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上市公司股利分配行为研究

在透视安徽省56家上市公司股利分配行为中存在的诸如不分配公司较多、分配形式多样化、存在短期行为等特点的基础上,从行为财务这一新的视角分析了公司、政府、投资者三大主体在公司股利决策中的博弈行为及其对于安徽省上市公司分红“异化”的影响;并提出了建立现金分红与配股、IPO挂钩,建立现金分红与高管薪酬挂钩,公司治理结构中建立中小股东维权机构等优化安徽省上市公司股利分配行为的构想。     

中国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统计特征研究——基于1990—2015年股息率数据的考察

以沪深股市1990—2015年A股上市公司股息率数据为样本,对上市公司股息率的年度、板块、企业性质、行业类别、地区等方面进行特征描述,发现:上市公司分红意识有所加强,分红连续性有所提升,但股息率仍低于国际水平;股息率变动趋势在各板块、行业、地区具有相似性,但不同板块、行业、地区的股息率水平仍差距明显;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半强制分红监管具有积极的政策效应.     

公司治理与会计盈余分红相关性的实证研究

股利政策是平衡上市公司税后收益和留存收益之间关系、进行投资者管理的重要手段。以中国上市A股2009年财务和公司治理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公司治理与会计盈余分红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公司具体特征因素之后,公司会计盈余分红与控股股东比例、董事会规模、监事会规模呈正相关,与流通股比例呈负相关。因此,平衡上市公司税后收益和留存收益之间关系,实施投资者管理的重要股利政策包括优化股权结构,改革股东大会表决制度;细化强制分红、提高分红信息的透明度。     

没有实质分红机制的股市就是赌场

新任证监会主席郭树清终于亮出了自己履新以来的第一把剑：那就是特别强调完善上市公司的分红制度，并将分红政策与IPO的审核结合起来，表示将进一步采取措施“明确分红比例，提升上市公司对股东的回报”。     

上市公司定向增发的利益输送研究

通过对2006年到2007年定向增发数据研究发现,只向控股股东等关联性股东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有压低定向增发价格向大股东利益输送的迹象,而定向增发由于非关联股东的参与,定向增发的价格没有被压低;未发现只向控股股东等关联性股东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通过定向增发向上市公司注入不良资产达到利益输送目的的迹象;发现在定向增发的当年,有极少数上市公司通过现金分红,向大股东进行利益输送。     

二市公司定向增发的利益输送研究

通过对2006年到2007年定向增发数据研究发现,只向控股股东等关联性股东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有压低定向增发价格向大股东利益输送的迹象,而定向增发由于非关联股东的参与,定向增发的价格没有被压低;未发现只向控股股东等关联性股东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通过定向增发向上市公司注入不良资产达到利益输送目的的迹象;发现在定向增发的当年,有极少数上市公司通过现金分红,向大股东进行利益输送。     

冀望中报分红投资者期待财产性收入

业内人士表示，虽然中报分红历来就不是红利大头，但在目前股市连跌的情况下。上市公司可以通过增加中报分红挽留投资者信心。数据显示，虽然去年中报分红金额达历史新高，但是近年来，中报分红占全年分红以及占年中利润的比重，均呈现逐年递减趋势。     

中小板上市公司分红行为统计分析及建议

基于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数据,对中小板现金分红的基本情况、与主板分红的对比特征、年度分布特征、行业分布特征等进行了全面统计分析。运用相关性分析法,考察了规模、现金流、盈利能力、负债、投资等财务因素对中小板企业现金分红行为的影响。对极端分红、超能力派现、分红板块定位不当、分红制约可持续发展等中小板分红的突出问题展开了深入分析,并从公司特征、现金分红决策程序、政策监管与引导等角度提出了完善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建议。     

强制性分红政策的公司治理作用研究

在我国制度背景下,中央企业基本都采用集团化的经营模式,股东与经理之间的代理问题一直是国有企业治理的焦点问题.基于我国中央企业强制性分红政策所提供的契机,以我国2004—2018年中央企业和民营企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强制性分红政策的公司治理作用.研究表明,随着强制性分红政策的实施以及收益收取比例的逐步提高,央企上市公司股东与经理之间的代理问题得到了改善.进一步研究发现,集团内部权利分配方式影响了强制性分红政策治理作用的发挥,即相对于"先子后母"企业,"先母后子"企业强制性分红政策的治理效果更好.因而,适当提高强制性分红比例、加强集团母公司的控制权可以有效缓解股东与经理之间的代理问题,提高公司价值.     

让＂铁公鸡＂难以在股市立足

今年5月9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发布《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旨在进一步采取措施提升上市公司对股东的回报。就中国股市的现状而言，证监会重视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事项很有必要。毕竟一直以来中国股市都是一个缺少投资回报的市场，“铁公鸡”在中国股市里疯长。     

连续股利公司与无股利公司的对比分析:对投资者的启示

随着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分配现金股利的公司数量虽然有了明显提高,但是不分配现金股利的公司依然占有很大比重.选取从2000年到2014年连续15年无现金股利分配的72家上市公司和连续15年现金股利分配的105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从影响现金股利发放的主要因素着手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两类上市公司在公司规模、成长性、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资金流动性,以及投资者类型等方面有显著差异.为此,建议投资者根据风险的偏好来决策.风险偏好型投资者应当选择无股利公司,因为该类公司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风险厌恶型投资者应当选择低风险低收益的连续股利公司,而风险不敏感型投资者可以选择组合投资,对两类公司的投资组合比例可随投资者对风险偏好程度的改变而变动.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企业分红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文章基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视角,选取2006-2013年我国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高管薪酬、企业分红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并将高管薪酬分为显性薪酬和隐性薪酬两个部分.研究结果显示,显性薪酬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激励高管提高企业价值的作用,显性薪酬对企业分红有较积极的影响.同时,隐性薪酬也对企业分红产生积极影响.最后,在协调经理人与股东利益的基础上,对企业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的设计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投资组合视角下机构投资者治理行为分析:一个权变的观点

作为独立于管理层与股东之外的第三方力量，机构投资者在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方面一直被国内外学者和政府监管部门寄予厚望。然而，目前公司治理领域有关机构投资者治理角色研究尚存在有效监督、无效监督、战略合谋三种争论。为回答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究竟发挥何种作用的问题，文章以企业两类代理成本为切入点，从投资组合角度重新审视了机构投资者的治理行为，并结合不同内外情境解释了其参与治理行为的权变观点。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有限注意理论，利用2013-2017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通过定义监督型机构投资者，从投资组合权重与投资组合集中度两个维度，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机构投资者对公司两类代理成本的影响，并运用工具变量法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结合公司内外不同情境，借助分样本检验辩证分析了机构投资者的治理行为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投资组合作为机构投资者分散风险的投资行为模式，在参与治理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双刃剑"效应，监督型机构投资者与投资组合集中度在降低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第二类代理成本的同时，却以提升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第一类代理成本为代价。进一步从外部市场环境与内部高管、控股股东三个方面，发现机构投资者在不同情境下的治理行为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在欠发达地区与存在强权高管的上市公司内，机构投资者加剧第一类代理成本的现象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公司内支持型控股股东的存在，则会加强机构投资者对第二类代理成本的抑制作用。上述研究运用权变的观点，实现了从以往关注机构投资者"持股数量"向"投资组合集中度"研究的创新性转变，在丰富机构投资者研究视角的同时，为以权变观点看待机构投资者治理行为的合理性提供依据。研究一方面能够帮助上市公司通过引入监督型机构投资者进行管理创新，提升其治理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也为证监会创新监管模式，运用权变的观点充分认识机构投资者的治理行为，制定分类引导异质机构投资者的相关文件提供理论参考。     

分红、现金-现金流敏感性与企业融资约束

从分红视角探讨企业现金-现金流敏感性与其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并运用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2009年-2013年的财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融资约束;相较于分红的企业,不分红的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更为严重;同时,还发现分红方式不同和分红比例不一样对企业融资约束存在明显差异.     

机构持股、管理层权力寻租与公司分红决策

基于中国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日益扮演“积极投资者”角色的背景,运用代理理论、权力制衡理论分析了机构投资者持股与管理层权力寻租动机对公司现金分红决策的影响机理.以沪深两市2011-2015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寻租动机对现金分红有显著消极影响;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制约并削弱管理层权力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消极作用,且持股比例越大,制衡作用越明显.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机构持股制衡管理层寻租的机理在于:机构持股可降低管理层代理成本,进而有利于公司分红水平的提高.这说明中国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决策应引入包括机构投资者在内的多边治理机制.     

控股股东利益侵占行为及其审计规制

股改前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利益侵占以"掏空"为主要形式,对其形成动机、实现手段与经济后果进行深入.系统地研究,可为监管股改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行为提供重要参考基准.与"掏空"对应的是,控股股东在必要时会动用自身资源帮助上市公司渡过难关,以维持其后继续从上市公司转移资源的通道.本文系统分析了控股股东侵占上市公司利益与必要时"支持"上市公司的具体手段和经济实质,并从审计规制角度提出了如何识别利益侵占手段所需关注的各种重要信号.     

证监会监管约束机制的改进

以中国证监会的监管为核心的证券监管机制形成了对上市公司有效的外部约束。证监会从信息披露机制、经济约束机制、控制权约束机制以及声誉约束机制等方面对上市公司实行外部的监督管理。作为对上市公司约束机制的改进 ,今后我国证券市场应注重保护中小股东方面的制度建设。即 :积极推进中小股东集体诉讼和利益赔偿制度、开展投资者教育     

公民投资者对证券市场发展的重要作用及保护

公民投资者由于其固有的特点,在我国证券市场中对于优化上市公司治理可发生不可替代的综合评价、舆论监督、使合谋成为不可能等重大作用,但他们的利益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保护。在证券市场发展步履艰难的背景下,应修正监管目标,积极推进公民投资者集体治理制度与民事赔偿优先制度,开展投资者教育以培育“负责任”股东,切实保护公民投资者的利益,推进我国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