源与因应策略

当前农村互助养老总体上呈现出“高需求—低供给”的结构性难题,社会组织嵌入能够有效提高养老服务的专业性,弥补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缺陷。在梳理已有文献基础上,以嵌入理论为基础,构建社会组织嵌入农村互助养老分析框架,分别从认知嵌入、能力嵌入、资源嵌入、关系嵌入四个维度分析社会组织嵌入农村互助养老的可行路径。研究发现,当前社会组织在嵌入农村互助养老过程中存在认知滞后、能力不足、资源有限与关系不稳等多重脱嵌困境。基于此,提出社会组织应该进行认知重塑、能力重塑、资源重塑与关系重塑等建议,以期为社会组织更好赋能农村互助养老提供经验镜鉴。     

我国农村互助养老的制度化演进及完善

农村互助养老能弥补现有农村养老保障的不足,提升农村老人的养老服务质量,但农村互助养老尚存在定位不明确、资金难持续、管理欠规范和专业服务缺乏等问题。提升农村互助养老效果的最佳路径是制度化。根据新制度主义理论,从价值共识、规范制定和组织管理三个要素和普适性、稳定性两个维度分析发现,我国农村互助养老正处于由自发地、无序地互助到有序、规范、稳定、普适的互助养老模式发展的制度化演进中,现阶段还存在互助价值偏离、资金人员匮乏和结构功能失衡等文化认知困境、组织困境和规则困境,需转变理念,增进共识;整合资源,多元筹资、合理配员、明确权责,以理顺秩序,提升效果。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国农村互助养老的历史叙事与发展路径

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就必须高度重视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基于独特的历史文化与农村社会生态,互助养老成为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有效补充。作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非常重视农村养老问题,尤为注重发挥互帮互助传统文化在农村养老中的重要作用,不断进行政策设计与完善,以推进我国农村互助养老发展。农村互助养老发展大致经历了宗亲互助养老、生产合作社互助养老、集体互助养老、社会互助养老和互助养老制度化规范化共5个阶段,并呈现出以下显著特征：互助主体以伦理文化资本为核心,家庭始终发挥核心功能;互助内容以社会组织资本为指引,由单纯经济救济到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互助方式以正式制度资本为保障,从代际互助向代际互助与老老互助相结合转变。发展农村互助养老需秉持社会资本视角,聚焦互助养老之主体、内容、方式,完善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资本,提升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水平。同时,亦要发挥农村社会组织资本力量,彰显互助养老共同体之优势;弘扬农村伦理文化资本,营造敬老孝老的社会氛围,促进农村老人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助力共同富裕最终实现。     

合作社融入农村养老供给的逻辑、模式与效应

近年来,一种新型的养老模式——合作社养老开始在国内各地流行。那么,合作社能否融入农村养老供给以及合作社融入农村养老供给的逻辑和机制是什么?其有哪些运作模式以及实践中会出现哪些问题?通过实地调查,结合案例对这些问题展开了深入分析。从生成逻辑上看,合作社融入农村养老供给符合其本质规定的价值伦理,也符合其逐利的工具理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合作社服务社会的历史传统。在具体实践中,合作社融入农村养老供给在实现其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大的社会效益,并呈现出物质资源输出型、照料资源输出型和精神资源输出型三种运作形态,但在服务水平、利益联结、盈利能力和发展目标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对此,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改进建议,即提高养老服务水平,积极引导老人入社养老;盘活农村闲置资源,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探索开放经营模式,提高养老项目盈利能力;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为合作社融入农村养老供给提供制度保障。     

机构养老与孝道:南京养老机构调查的初步分析

三十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后果是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特别是老龄人口的增加。城市中机构养老的方式开始成为家庭养老的一种补充。由于这一养老方式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与家庭养老方式密切相关的孝道观念形成了一定的冲突,因此它所带来的人们对"孝道"认知的改变值得特别关注。通过对南京养老机构中老人及其子女的个案访谈资料,初步分析和探讨了与机构养老有关的养老方式及其孝道问题。结果发现,城市老人选择机构养老的原因包括子女工作忙、家中无人照料、住房紧张、与子女关系不好、长期生病等。对于机构养老的态度既有满意的,也有观望不定的,还有消极抵触的。而其子女的态度也是既有积极的,也有矛盾的。但无论老人还是子女,都不认为老人进机构养老是子女不孝顺的表现。     

宗教机构养老：一种独特的养老服务方式--以温州基督教会柳市堂“敬老之家”为例

伴随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与相对短缺的养老服务供给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成为实现“老有所养”目标的重要障碍。在此特殊背景下,宗教机构养老作为一种养老服务的补充形式在我国部分地区出现和发展。浙江温州基督教会柳市堂的“敬老之家”即是典型一例,它由宗教机构创办,借助宗教活动场所和教徒奉献,以非盈利方式向特定老年人群提供以精神关怀为特色的综合性养老服务。宗教机构养老受社会养老需求、宗教的慈爱精神和慈善传统、国家的社会政策、服务资源的供给、服务对象的主观意愿等因素影响。作为一种独特的养老服务方式,宗教机构养老具有独特的社会功能和积极的社会价值,但需要进一步规范和引导。     

社会转型期农村养老的主体模式：社会保险抑或家庭保障

20世纪80年代以来,制度性社会养老保险成为构建中国农村养老体系的核心议题,但20多年来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改革目前尚未实现预期目标。社会转型期农村家庭结构的变迁对家庭养老功能带来双重影响,表现出结构性特征。与社会养老相比,家庭养老的低成本、精准化等特征使其在经济扶持、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方面仍具优势。在目前甚至较长期的社会转型期,家庭养老应当成为我国农村养老的主体模式。构建政府支持的家庭支持计划对于稳定、拓展家庭养老功能不可或缺,而社会养老保险值得长期建立。     

城市社区养老模式探析

人口老龄化是中国社会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随着城市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剧,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机构养老模式难以适应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实状况。研究表明,大力发展和完善以健康互助型养老为主导,以社区养老服务资源为依托,以培育专业化的养老服务队伍为依靠的城市社区养老模式是应对城市人口老龄化发展的有效路径。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旅居康养的发展逻辑、限制与展望

农村退休迁移一度是西方多学科重点关注的研究话题,其兴起主要源自乡村生活价值重估、消费功能兴起以及老年人提高晚年生活质量的要求,但在国内学术界一直缺乏相应关注。伴随中国进入到城市化高速发展、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发展阶段,珠三角、长三角等一些地方已开始出现与国外退休迁移相似的农村旅居康养动向。结合实地调查发现,相较于西方农村退休迁移的发展背景,国内农村旅居康养的产生是市场开发、政策引导、乡村建设和个体诉求共同作用的结果。鉴于国内农村旅居康养还存在全年段康养开发不足、医疗卫生基础薄弱、配套服务设施不完善、专业服务水平不高等问题,建议围绕城乡养老服务需求形成整合性框架,促进康养与旅游融合发展,引导乡村舒适驱动型发展,开展城乡互益性养老交流,建立城乡养老服务联合体,以实现城乡共建共享共富。     

广州高龄老人成年子女照顾者的孝观念调查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老龄化,高龄老人的成年子女照顾者成为老年人照顾领域备受关注的群体。笔者通过对2004年广州高龄老人成年子女照顾者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尽管中国面临着经济和社会的转型,遵从孝道规范对成年子女照顾老年父母的日常生活有巨大的影响作用,而男性和女性在对待孝道观念存在一些差异。     

建立中国特色的社区综合养老社会服务体系

支持老人就地养老是当前老年社会服务的一个核心实践。它不仅能够让老人在熟悉的社区环境里度过晚年,维系对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而且与机构照顾相比,能够显著降低社会成本。分析我国当前社区养老服务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总结梳理国际上的养老服务经验,提出在我国城市和农村建立社区综合养老社会服务体系的框架。这一框架试图将当前参与养老社会服务的多元主体纳入其中,包括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养老服务、居家养老服务、家庭(类似家庭或模拟家庭)养老、结伴(老年公寓)养老等方面。最后就政府的宏观战略规划、完善社会服务支持体系和构建良好的养老环境提出了政策建议,以期对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提供必要支持。     

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及其偏好调查分析

基于苏州市相城区64424位老年人情况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老年人的机构养老意愿及其对不同类型养老机构的偏好。重点考查了失能程度与支付能力对其机构养老意愿及其偏好的影响。结果表明,户籍、婚姻状况、是否有养老金、居住方式、健在子女数量、月收入状况、同家人关系、日常生活能力（ADL）和养老机构认知对老年人的机构养老意愿都有显著影响。老年人的失能程度和支付能力决定了其对不同类型养老机构的偏好。     

被征地农转居老年人口养老标准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以需求理论、生命周期理论和系统支持理论为理论基础,研究被征地农转居老年人口养老成本问题。通过分析被征地农转居老年人口的养老特点及其养老的周期性变化情况,得出养老成本的构成并构建出测算模型,实证分析南京现行的被征地农民保障政策,测算该地区被征地农转居老年人口人均主要养老成本价值,并与其实际养老保障待遇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该地区养老保障待遇与养老成本之间的协调和趋势关系,确定出了合理、合适、易操作的保障标准增长率,为确定被征地农转居老年人口的养老标准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