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众对养老责任主体的认知研究

"新时代人民对社会公平正义要求的实证研究"课题的全国调研数据显示,超过五成的中国公众认为养老应该主要由子女负责,近三成的公众认为养老应该由政府、子女和老人分担,养老责任主体认知的群体性差异显著。采用多分类Logistic分析方法分析影响当前中国公众养老责任主体认知的主要因素,发现社会养老能力、家庭养老能力与观念现代化程度影响着养老责任主体认知状况;房产是子女养老的可靠保障,田产是独立养老的物质基础;因城乡分割与受教育程度差异而产生的养老资源分配不均现状需要引起公共部门的高度关注;政府在保障老年人物质需求的同时应兼顾日常照料与精神慰藉。     

农村村民养老责任的认知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南省涟源市某村的调查

以湖南省涟源市某村32人为访谈对象，说明：村民对养老责任的认知不够清晰，基本上意识不到养老中国家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其大概可归纳为养老是个人、子女、村集体、政府责任四种认识。年龄、性别、婚姻、谋生职业、经济状况、子女等自身因素与区域经济、文化传统、农村政策等社会因素，对农村村民养老责任的认知有相应的影响。建立健全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必须重视传统的个人养老责任和子女养老责任，强调个人、集体、国家责任并存互补。     

中国农村人口养老责任观念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GSS2015的实证分析

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日趋加深,农村老年人口占比近六成,农村地区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养老问题。农村人口的养老责任观念与完善农村养老服务供给模式密切相关。通过分析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显示,虽然子女负责依然是农村人口养老责任观念的主流,但是农村人口的养老责任观念呈现出多元化特点:1.不同人口特征的农村人口养老责任观念存在明显差异。2.家庭经济自评状况越差者更认同政府负责和家庭、子女和政府三方责任均摊的养老责任观念;家庭中的子女数量越多,更倾向于三方责任均摊的养老责任观念。3.社交娱乐活动越频繁者越认同自己负责的养老责任观念,反之则更为认同子女负责和政府负责的养老责任观念。因此,应从家庭层面、政府层面和社会层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完善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体系,顺应农村人口养老责任观念的发展趋势、满足农村人口的养老服务需求,真正实现积极老龄化。     

责任伦理与城市居民的家庭养老——以“北京市老年人需求调查”为例

家庭养老一直是老年学和社会学的热门话题。但是过去关于养老的研究忽视了家庭养老机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的代际关系与西方代际关系有着很大的区别,如果仅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出发是无法理解中国的家庭养老的。因为在中国,绝对不能忽视文化和伦理的因素对家庭养老的影响。本文以老年人在代际关系中表现出来的"责任伦理"为分析视角,以1999年9月的"北京市老年人需求调查"所获得的资料对北京市城区家庭养老的现状所做的定量分析为基础,认为家庭养老的现实可行性是建立在老年人对下一代的"责任伦理"(老年人对子女不计回报的付出,在家庭养老的三个方面———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尽量自立,始终想的是减轻子女的负担)的基础上的。家庭养老并不意味着子女给予老年人对等的"反哺",事实上老年人的付出总是远远大于子女的回报,并且,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条件的进一步改善,城市居民平均寿命的延长,老年人真正需要子女给予帮助和赡养的年龄已大大推迟。     

代际支持、制度供给与老年人养老责任认知——基于CGSS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

从代际支持与制度供给角度出发,利用CGSS2015年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代际陪同、对政府生活保障供给满意度高、家庭经济状况良好,以及生活在农村与中部地区的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家庭养老,教育程度越高的老年人越认为政府应发挥养老保障作用,而子女经济支持、政府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以及年龄对老年人养老责任认知的影响不显著。代际陪同与政府在生活上的保障能有效促进家庭养老功能的实现。     

中国养老模式:传统文化、家庭边界和代际关系

运用理性选择理论分析当代中国的养老模式,从亲子间互动的角度解释了中国社会的代际关系及由此引出的家庭养老模式;社会经济变革剥夺了老年父母在家庭内部的核心地位,当父母失去了经济控制力及孝道所赋予的权威,子女也不再对父母绝对顺从,亲子之间必然会出现一种新的代际关系;虽然中国的社会结构性变化削弱了家庭中长辈的权威,但维持良好并持久的亲子关系的客观经济需求却仍然存在;在中国包括孝道在内的文化环境的影响下,父母通过投入大量家庭资源以建立强有力的亲子关系,并由此保证成年子女履行代际之间的"合约"不失为一个非常有效的选择;父母和子女这种互动行为的结果是家庭的边界涵盖了老年父母和成年子女的相对独立的家庭,而且家庭养老能够在没有来自国家或个人家庭负面惩戒的情况下得以保证.     

基于养老保险的村民养老模式抉择研究

当下不断优化的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经济层面弥补了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也影响着村民的养老责任认知和偏好选择。文章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三截面数据，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子女养老地位虽呈下降趋势，但依然是村民主要的养老选择；社会养老得到越来越多村民的认同；村民对社会养老的选择存在年龄差异。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养老保险制度变革促进了村民传统养老观念向现代养老观念的转变，即养老保险提高了村民社会养老和独立养老意识。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养老事业发展需重视村民养老观念嬗变及其与养老制度变革间的双向反馈关系。     

父代责任伦理调适与家庭养老法制优化

家庭责任伦理是指导农民代际互动行为的价值规范,父代是接力行为的行动主体也是子代反馈行为的评价主体,父代责任伦理影响农民家庭代际关系与养老秩序。城镇化背景下父代责任伦理进行了适应性调适,低龄父代延长资源积累时间,高龄父代克制消费需求,父代接力行为扩张。孝道话语在父代责任伦理调适下发生变动,孝道履责主体多元、孝道标准下降、孝道约束力弱化,父代为子代的反馈行为减负。为重塑农民家庭养老秩序,家庭养老法制融合孝道建构起有利于父代的保护话语,然而家庭养老法制保障力度加强却未同步改善农民家庭养老秩序,应然法律话语与实然孝道话语的分离是理解这一悖论的关键。家庭养老法制要立足于父代责任伦理的调适以及孝道话语的变迁,以提高家庭发展能力和父代主体意识为原则优化家庭养老法律。     

社会性别视角下女儿养老研究

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计划生育政策形成的"倒金字塔式"家庭养老结构风险重重,在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日渐弱化,现代社会养老保障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女儿养老因其现实可行性得到共鸣。然而传统从夫(父)居、男性继承制、女性经济依附、性别角色期待等社会性别伦理规范阻碍着女儿养老进程;实际生活中女儿养老又面临着婚居方式多样、通婚半径扩大、养老资源匮乏、家庭经济压力增大等现代因素的制约。提出通过家庭代际良性互动、女性社会地位逐步提升、养老文化多元发展、社会政策法律法规保障等来促进女儿养老。女儿养老有助于扩大家庭养老的方式,提升家庭养老质量;并促进两性平等发展及构建健康和谐的社会养老体系。     

人口老龄化、家庭消费结构与中国养老模式改革——基于微观数据对人口红利的探讨

对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进行细致研究。根据修正后的AIDS模型对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各类消费支出的影响加以量化分析,在利用CHALS数据对目前中国老年群体消费结构相关指标进行描述性统计的基础上,得出研究结论：中国目前的养老模式仍然以家庭养老为主,父母在子女成年后仍然对其有经济上的支助,财富在代际之间的转移不能形成有效的社会投资。如果不能建立更多的社会养老机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我国进入严重老龄化阶段后,社会养老问题将成为我国抑制消费、阻挡投融资体系健康发展的巨大障碍。     

农村家庭养老责任人的制度支持要素及其功能

家庭子女是农村养老行为责任实际承担者的观念认知,既是村落共识也是国家规定。 农村家庭养老责任制度由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三个基础要素构成,其分别通过监督惩戒、价值导向、传递内化机制互为补充合力支持家庭养老责任人践行养老行为。 在农村关于家庭养老责任人的制度变迁过程中,规制性要素的制度支持日趋完善,但规范性与文化—认知要素的支持功效出现衰萎。 未来的农村养老,首先面临的就是责任人数量减少,养老负担加重的问题;养老的制度支持及其方式调整终将成为我国农村社会的“公众议题冶,需要国家与社会未雨绸缪。     

“自主型”代际关系与农村养老秩序——基于川西平原S村的实地调研

调查发现,"自主型"代际关系逐渐成为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新动态,其主要特征为代际之间财产分配自主化、伦理责任低度化及情感高度关联化。自主型代际关系形成的结构性诱因是婚姻模式的情感化、村庄竞争的弱化以及相对健全的养老保障政策。其最直接的社会效应表现为代际之间在物质上既脱离剥削而情感上又温情脉脉,代际在"抚养—赡养"的关系中具有更大的自主空间,而非明确的权利义务责任关系。由此,农村秩序化自我养老模式得以形塑。     

农村家庭养老的家国责任边界

随着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国(政府)进入了家庭养老供给层面。国对家承担了更多责任,这是善治发展的必然逻辑。但在家庭养老责任分配上,国与家的责任边界该划在哪里?这个边界的模糊会导致家国责任的相互推诿。通过对福利国家理论、自由主义福利观点与福利多元主义的论述,指出了三种理论在中国农村家庭养老应用中的困惑。为保障农村老人的权益,在元治理指引下,首先从物质赡养、精神赡养以及赡养人的法律责任上明确了家国责任边界;其次从制度设计、法律惩戒、政策支持以及文化倡导上明确了国在家庭养老中的责任;从提高责任意识、遵从道德和法律责任方面明确了家庭的养老责任。双方边界的厘定和责任划分,既有助于理论上的贡献,也有助于农村家庭养老责任的落实。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国农村互助养老的历史叙事与发展路径

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就必须高度重视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基于独特的历史文化与农村社会生态,互助养老成为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有效补充。作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非常重视农村养老问题,尤为注重发挥互帮互助传统文化在农村养老中的重要作用,不断进行政策设计与完善,以推进我国农村互助养老发展。农村互助养老发展大致经历了宗亲互助养老、生产合作社互助养老、集体互助养老、社会互助养老和互助养老制度化规范化共5个阶段,并呈现出以下显著特征：互助主体以伦理文化资本为核心,家庭始终发挥核心功能;互助内容以社会组织资本为指引,由单纯经济救济到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互助方式以正式制度资本为保障,从代际互助向代际互助与老老互助相结合转变。发展农村互助养老需秉持社会资本视角,聚焦互助养老之主体、内容、方式,完善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资本,提升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水平。同时,亦要发挥农村社会组织资本力量,彰显互助养老共同体之优势;弘扬农村伦理文化资本,营造敬老孝老的社会氛围,促进农村老人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助力共同富裕最终实现。     

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家庭养老模式

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问题已成为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由于我国传统文化、经济、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水平等因素的作用,家庭养老方式基本适合中国国情。但随着社会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家庭养老方式面临许多问题和困境,解决和克服困难的唯一途径,就是要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新型的家庭养老模式。这一模式是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的社会化的道路,建立起居家养老、国家和社会协助、社区提供服务的家庭养老体系。这既能减轻子女的负担,满足老人对亲情的需要;又能够增加就业机会。同时通过国家支持协助家庭养老,逐步建立和完善养老社会保障制度,从经济上保证家庭养老质量;健全法律制度,增强宣传力度,树立良好的公民道德等方法完善国家和集体帮助的家庭养老体系。     

中西方代际情感回报模式比较研究

中西方代际情感回报模式的差异主要体现为:当伐中国是一种家庭亲情回馈模式,它是以家庭内部子女对父母的"反哺式"式物质赡养和以家庭亲情慰藉为核心的多样化的精神赡养为主要特点.西方发达国家是一种"有距离的亲密"模式,从物质层面看.它通过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以社会财富的代际转移形式得到间接体现;从精神层面看,它立足于社区照料与居家养老服务,以专门养老机构的精神慰藉为辅助,以子女对父母的日常照料与情感支持为倡导性伦理责任.随着我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完善和居家养老的发展,中国模式将与西方模式趋同.     

机构养老与孝道:南京养老机构调查的初步分析

三十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后果是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特别是老龄人口的增加。城市中机构养老的方式开始成为家庭养老的一种补充。由于这一养老方式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与家庭养老方式密切相关的孝道观念形成了一定的冲突,因此它所带来的人们对"孝道"认知的改变值得特别关注。通过对南京养老机构中老人及其子女的个案访谈资料,初步分析和探讨了与机构养老有关的养老方式及其孝道问题。结果发现,城市老人选择机构养老的原因包括子女工作忙、家中无人照料、住房紧张、与子女关系不好、长期生病等。对于机构养老的态度既有满意的,也有观望不定的,还有消极抵触的。而其子女的态度也是既有积极的,也有矛盾的。但无论老人还是子女,都不认为老人进机构养老是子女不孝顺的表现。     

我国养老服务供给中的政府责任研究——基于委托代理视角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养老服务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政府在养老服务供给中的责任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基于委托代理视角,分析政府在养老服务委托代理模式中承担的责任及履行中的问题,提出通过制定权力与责任清单强化组织责任;完善养老服务政策体系,制定实施细则完善制度设计与规范责任;完善财税法律体系强化财政责任;建立完整的行业监督机制及信息网络平台增强监督责任等建议。     

嵌入与重构:现代养老体系与少数民族传统养老文化互动

现代养老体系的构建是在我国进入老年研究社会背景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主要举措,是中国特色社会公共服务的重要尝试。现阶段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养老体系已初步形成,制度措施层层推进,由于各地社会转型和发展变迁的程度不一,传统养老存在区域性和民族性的差异,现代养老体系顶层设计与地区落实之间需要调适。现代养老体系嵌入到少数民族传统养老文化的场域与惯习,传统与现代、不同区域的养老文化观念、行为方式互动于养老的时空维度。从养老理念适应性转变、养老资源差异性优化以及养老模式区域性互鉴方面研究因地因时的重构区域性养老秩序,使其助力于现代养老体系有效贴合实际养老需求,提升在地方上的实践能力,推动中国特色现代养老体系整体构建与协调发展的进程。     

我国农村家庭养老的基本现状及主要发展思路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冲击,人口老龄化以及人们工作、生活方式等的变迁,都使得我国农村家庭的实际养老保障能力大为弱化。为此,我们应主要从制度伦理建构入手,鞭策、鼓励、扶持家庭养老,真正让家庭成为老人们安度晚年的稳固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