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教变革的过程本质:创生“新常态”职业人

针对职业教育本质研究中静态分析方法论局限,反思职业教育演变史可知,职业教育变革的本质在于不断创生新型职业人。在职业人培养过程中,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为其注入了新的培养目标和课程等新因素,由此引发职业教育育人过程本质的变化,创生出适应社会新常态的新型职业人。新常态下的职业人所生成的结构要素,是由科技发展、政治制度和文化变革与职教系统的反作用等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宏观上,政府根据社会新常态下行业和市场的外在要求,出台系列政策,引导职教系统有所选择地创造出市场急需的新专业和课程等系列新事件,从而不断引起职业教育阶段状态的本质变化。微观上,教育行政、师生等具体人,又通过主动选择培养“职业人”的素质结构,创生出满足社会新常态和个人需要的“具体职业人”。当前宏观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与微观职教系统主体选择性的相互作用,需要以普职融通的职教过程变革方式,创生出新常态下富有创新精神的大批中高端职业人。     

鲁迅国民性批判叙事在新时期的发展———以乡村小说创作为例

新时期作家在继承鲁迅国民性批判叙事的基础上,对这一经典叙事进行了深化与拓展。深化与拓展主要有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揭示“贫穷文化”对农民活力的扼杀和对其人格的扭曲,观照国民的驯顺、麻木、保守等精神痼疾。第二个方向是考察农民文化人格在特定政治语境中的畸变与异化,既考察特定的政治文化所致的奴性,又观照主奴根性的“主性”所致的文化人格缺陷。第三个方向是审视传统农民文化人格在现代社会经济中的不适应性,这种审视有两个重点：一是考察小农意识在新型生产关系中显露出来的种种局限,展示小农文化心理导致的文化人格缺陷;二是揭示落后农民对现代经济社会的隔膜,凸显他们在现代生产关系面前的“现代愚昧”,进而否定传统农民文化人格。新的思想资源、新的社会问题和文学自身发展等诸多因素,促成了该领域传统叙事模式的转型。     

美国教师研究运动的形成、衰落与复苏

美国教师研究运动发展轨迹的独特性在于其经历了形成、衰落,以新的姿态复苏的曲折历程。具体而言,美国的教师研究是起源于行动研究的一种“群体合作”性质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因面临外部压力和内部困境,教师研究走向衰落。80年代开始,国家教育政策的变化、大学教育研究者的支持以及民间教育力量的凸显共同促使美国教师研究运动以崭新的姿态重新回归教育舞台,自此之后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教师研究逐渐在美国教育改革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师范生教学知识自觉:表征、尺度与路向

教学知识是师范生专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师范生教学知识自觉表征为教学知识学习自觉、教学知识实践自觉和教学知识创生自觉。基于师范生职业生涯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师范生教学知识发展必须达到内容与结构上的“统整性”、领域与指向上的“专业性”、目标与过程上的“实践性”。但是,当前我国师范生的教学知识发展情况不够理想。因此,要实现师范生教学知识自觉发展,必须自觉的完成身份认知、学习理念和学习范式的转型,以学习和认知方式的转变,带动教学知识自觉。     

论唐传奇虚构叙事的艺术原则与创作成就

唐传奇的核心艺术成就在于通过虚构完整复杂的故事以承载特定的文学意图,借此探询人生和世界(即存在本身)的意义,这是“幻设为文”的内涵,更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所取得的成就。这一成就在渊源上,是“立象以尽意”的方法论原则潜在影响小说创作的结果,是唐人“有意作小说”在艺术方法层面上的体现。在此意义上,史传体例、诗笔、议论及题材、文采等,都是虚构一个完整故事的艺术手段和文体因素。唐人通过“立象以尽意”的方法论原则虚构故事,表达特定的文学意图,创造出了丰富瑰丽的传奇世界。     

信念的公共性及其证成

不存在私人信念,信念在本质上是公共的,它已经隐含相应的行动中所包含的事件之间的解释关系。能动者不可能获得孤立的信念,获得一个信念需要获有为共同体所共享的信念整体。这意味着能动者的信念亦能为他者所理解和接受,并在公共的维度中得到证成。证成信念的起点是可被观察的行为和断言,戴维森和布兰顿的相关思想为我们提供了证成信念的解释进路和推论主义进路。最后以“摩尔悖论”为例,探究了“信念本质上是公共的”这一观点的一个运用。     

网络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心理学方法论思考

网络大数据已被成功应用于探索情绪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等诸多心理学研究议题。与以认知神经科学技术为例的现代研究方法,和以问卷法、行为实验法为例的传统研究方法相比,网络大数据分析在样本规模、数据客观性、时效性、生态学效度等方面均具有显著优势。具有浓厚学科交叉性质的认知神经科学技术和网络大数据分析技术,前者擅长于微观分析层面,后者擅长于分析宏观层面,且都是心理学适应现代化技术变迁、把握时代机遇的两大重要突破口。未来研究者可采取方法互补,数据驱动和理论驱动相结合等策略,从而更好地把握时代发展机遇。     

棱镜中的本体:作为平等主义的卢梭政治哲学

长期以来,针对卢梭政治思想是否具有统一性和整体性,学界一直存在悬而未决的争论。卢梭的思想就像多面的棱镜,相互对立的诠释者都能在其中找到与其立场相呼应的证据。作为卢梭著作中最早出现和最受关注的主题词,“平等”能够真正地反映其思想全貌,并成为统辖卢梭政治哲学的思想原则,它与自由共同构成卢梭的政治理想。卢梭应当作为平等主义者出现,而不应被定义为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的驳杂面孔;在平等与自由两种价值中,卢梭选择了平等来规定和实现自由。表征为繁多镜像的卢梭政治哲学,其本体是平等主义的理想描述。     

大学生学习动机与学习行为的关系———基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实证研究

部分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表现出较低的积极性和参与性,学习效果不甚理想。心理学认为,学习动机是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力,是推动学习行为最重要的因素。本研究采用Biggs(1987) 编制的学习过程问卷和NSSE-CHINA量表,通过两阶段抽样(分层抽样、方便抽样)对首都7所高校的700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探究不同类型的学习动机与学习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表层型学习动机与思政教育学习行为呈负向的因果关系,深层型和成就型学习动机与之呈正向因果关系;在三种学习动机中,深层型学习动机对思政教育学习行为的影响最大。     

论课程改革的社会属性———兼谈课程改革制度化的立论之基

课程改革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政治”过程。从政治视角观之,多元权力推动改革并通过改革而实现;从文化视角观之,课程改革是多元教育观的竞相登场并相互角逐的过程;从经济视角看,课程改革是文化资本的再分配过程。课程改革是由具有特定教育价值观的权力主体所推动,围绕文化资本的重新分配,实现权力的再生产、知识的阶层化以及利益的再分配。课程改革是知识、权力和利益共生的过程。如果课程改革缺少制度来规约和调整其中的权力关系、价值关系以及利益关系,那么就会造成权力的压制、文化的霸权以及利益的失衡,这不利于课程改革的合理开展,因此课程改革需要走向制度化。     

中国古代家训与士大夫的家国情怀

家训是古代家庭教育的一种特有形式,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撰写者多系功成名就后,怀着对子孙后代命运的关怀,以自己的人生经验汇总成册让后人学习借鉴。家训也是撰写者对国家政治形态的期待,希望后人建立其设想中的国家社会运转结构。家训覆盖范围广泛,尤其对如何修身、治家、为官治国着重阐释,体现了中国古代士大夫家国一体的政治情怀,鉴于此,文章从这三方面分析总结,认识、汲取古代家训中的价值内涵和文化精髓,帮助当今社会提高思想道德教育和弘扬优秀道德风尚。     

近二十年中国大学生心理研究的科学知识图谱———基于 CiteSpace V 的可视化分析

采用可视化知识图谱考察近二十年中国大学生心理研究的演进历程、主要研究力量与发展动态。以中国知网CNKI与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为检索源,选取CSSCI来源期刊论文和博硕学位论文共7 448篇文献为研究对象,借助CiteSpace5.1.R6软件,揭示出研究演进历程、核心作者及团队、核心研究机构、主流研究方法、研究热点及前沿趋势。未来研究要积极回应国家社会急需,增强跨学科与机构的协同创新,以问题为导向整合研究范式、方法和技术。     

论纳博科夫文学创作中的世界主义倾向与文化立场

从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创作中的文化动因出发,从文学与文化的层面,探讨基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所形成的新的世界主义,可以发现纳博科夫的创作目的在于寻求一种人类理想化的存在空间,并在此过程中形成其创作的文化立场和世界主义倾向。多元文化背景使纳博科夫能够结合自身流亡经历,更好地展现后现代社会中具有普遍性的文化错位问题与身份认同危机,从而具备了世界性的文学视野和民族文化站位中的超然立场。因此,将世界主义视角引入纳博科夫研究,将有助于理解跨民族、跨文化文学交往过程中的“他性”和“差异”。     

明代的官场京债与地方吏治

京债,又名京账、官债、官吏债,在明代主要是指官员在京城所借的高利贷。明朝初期,政府一度希望通过道里费和赏赐制度来遏制官员借贷京债的现象,但是这一政策收效甚微,不久即为政府所放弃。从明朝中期开始,京债问题愈演愈烈,而朝廷于严刑峻法之外,并无具体的解决措施。这些借贷京债的官员一旦外任临民,在债务压力之下,多有非法索取民间资财的情况,甚至有因此与地方吏役通同为奸者,由此导致了地方吏治的败坏。     

农业旱灾风险管理脆弱性评价及驱动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对农业旱灾脆弱性理论分析,从自然、经济、社会、科技四个维度设计农业旱灾脆弱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和分级标准,运用BP神经网络法对重庆市2001-2015年农业旱灾脆弱性进行综合评价分析,并考察农业旱灾脆弱性程度的动态特征和驱动因素。研究结论表明：重庆农业旱灾脆弱性程度总体上呈减弱趋势,但是面临极端气象条件时依然表现为重度脆弱。在旱灾脆弱性的驱动因素中,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发展能力是驱动旱灾脆弱性下降的主要因素;农业的自然脆弱性和社会脆弱性水平较高,严重影响了脆弱性总水平的下降。因此,农业旱灾风险脆弱性管理需要继续强化经济脆弱性和科技脆弱性管理的同时,重点是做好农业旱灾风险的社会脆弱性管理。     

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教育政策的现实审视与优化策略

采用文献调研、逻辑分析等方法,以政策演进的时间脉络为轴线,运用麦克拉夫林的互适模型、米特——霍恩政策执行系统模型,对近30年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教育政策演进历程进行现实审视。研究发现,政策演进的主要特征为：（1）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顶层设计优势凸显;（2）学校体育教学是政策演进的主旋律;（3）渐进调适是政策演进的方式。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教育政策的不足之处：（1）政策受影响者的利益诉求偏离政策愿景;（2）政策的前瞻性和系统性欠佳;（3）政策执行机制不健全,监督机制待加强;（4）政策的体育文化溢出效应严重缺失。提出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教育政策优化的现实路径是加强政策制定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协作,优化政策体系;关键路径是健全政策执行机制,完善政策监督机制;根本路径是提升政策的文化溢出效应,提高青少年的体育文化认同度。     

叙事谜题:再论口述历史与心灵考古

说口述历史是新史料,甚或新史学,都不错,也非全对。口述历史是对个人记忆的采访记录和开发利用,问口述历史“是”什么,不如问个人记忆中“有”什么、采访人要“采”什么、受访人“说”什么。个人记忆里有生命知觉、成长经验、文化习得、专业知识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其中有史料或史学资讯,还有丰富的人文和社会科学信息资源。只不过,个人记忆的百科全书,通常是无分卷、无章节、无编目且内容混沌模糊、信息真伪难辨且多断简残篇,加之口述人由于社会压力、文化禁忌、隐私顾虑、知识局限、叙事习惯等多种原因,或不说,或少说,或敷衍了事,甚至言不由衷,采访及其所得都需要进行心灵考古研究。心灵考古需要心理学、传播学、语言学、叙事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及生理学知识技能,并回馈诸学科以丰富数据和信息,增进人性理解和人学(science of men)知识。口述历史之心灵考古,有巨大的探索空间。     

21世纪以来我国教学论研究历程与学科发展趋势

21世纪以来,教学论研究在新课程改革的影响下得以进一步发展,但由于对教学实践的指导乏力,目前呈现出低位平稳发展的态势。以高校教师为主体的研究者们,围绕教学论的发展历程、教学论的学科建设、教学论的基本理论、教学论与其它学科的关系这四大主题,进行了以思辨研究为主的探讨,为建构本土化教学论作出了贡献。但教学论研究依然存在不足：“大家”合作与跨学科合作研究缺乏;研究方法单一;教学论的基本问题模糊;学科体系本土建构路径不明等。教学论研究的未来发展可从几个方面努力：第一,继续加强基本、核心问题研究,构建教学论学科体系;第二,关注实践主体,以问题为导向,促进教学论实践品性的实现;第三,批判继承本土文化,建构本土化教学论;第四,加强对大数据时代教学论新特征的研究,促进教学论跨学科、融合式发展。     

宋代士大夫的自我意识与身份认同:从苏轼诗歌说开去

宋代士大夫自我意识的高涨,尤以政局稳定、文化承平的北宋中后期为最。折射在诗歌中,即是诗中突出的自我意识。在宋诗代表人物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笔下,诗中之“我”都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其中自我意识最强者当推苏轼。苏轼在诗歌世界中的自我构建所彰显出的自我意识之强,超乎当时后世的诸多诗人,是宋代士大夫的典型代表。苏轼自我意识高扬的突出表现,就是在他的诗歌文本中有大量标识自我身份的自称。诗歌自称是诗人“自我”在诗歌中的审美投射,在苏轼诗中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诗歌自称与现实社会身份一致的情况下,苏轼作为性格丰富的地方官长和幽绝之地的幽囚之人所彰显的自我意识;二是苏轼诗歌自称与现实社会身份不一致的情况下,诗人对理想“自我”的构建、追寻、回归与超越。宋代以号自称的文化潮流,表现出士大夫以第三人称的“他者”视野完成自我的检视,从而追求社会的认同。与欧阳修、惠洪、杨万里、陆游等其他士大夫相比,苏轼在自我检视中有着深刻的反省意识,这在宋代士大夫身上是十分罕见的。     

改造人力资本促进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的政策建议

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管理完善进程中,解决好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现实要求。“新常态”下,中国要规避“中等收入陷阱”,斩断困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死结,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迫切需要着力布局和推进体现时代发展内涵的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战略。本文立足新时期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的理论内涵和现实意义,从人力资本积累的现实格局揭示了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面临的主要障碍,并据此提出了改造农村人力资本实现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的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