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迁移模式研究

依据广东、江苏农民工的调查数据研究了农民工永久性迁移模式。研究发现,相对于个人迁移,家庭迁移因配偶、子女迁移形成的家庭团聚效应及女性配偶非农就业形成的收入增加效应而更具有行为性永久迁移倾向,但没有明显的制度性迁移意愿。制度性迁移意愿除了与迁移者受教育程度相关外,主要取决于农民工年老回流、长期居留城市、放弃农村户籍与土地的意愿。虽然行为性和制度性永久迁移机制不同,但二者存在一定的关联：实现了行为性永久迁移并不必然导致制度性永久迁移,具有制度性永久迁移意愿的农民工家庭,行为性永久迁移意愿也比较强烈。     

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

基于 2016—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验证了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区域差异,并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当前人口流动的大趋势不改,长期居留意愿呈现出北方高于南方、东部高于西部的特点,且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分布,华东和东北地区始终是“热点”城市集聚区。从城市包容度、社会融入能力和家庭特征三方面分析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社会融入能力最为重要,其中已婚率、受教育程度、流入地已停留时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更高的跨省流动比例则会降低长期居留意愿。城市包容度的重要性有限,但医疗公共服务的正向影响增强,平均工资收入和住房支出两大经济因素亦开始凸显重要性。家庭特征始终是流动人口长期居留决策的一大因素,符合新经济迁移理论。     

我国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及地区差异分析

采用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我国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及地区差异进行探究。研究发现: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为61. 4%,较前两年略有提高。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可将全国划分为三类地区,不同地区间的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及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户籍性质、婚姻家庭状况是影响各类地区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共因,其中,已婚、非农业户口、家庭化迁移程度高的人群长期居留意愿较高。为此,政府有关部门应采取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措施,提高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从而推动我国城镇化的发展。     

流动人口跨区域迁移与居留意愿

为探讨流动人口跨区域迁移与居留决策问题,本文以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为基础,将个人、家庭与区域因素纳入选择Logit模型分析考量.研究发现,年龄对跨区域选择成正“U”型特性,且男性、农村户籍、较高学历及较低学历拥有者更倾向于跨区域流转;家中未成年子女数越多,超过60岁以上老人数目越少,越倾向于选择跨区域迁移.此外,宏观经济、教育与环境等因素均对流动人口跨区域迁移有着显著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个人、家庭变量在长期定居意愿模型中呈现与跨区域模型中相反影响,政府及研究者应把握“出”“入”与“留”的平衡点.     

流动境况、城市等级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西北地区的实证研究

城市成为各民族融入现代化进程的地域空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是实现共居共建共享的城市民族关系中的重要议题。利用2014—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中西北五省区混合截面数据,考察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特征,分析流动者流动境况与流入城市等级对其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并对研究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西北地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留意愿较为强烈,就业属性、收入支出水平、流动时间、流动原因与流入地城市规模等因素均显著影响其城市居留意愿。正规就业与收入较高的少数民族流动者更倾向于长期居留于本地,近距离流动、流动时间长与家庭动因流出的流动者居留意愿较高。随着城市等级上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先下降后上升,流入地级城市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最低。     

中国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2014—2018年国家卫健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描述统计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中国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较前几年有所减弱,仅有36.6%的流动人口愿意在流入地长期居留;户口性质、受教育程度、住房支出、收入、就业身份和流入地区域是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显著影响因素,受教育程度越高、平均每月住房支出越多、平均月收入越高、年龄越大的流动人口越倾向于长期居留在流入地。依据分析结果提出完善流动人口管理的相关建议,即发展区域经济,提高对受教育程度高的流动人口的关注度,加快流动人口管理的规范化、信息化建设等。     

家庭禀赋、住房选择与农民工迁移意愿

主要研究农民工的家庭禀赋和住房选择对其迁移意愿的影响。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农民工家庭禀赋对其城市迁移意愿具有显著且重要影响。第二,家庭人力资本越丰富,经济水平越高,农民工城市迁移意愿越强;家庭社会资本考察中,依靠自身能力寻找工作机会、积极参与流入地各项健康教育活动的农民工群体迁移意愿更强,流动时间越长、流动距离越近的群体社会资本积累越多,更倾向于城市迁移;参与城市社会保障类型越丰富,农民工群体城市生活的风险应对能力越强,迁移意愿会更强。第三,住房选择层面,在流入地购房、通过市场租赁住房和居住政府保障住房的农民工群体居留意愿强于集中居住于单位宿舍的农民工群体,在流出地购房会抑制农民工群体迁移意愿,结合经济资本的考察,家庭住房支出在家庭支出结构中占比越大,农民工的城市迁移意愿会更强。     

农村土地对老一辈农民工户籍迁移意愿的影响研究

使用2017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实施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重庆流动人口(流出)数据,利用交互分析和多项Logit模型,分析农村土地变量和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流动特征等相关因素与老一辈农民工户籍迁移意愿的关系。结果显示,相比没有农村土地的老一辈农民工,有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户籍迁移意愿更低;同时,宅基地面积大小对老一辈农民工户籍迁移意愿有显著影响,宅基地面积小于平均面积,其意愿更强烈。应该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充分考虑农民工的权益,提高老一辈农民工的户籍迁移意愿,推进城镇化发展。     

“新户改”背景下农民工户籍转换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9年从广州、福州、郑州和武汉四个城市实地收集的764份数据,以农民工为研究对象,构建理论假设,并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析“新户改”背景下农民工群体户籍转换意愿生成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越符合经济理性、权利歧视规避和承认渴望的动机特征,其愿意转换为城镇户籍的可能性越大;相反,对这些动力作用机制的偏离或“抑制性”越强,其保留农业户籍的倾向性越高。该发现证明经济、社会和文化三个层面的动力机制在农民工户籍转换意愿形成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突出作为具有经济人和社会人双重属性的农民工个体在户籍选择中所表现出来的利益追逐导向、权利维护诉求、社会承认渴望的逻辑行为特征,反映农民工市民化的多元动力结构和复杂价值逻辑。     

"新户改"背景下稳定居留的农业转移人口为何不愿落户城市 ——基于长三角地区的实证研究

在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基于新劳动力迁移理论的分析框架,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对长三角地区稳定居留农业转移人口的进城落户意愿进行探究,重点从理性行为原则和相对剥夺假说视角分析农业转移人口不愿落户的缘由。研究结果表明,农业转移人口总体的落户意愿并不强烈,其中异地城镇化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意愿相对较强;迁出地农村户籍含金量对落户意愿的总体效应为负,在农村拥有宅基地、农村所在城市行政等级较高都会对落户意愿产生负面影响;迁入地城市户籍含金量总体效应为正,子女教育、医疗保险、住房等核心城市资源的获取情况,及迁入地城市的行政等级均是促成农业转移人口落户的重要因素;农业转移人口在迁入地的城市身份认同感对落户意愿具有正面效应,而相对剥夺感则存在直接的负面效应。鉴于此,在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城镇落户工作及市民化进程中,既要着眼于当前如何有效破解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的制度性障碍,依法维护和保障进城落户群体的既有权益,更要从长远发展和生存保障的角度,不断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社会地位和市民化能力。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多元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通过对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合并数据分析发现,苗族和壮族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同时受到经济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影响。对于蒙古族、满族、回族、藏族、土家族、侗族和瑶族流动人口,经济因素的影响较小,而社会文化因素影响较为显著。另外,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多元因素的作用机制在不同群体之间呈现出更为细致的独特性。据此,在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定推动其长期定居和市民化政策时,不仅要关注经济因素的作用,还要充分考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来源地、迁移距离、文化特点等因素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文化融合程度的影响。     

城市公共服务何以提升农民工城市永久迁移意愿——参照系替代下多维相对贫困改善视角

基于多维相对贫困改善视角,运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D卷和对应4个城市下辖26个区（县、市）的匹配数据,探究了城市公共服务提升农民工城市永久迁移意愿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多维相对贫困强度的上升抑制了农民工城市永久迁移意愿,城市公共服务改善了农民工以城市居民为参照系下的多维相对贫困进而提升了其城市永久迁移意愿;异质性检验发现,城市公共服务主要改善了有居住证、老一代、省内流动以及“为了子女有更好教育”留城的农民工的多维相对贫困进而提升其城市永久迁移意愿。     

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基于2012年江浙沪流动人口调查数据,使用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从家庭中劳动者个体、家庭和社会三个层面考察影响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的因素。在32 975个样本的基础之上,研究发现,人口流动呈现明显的家庭化特征,劳动者个人特征、家庭因素和社会结构要素等都对家庭化迁移的发生具有显著的影响。在劳动力个体因素中,女性,年龄小,教育程度较低,居留时间长,拥有自我决策行动能力的雇主和自营劳动者更倾向于发生家庭化迁移;在家庭影响因素中,婚姻关系和孩子的数量都会正向地影响家庭化迁移行为,流动人口家庭及其成员与家庭迁入地联系越密切,越容易发生家庭化迁移;在社会层次上的影响因素中,农业户口相对于非农业户口更倾向于发生家庭化迁移,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越会吸引家庭化迁移。依据这些发现,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应该着重注意帮扶女性流动人口就业、推进社会融合、活跃中小城市经济三个方面。     

村庄易地迁移的社会基础和动员逻辑

国家关于脱贫攻坚的制度优势是实现易地扶贫搬迁目标的先决条件,易地扶贫搬迁的中心工作是把村庄易地迁移来实现村民脱贫致富。研究表明,缺乏生存条件的社会基础是村庄迁移的推力,地方政府的社会动员是村庄迁移的拉力,有效的社会动员结构和嵌入其中的“动员工具”相辅相成,涌现了地方政府激励村民搬迁集体行动的动员逻辑;而村民搬迁意愿和地方政府社会动员之间形成的“需求—供给”关系是推动村庄易地迁移的驱动机制。村庄迁移过程也是村民的社会学习过程,村庄易地迁移的根本目标在于优化乡村发展的社会基础,以此增强乡村振兴的社会活力和内生动力。     

土地承包资格与农村户籍的关联

土地承包资格与农村户籍的关联诱致“非转农”的拉力;城市资本和生产技术反哺农业,机会成本产生了“非转农”的推力,因此,农村户籍的经济价值相对在提高,城市户籍的社会价值相对在贬值,建立国际通行的户口登记制度,积极调整户口迁移政策,以落户条件取代计划指标,才能促进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灾害移民返迁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汶川地震异地安置羌族移民为例

移民返迁问题是移民后研究的重要内容,由于灾难移民研究起步较晚,因此该领域移民返迁的问题尚未得到足够重视.本研究借助“推拉理论”和我国水库移民、生态移民等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通过结构性访谈方法,对汶川地震跨市州异地安置羌族移民的返迁意愿和影响因素进行了调查分析.研究发现,在迁出地推力因素、迁入地拉力因素、制度因素和个人因素的影响下,羌族灾难移民在异地安置初期具有较低的返迁意愿.汶川地震跨市州异地安置个案在迁入地选址、迁移方式选择、制度影响的阶段性和两面性等方面的经验对于以后灾难移民的迁移政策设计具有借鉴意义.     

家庭结构与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

以理性行动理论为指导,对影响西部农村居民迁移意愿的家庭结构因素进行探讨。通过对“西部社会经济变迁调查”数据的分析,证明了迁移意愿是基于家庭结构的理性决策,家里是否有父母或子女是影响个人迁移意愿的重要因素。在考虑了年龄和教育的影响之后,有学龄子女的农村居民迁移意愿较低,有老年父母的农村居民迁移意愿较高。     

超大城市青年移民家庭化的双重困境——基于北京市多数据来源的比较

基于2015年北京市青年人口发展状况调查和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数据,从本地家庭化和家庭本地化两个层面讨论北京市青年移民的家庭发展问题。发现非京籍青年移民的家庭化过程受到经济条件、户籍问题和社会融合等多重因素的制约。从就地组建家庭的视角看,户籍是促成婚姻市场"本地-外来"分割的重要因素,非京籍人口与京籍人口在恋爱和婚配过程中存在严重隔离,京籍青年移民则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比较优势。从家庭团聚的视角看,由于家庭规模减小和结构功能变动带来的双重影响,核心家庭团聚成为主要的迁移模式,在家庭团聚过程中夫妻随迁和子女随迁处于优先地位。尽管主干家庭成员随迁依然存在,但表现出短期性和功能性的特点。因此,通过完善公共服务体制、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和调整城市区域户籍准入机制等方式,促进青年移民的家庭团聚和关系本地化,有助于大城市青年移民摆脱在婚姻匹配和家庭团聚方面的双重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 生活在城市的推拉之间

文章尝试使用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个巨大的人口迁移流进行解释。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农村给予新生代农民工的“推力”依旧、“拉力”却越来越小;而城市给予他们的“拉力”和“推力”相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大。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推拉”因素之中有一部分制度性因素是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及城乡歧视造成的“推力”过大、资源过度集中于大城市导致“拉力”过大。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的问题,我们提出两条思路,一方面,城乡户籍限制的放开是根本途径,但先决条件是解决大城市“拉力”过大的问题;另一方面,大城市的“人口退出机制”亟待建立。     

边界视角下家庭对女性创业意愿的影响

以393位潜在女性创业者为研究对象,利用SPSS 22.0软件及Process 2.16插件实证检验并比较了家庭需求及家庭资源对女性创业意愿的推动和拉动作用。研究发现：（1）家庭生活会通过需求和资源两个方面正向促进女性创业意愿的产生;（2）家庭需求和家庭资源通过由边界属性（家庭弹性意愿/边界渗透性）到工作-家庭关系（冲突/增益）的链式中介作用分别对女性创业意愿产生推力和拉力;（3）目前,我国女性创业意愿受家庭资源的“拉力”作用影响较大,表明我国女性的创业活动已由被动的兼顾家庭需要型转变为主动的家庭资源驱动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