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地区绿色发展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该文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了2000—2019年西北地区的绿色发展效率，结合Dagum基尼系数考察绿色发展效率的区域差异，并使用GML指数及其分解指数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动态演变情况及变动来源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西北地区的绿色发展效率不高且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研究期内西北地区的绿色发展效率获得了正向增长，增长的主要源泉来自于技术进步的驱动。同时，该文实证分析了西北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因素，发现技术创新水平、城镇化水平和环境规制力度对西北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则对西北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产生负面抑制影响，产业结构因素对西北地区绿色发展效率尚未产生显著影响。最后，该文结合研究结论提出了提高西北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政策建议。     

农村金融区域发展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以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2002—2011年的数据为基础,利用泰尔指数方法衡量了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农村金融发展差异,并在此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模型,从区位发展因素、经济发展因素、政治因素和市场因素四个方面定量分析了影响差异形成的因素。研究表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程度的地区差异显著,且区域内差异对总差异贡献较大;地区教育水平、地区商品交易效率、地区信息化水平、地区政策支持和金融市场交易效率对金融相关比率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受农业的弱质性和农业资金外流的影响,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金融发展有微弱的反向作用;上一期的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对本期的农村金融发展影响非常显著,这表明农村金融区域发展差异存在扩大的迹象。     

政治信任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的影响——基于甘肃、宁夏2省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提升农民幸福感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基于甘肃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972份农民调查数据,利用二元离散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政治信任因素与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和指数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政府信任程度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农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提高1个百分点时,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就会提高0.0593个百分点,政府信任与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呈正向关系;政策信任程度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农民对政策的信任程度提高1个百分点时,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就会提高0.0334个百分点,政策信任与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呈正向关系;公职人员信任程度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农民对公职人员的信任程度提高1个百分点时,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就会提高0.0614个百分点,公职人员信任与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呈正向关系。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村改革不断深化过程中,破除农民与政府之间的心理防线,降低农民对政策的误解及疑虑,弱化农民与公职人员之间的隔阂将是提升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的重要策略。     

知识产权制度变迁对科技人才创新的影响研究

知识产权制度是影响科技人才创新的关键性因素.首先梳理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演变过程,然后基于1985—2015年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经验数据,借鉴并修改GP法量化知识产权制度指标和因子分析法量化科技人才创新指标,构建一个虚拟变量动态模型,实证研究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变迁对科技人才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知识产权制度水平对科技人才创新存在长期稳定的促进影响,此外,随着各时期制度的进一步发展,知识产权制度对科技人才创新的正向影响稳步下降,但现阶段的促进影响并未达到临界点.人力资源投入和对外开放程度都削弱了知识产权制度对科技人才创新的影响,但二者对科技人才创新的影响却不显著;文化资源增强了知识产权制度对科技人才创新的影响,并且文化资源对科技人才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我国转轨时期的资本外逃问题研究

资本外逃会引起不必要的外债增加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国的经济发展。如不提前采取措施 ,将成为日后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大患。必须从体制、环境、法制、管理等方面加大控制力度     

农业企业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关系研究: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随着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广泛重视,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在追求农业企业财务绩效的同时还必须考虑环境绩效对其产生的影响。基于组织生态学理论、公司治理理论以及产权理论,从产权性质的角度出发,以2012—2014年农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关系以及产权性质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在验证了农业企业环境绩效对财务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发现非国有农业企业相较于国有农业企业,在环境绩效对财务绩效的正向影响上更为显著。研究针对国有农业企业存在的问题提出建立环境友好型农业发展激励机制、将国有农业企业的部分业务市场化、提高政府监管有效性及建立多元化评价机制、提高农业环保技术创新有效性等促进环境绩效对财务绩效正向影响的建议。     

论矿产权利金对产权关系的法律改造

权利金无论在智力财产领域,还是在自然资源的用益领域,都是产权关系的体现;基于物的母体权利形成的权利束,是用益人以权利金为经济对价获取的物权性权利。运用物权的观念,对矿产所有权的权利结构从产权关系角度重新进行构造,以矿产权利金为连结资源所有权与用益权的经济纽带,培育以市场体现国有矿产资源所有者权益为主的资本机制,使国有矿资产在社会生产中真正转化成为国有资本,并获得应有的增值收益。     

知识产权经济性质的探讨

作为知识产品的具体形式,知识产权是一种具有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经济资源,它包括专利权、专有技术、著作权、商标权、特许权等无形资产,是经济、技术与法律的混合体,但其基本属性是经济性。知识产权与经济密不可分,其形成的基础、效用及商品与价值内涵,都折射出经济的本质。     

知识产权客体基本属性刍议

客体是一种权利的逻辑起点。一种权利的客体对于一种权利成为其自身而与其他权利相区别至关重要。在我国,知识产权的客体一般认为是无体物,从而认为无形性是其基本属性。其实,知识产权的客体与对象是一致的,知识产权的客体是与物质产品(即民法意义上的有体物或物权的客体)相并存的一种民事权利客体,非物质性是其基本属性。民法典严谨科学的体系必须建立在对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一系列民事权利的相对准确界定和清晰区分基础之上。     

知识经济和知识产权

随着知识经济成为社会主导型的经济形态,知识产权将成为知识经济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权利形态;知识经济社会仍是商品经济社会,知识产权仍是产权,只是知识和知识产权已经取代以往的土地、资本等等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和最主要的致富手段而已;取得和保护自主知识产权是主体提高市场竞争力的主要手段。     

论知识产权滥用的界定

与物相比,创造性智力成果有着更强的公共属性,因此滥用知识产权行为对社会公共利益也有着更大危害。对知识产权滥用进行规制的前提是对这一概念进行界定。知识产权滥用的属概念是权利滥用,系指与设权目的相悖的权利行使行为。与滥用其他权利的行为相比,知识产权滥用的特殊性在于其发生概率更高,因为知识产权具有边界模糊且对象可替代性较低的特点。因此,知识产权滥用是指权利人利用知识产权边界的高模糊性与对象的低可替代性,在智力成果权领域以阻碍创新的方式或在商业标记领域以导致混淆的方式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此外,对知识产权滥用进行界定还需区分知识产权滥用、无权(越权)行为、知识产权正常行使、知识产权垄断等概念,避免混淆。     

知识产权人拒绝交易的反垄断法分析

知识产权人拥有合法的垄断地位,法律已授予其排他的制造、销售、使用权。在通常情况下,知识产权人的拒绝交易,并不与社会公共利益发生冲突,因此应当受到法律的尊重和保护。反垄断法也不能否定知识产权人有权基于该项知识产权获得的排他的商业利益,但是知识产权不是授予一项违反反垄断法的特权。在新经济时代,由于网络效应的广泛存在,某些领域的知识产权人的拒绝交易,尤其是存在互连、互通效应的行业,拥有核心知识产权人的拒绝交易,极有可能会妨碍、限制甚至消除竞争,进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这时知识产权人的拒绝交易就构成了违法,应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     

知识产权入拒绝交易的反垄断法分析

知识产权人拥有合法的垄断地位，法律已授予其排他的制造、销售、使用权。在通常情况下．知识产权人的拒绝交易，并不与社会公共利益发生冲突，因此应当受到法律的尊重和保护。反垄断法也不能否定知识产权人有权基于该项知识产权获得的排他的商业利益，但是知识产权不是授予一项违反反垄断法的特权。在新经济时代．由于网络效应的广泛存在，某些领域的知识产权人的拒绝交易，尤其是存在互连、互通效应的行业，拥有核心知识产权人的拒绝交易．极有可能会妨碍、限制甚至消除竞争，进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这时知识产权人的拒绝交易就构成了违法，应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与发展权研究——以药品为研究样本

知识产权是一种充满争议的法权,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就发展中国家而言,承诺对知识产权予以国际保护是否具有合理性呢?这一问题引发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本文以药品这一特殊商品为例,从理论与实践层面阐释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与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的关系,以论证如同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对药品知识产权予以国际保护的合理性。     

知识产权的权利穷竭问题研究

权利穷竭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原则。通常认为,确保商品的自由流通和利益平衡是解释知识产权的权利穷竭合理性的两个重要理由。权利穷竭还可以从一般的法理学和经济学方面认识。如它是协调知识产权与物权之间冲突的制度安排;权利穷竭既维护了对知识产品的使用,又维护了对知识产权人的保护,对最大限度地发挥知识产品的经济效益、优化利用社会资源、实现知识产权法的目的具有重要意义。      

对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反思——从公共健康角度

当前,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化,实际上就是发达国家知识产权制度的国际化.在全球不同背景下强制性地运用单一制度必然会出现不和谐的声音,全球性的公共健康危机凸显了这种冲突,引发舆论对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合理性的探讨.知识产权与健康权都是社会承认的基本人权,其中任何一种在特定的背景中都有自身的价值,但并非所有的人权都是并列的.当全球有数以万计的人正在遭受公共健康威胁时,孰重孰轻的问题就不言而喻了,应当使公共健康与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已经失衡的天平回归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