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争议之人民调解制度研究

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实施三周年、《人民调解法》实施近一年之际,专门研究我国劳动争议的人民调解制度合时而有意义。目前我国劳动争议人民调解制度运转良好。劳动争议属于民间纠纷,法律上确立劳动争议人民调解制度是必要的。构建劳动争议人民调解制度时应当对各类人民调解组织同时并重,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产生方式应当充分体现群众自治性特征,人民调解组织与其他各种调解组织之间受理劳动争议不宜设置外部管辖划分,不同人民调解组织受理劳动争议原则上应有所区分、同时认可当事人的协商选择权。相关立法应当合理解决《人民调解法》与《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法律冲突问题。     

试论我国乡村协商治理的发展与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确立起来的“乡政村治”治理格局逐渐变成了“乡政”主导“村治”的一元化治理.在探索实现“乡政”与“村治”良性互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村民自治和基层政府管理相结合的民主协商、良性互动的乡村协商治理形态,推动了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由于固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相关法律制度规范的失效或缺失以及民主传统相对缺乏等原因,现阶段我国乡村协商治理的发展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勃兴于西方社会的协商民主为我国乡村治理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并对于克服乡村协商治理的发展困境,推进并完善我国乡村多元主体协商合作、共同治理的形式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集体劳动关系法律调整的国际背景与中国应对——兼评《集体劳动关系法律实证研究——以集体协商为例》

新经济下集体劳动关系主体力量的变化和用工关系的改变,使集体劳动关系法律调整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着挑战。集体协商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工会力推、各方协同、职工参与”,是应对集体劳动关系法律调整的中国方案。《集体劳动关系法律实证研究——以集体协商为例》一书,对我国集体劳动关系法律调整进行了理论拓展、实践回应和制度设计,有助于中国方案的进一步完善。     

《民法典》之数字经济治理效能论析

数字文明、数字经济、数字技术的颠覆式创新引发既有法律制度在法律关系、法律价值、法律体系三个层面的变革。中国《民法典》诞生于高速发展的数字时代，从规范数字经济要素、数字经济活动以及数字经济社会三个层面构建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民法典》的数字经济治理效能体现为:以私法自治原则为前提，以共商共治共赢的合约治理模式为基本路径，实现多主体、多手段、公私法规范协同下的数字经济“共治”；规范电子商务交易模式、完善网络侵权责任制度、兼顾个人信息保护与数字流通使用，实现以良法夯实数字经济的“善治”；《民法典》规范并保障数字经济安全有序发展，同时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与信息技术的持续创新也在不断延伸拓展《民法典》的适用范围，推动《民法典》吸收、凝练新的内涵，实现《民法典》与数字经济的“现代”协同发展。     

从科层管理到共同体治理：长江经济带流域综合管理的模式转换与法制保障

在科层管理体制下,分割的行政区域管辖和部门管理体制容易使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陷入“碎片化”困境,从而偏离流域整体性治理和公共治理要求。为此,需要推动治理模式从科层管理向流域共同体治理转变,使政府、企业、公众等主体基于伙伴信任关系与共同利益形成参与、合作、共同担责的流域社会集合体。从法制层面看,为实现流域共同体治理目标,应在借鉴域外经验基础上结合本国实际推动《长江法》立法进程,构建权义明确、多元融合的共同体治理主体制度,形成中央引导、流域管理机构协调、地方参与的磋商合作制度,构建完善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制度、流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联合防治制度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为流域共同体治理提供政策法律保障。     

集体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反思与重构

集体劳动争议是我国集体劳动关系调整中的基本问题。虽然已经大量出现劳动法传统意义的、利益争议为主的集体劳动争议,但在法律制度上,现行劳动争议处理机制中的集体劳动争议不过是个别劳动争议的累加,缺失以利益争议为调整对象的集体劳动争议处理机制。为此,重构集体劳动争议机制是社会立法的重要课题。重构的基本思路是:在整合《劳动合同法》、《集体合同规定》的基础上,制定《集体合同法》;完善《工会法》,建立不当劳动行为等制度;修订《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在完善权利调整为主的个别劳动争议机制的同时,构建利益争议为主的集体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制度。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合作治理的实践、效能与生成逻辑——基于X乡S村“民俗博物馆”项目的经验观察

良性的乡村关系是国家治理进入村庄社会的重要通道。基于合作治理理论视角和“结构—过程—结果”的分析框架，发现吉林省X乡S村在乡村振兴实践中，建构了一种乡村合作的治理模式。二者在“民俗博物馆”项目的筹划、建设与运营整个过程中，围绕利益诉求、行动规则、资源配置及行动选择进行了一系列紧密互动。这种治理模式打破了乡村之间的二元结构阻隔，实现了体制推动与社会动员的互补，进而使乡村两级利益诉求同时得到了满足。乡村合作治理的生成逻辑在于，乡村基于特定目标达成合作共识，并以资源互补和优势合作的方式提高集体行动能力，进而在平等协商的互动中实现各自的利益诉求。在需求与响应、互赖与共享、认同与协商等要素的共同作用下，乡村合作治理机制得以生成。     

论劳动联合体对劳动产权制度变迁的影响

我国劳动产权制度随着劳动联合体理论的出现,在“劳务出资”、“分享合作剩余”等几个方面出现较大变革,并且在《劳动合同法》、《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具体法律制度上有所体现。接下来,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企业内部治理模式、非物质要素参与剩余分配、建立合理工资机制等方面也会有深入革新。     

对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实施问题的再思考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在立法表达上适时地补足了法律规定的短板,回应了时代需求,但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着各利益攸关方对共同问题的认知和反思不足、缺乏周期性评估和体系的再评估制度构建、“不确定性”导致激励不足、未成年人差异化特征难以类别化应对等问题。应回应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求,建立有利于各方主体积极参与的合作治理机制,通过循环反馈、动态调整的学习过程,建设基于共识的评估激励机制和基于多元治理网络的动态学习机制,协调各主体的合作行为,以破解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与犯罪预防多元治理实施等难题。     

协商治理中关系生成与规约的本土逻辑

西方治理是对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应对,制度化痼疾使得治理出现乱象。我国需要辨识治理的普适性与本土性,批判西方治理的意识形态性,实现对西方治理的超越,凝练治理的中国样态。协商治理是党领导人民以协商民主实现国家治理的公共治理模式,是治理的中国样态。治理研究要立足社会情境与社会结构,直面“权利”“权力”等基础性命题及“关系”等本土命题。既要认识到消解资产阶级权利的必然性,又要坚守住权利底线。传统文化为中国人安身立命提供了基本的精神基石,寻求权力的传统价值根基及其制度化是破解权力异化的可行路径。权利保障与权力运行塑造了实然的协商治理关系形态,判断中国式关系的着眼点在于关系主体所担当的角色及在角色互动中的定位。现代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社会关系是党内关系和党群关系,判定关系就是定位角色,定位在党内关系和党群关系中的角色。推进协商治理、规约关系需要精准角色定位,探寻关系背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本土可能归因。     

“双碳”目标下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法制保障体系之重塑

随着“双碳”目标战略的实施，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新时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实现从量变到质变飞跃的必由之路。生态文明建设路径的调整升级意味着与之相对应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也要随之调整和升级，以满足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法治需求。受制于时代背景和立法目的的局限，我国现有的生态环境法制体系存在诸多不足，没有将“降碳”问题纳入其中，与“减污”问题作整体考虑和协同安排。应以《宪法》规定的“生态文明”“新发展理念”“美丽中国”等法治思想为指引，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目标融入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目的性条款，从整体性治理、协同治理、增强主体责任原则出发，夯实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协同防控的制度基础，重构以污染物排放和碳排放总量协同双控、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中央环保督察、协同管理体制等为核心的制度体系，探索制定《碳中和促进法》,并对《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以及其他相关的法律进行修改，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理念融入其中，为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提供法律依据，为实现协同增效提供制度保障。     

情感式协商：农村基层协商治理有效运行的内在逻辑——基于C镇古村落保护利用案例的分析

农村基层协商治理何以能够有效运行,是基层协商治理研究无法回避的基本命题。主流的理性、制度与技术路径不能完全回答这一问题,这就需要将情感带入基层协商治理之中。情感式协商建立在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生态基础之上,通过综合运用情感型关系、情感型混合关系、利益型混合关系及利益型关系,按照需求法则、信任法则、情面法则与公平法则展开协商,有利于实现基层治理的目标,也是理解我国农村基层协商治理有效运行的重要密码。情感式协商并非否定制度化协商,它是将作为科学的制度化协商与作为艺术的情感式协商有机结合,是推进基层协商治理走向善治的题中之义。     

我国土地管理权行使践行公私合作理念的诉求及实现——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

改革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权法律制度,是实现土地产权清晰化和土地要素市场化的基本保障。综观现有理论和实践,在公私合作理念导引下来助推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权之修改和完善,共识大于争议。法理上,以公私合作理念来指导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权之改革,其实质为:我国土地管理权行使应践行公私合作理念。这一理念的有效实现依赖于三大基本诉求:一是我国土地管理权行使应践行公私主体合作治理;二是我国土地管理权行使应践行公私法方式合作治理;三是我国土地管理权行使应践行公私协商程序合作治理。现行《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须对其作出积极回应,以助推这三大诉求的有效实现。     

论和谐劳动关系的制度优势与调适机制

和谐劳动关系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是国家良政的基础和社会善治的目标。我国和谐劳动关系的实现有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供给,较西方国家更具有达致和谐的制度优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和谐劳动关系奠定了所有制、分配制和体制上的基础,协商民主制为和谐劳动关系提供了理念指引和治理方略,传统文化则为新时代劳动伦理的建构注入了和合的基因。我国劳动关系治理上的制度优势最终通过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关系调适机制实现向治理效能的转化。     

村级协商结构的变迁与治理绩效

“威权式协商结构”既推动了村级协商的开展,又限制了村级协商的持续发展。以恩施州将律师顾问团纳入村级协商治理的实践为研究对象,发现“专家调和式协商结构”可以显著提升治理绩效。协商结构的变迁,一方面促进了协商行动策略的制度化,从而提升结构的稳定水平;另一方面实现了主体间关系的有序调整,从而提升结构的统合水平。因此,“专家调和式协商结构”较“威权式协商结构”更易提升治理绩效。对比两种协商结构可知,两者的规范设定和资源调节方式不同,权力关系配置的差异是造成此现象的根本原因。构建“专家调和式协商结构”要在尊重村民的主体地位、引入“独立第三方”、重新配置权力关系以及运用法治手段四个方面不断发力。     

重归劳动：乡村环境与社会治理的同步实践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各地政府自上而下实施了农村环境改造,农村人居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但同时也出现了农村居民的改造意愿和自身行动力被边缘化等问题。而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本体论转向突出了“劳动”的价值,认为融入了劳动的环境才能够从自然转向“景观”,使之更加宜居。依据社会行动者网络理论,人与环境存在互为主体、彼此嵌入的关系,在人-劳动-景观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中,以案例呈现乡村围绕环境问题进行从自觉到自为的行动过程,包括通过协会建设组织劳动激发村民参与热情;通过合作社建设搭建按劳分配机制保障村民劳有所得,使劳动参与可持续,环境治理以村民为主体,将政府、政策、农民、组织、景观等带入治理任务网络,各主体相互协商,实现良性互动,多方依托环境治理行动实现多元目标达成。提出通过劳动动员激发农民主体活动,使农村居民在改造工作中变“客体”为“主体”,变“边缘”为“中心”,搭建共治共享共建平台,在环境提升过程中实现人文与自然和谐相依,以劳动为纽带,发挥人作为生产力关键因素的价值,实现环境整治与社区治理的相互促进。     

劳动争议仲裁程序的缺陷与完善

我国劳动争议处理体制可以概括为“一调一裁两审”,即在我国解决劳动争议,主要是通过调解、仲裁、诉讼实现的。其中劳动争议仲裁制度是世界各国及地区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但同时也是备受争议的一个制度。     

生成式人工智能法律治理现代化研究

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的迅猛发展,全方位渗透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并对传统法律制度形成重大挑战,造成了现行法律制度与法治现代化需求之间的紧张关系。以法治现代化为导向推动AIGC的法律治理,制度转型、制度变革刻不容缓。法价值、法秩序、法动力层面的理论定向,为AIGC法律治理现代化提供法理涵养和功能定位依据,需要从人工智能治理与人类价值目标相一致、满足法治现代化的需要和国家现行法治制度对人工智能治理的需求等方面予以探讨。法治现代化价值需求、风险规制需求、新的规则秩序需求勾勒、型塑出AIGC法律治理基本框架,需要实现法治共识向制度的转化、构建有对应性的理论规则,有效拓展科技治理的内涵,以制度转化、制度增容、制度供给、制度耦合来构建生成式人工智能法律治理的现代化体系。     

世界视阈下的和谐劳动关系调整机制

劳动关系是现代经济社会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从总体上讲,西方各国劳动关系的发展是从对立向对话、从冲突向合作、从无序向法制化方向逐渐推进。国家主导的立法干预机制、劳资双方集体协商机制、及时公正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是保持劳动关系长期和谐稳定的重要制度条件。我国已经进入经济结构加速调整时期,建立健全顺畅、高效的劳动关系调整机制,维护社会稳定,是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     

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议事协商制度的变迁与建构

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任务是乡村治理制度、执行机制的建设和完善。乡村议事协商制度是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以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作为历史范畴观察,我国乡村议事协商经历了制度更替、渐进转型和适应再生三个重要的制度变迁阶段;伴随着乡村议事协商主体关系的变化出现了传统精英主导型协商、民主动员型协商、公社集权型协商、村民自治型协商和多方共治型协商不同制度类型。虽然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带动了国内相关话语转变,但我国乡村议事协商制度有其内在的变迁主线。国家与农民共同构成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形式与结果变迁的行动主体,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则影响着我国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变迁的秩序基础,制度摩擦出现与制度自身模糊性凸显是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变迁的结构动因。进而,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背景,可从加强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建设的体系性、提高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实践的适配性、明确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功能的边界性、坚持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创新的灵活性等方面,进一步思考新时代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