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高僧"刘萨诃的史实与传说

在高僧刘萨诃的生平研究中,有三个问题--籍贯、卒年、是否去过敦煌印度,学术界存在较大的争议.陈祚龙、饶宗颐、孙修身、魏普贤均聚讼于此.本文在澄清这三个问题的基础上,提出这样一种观点从一开始,刘萨诃的材料就是史实与传说的混合物.就刘萨诃研究而言,史实的研究并不重要.与其花费力气去勾稽史实,不如将重心放在研究传说的产生、衍变和影响上,反思刘萨诃信仰在4～11世纪历史变迁中作为一种民间状态的佛教信仰对社会、文化、风俗和思想的影响.     

白铁余起事佛教背景考察

白铁余起事利用的是佛本生信仰,与一般以弥勒为号召起义的事例不同。白铁余称"月光王",又称"光明圣皇帝",均为佛本生故事中的现实王形象,背景取于《贤愚经》。白铁余起事还利用了刘萨诃信仰,刘萨诃为稽胡族的民族神,他在江南广寻圣迹和预测番禾瑞像时皆以佛陀现世代言人自比,其"苏合圣"称名的典故来自《贤愚经》。白铁余起事同时借助了刘萨诃和《贤愚经》的影响,为信众描绘了一个光明的理想愿景。     

唐宋笔记小说中灵验记的文化意蕴

伴随着佛教、道教的传播和发展,魏晋以来中国文学小说的母题呈现出新气象,在文学情节、主题、意蕴等方面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内容。唐宋以来,随着儒释道三家文化不断融合,唐宋笔记小说中所展现的中国文学内容上也达到了顶峰,特别是一系列的灵验记集中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民间的发展趋向,进而展现出佛教文学的核心内容。同时,灵验记又是中国化传统信仰,特别是以宗法制传统宗教为核心,杂糅佛教、道教以及其它民俗信仰的文化形态。灵验记贯穿的核心内容是已经定型的基本主题同民族心理、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的互动,主要揭示了佛教受众的过程,其文化意蕴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     

疾病的隐喻:清前期天主教传播中的医疗文化

清代前期伴随天主教逐渐深入民间传播,其在民间医事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愈加重要.传教士不仅通过施药治病以换取社会好感,直接吸引民众入教,而且通过围绕疾病所建构出的一系列社会想像,在民间社会中与佛教、道教及民间信仰为争夺宗教传播空间而展开激烈竞争.在传教过程中,天主教的圣水、十字架、念珠等物品及各项圣事仪式的驱魔治病功效,曾经被传教士与教徒有意识地加以放大.清前期天主教医疗故事中所呈现的与佛教、道教及民间信仰之间的仪式对话,是天主教医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跨文化视域看道教在越南传播的特点

道教是以“得道成仙”为基本信仰的中国传统宗教,其奉为最高宗旨的“道”至今都是越南文化中最具有象征性和影响力的符号之一.从时间上看,道教在创立之初就传入越南,从民间传播到上层社会,19世纪又逐渐回归民间,形成了漫长的传播史.从传播途径上看,早期道教先从陆路(云南或广西)进入越南,后来在东晋时,孙恩、卢循起义又通过海路将天师道传入越南.金元时创立的全真道在明末清初南下传教的过程中,又通过多条线路进入越南.中国道教与越南道教形成了源流关系.道教在跨文化、跨民族、跨宗教向越南传播中形成了如下特点:神灵信仰是道教在越南传播的主要象征符号;道教经常与佛教相伴而行;道教神灵与越南民间信仰相混杂,衍化出一些具有越南民族文化特色的新道派,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母道教与高台教;劝善书是道教在越南传递教理教义和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的一种方式,在维系越南社会结构和文化系统的动态平衡方面发挥着一定作用.     

映照安史之乱的唐代民间弥勒信仰实物——敦煌写本《救诸众生一切苦难经》新探

在敦煌地区发现、影响广泛的重要文献<救诸众生一切苦难经>并非产生于吐蕃占领敦煌之后,也没有寄托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而是诞生于安史之乱时期的相魏之地,目的是为了祛除面临的战祸;它杂糅了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诸种因素,体现出了一种新型的本土化信仰形式,但主体上仍属于佛教信仰;这是一件唐五代时期新产生的民间弥勒信仰经典,体现出了一种截然不同于主流社会和正统佛教界的民间佛教经典观念;该经的产生和广泛传播,表明弥勒信仰在民间仍然具有勃勃生机,其势头在一定时间和地区甚至可能盖过了弥陀信仰,一般认为弥勒信仰在唐五代已然衰微的观点是不全面、不客观的.     

汉代以后西王母信仰的道教化演变

汉代的西王母信仰有两个体系,一个是上层社会接受的仙化西王母,是长生神体系;一个是中下层社会传播的神化西王母,是至上神体系。汉代以后,这两个体系的传播走向逐渐道教化。在道教化的进程中,神化西王母更多的是在上层社会发展,是官方道教化的走向;仙化西王母更多的是在中下层社会发展,是民间道教化的走向。与此同时,西王母的居住地昆仑山向符号化方向发展。梳理西王母信仰的两个走向与符号化的主要脉络,可以说明道教对西王母信仰所进行的改造。     

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的民问佛教信仰

自六朝至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是佛教传播的重要区域之一。本区多大山深谷,是南北僧人精研教义、弘扬佛法的的理想场所。佛教信仰不仅流布于通都大邑,而且深入到穷乡僻壤,深深影响着当地的民俗生活。佛教信仰于本区兴盛的原因,一是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二是人们笃信佛教,祈佛消灾降福。此外,还与本区俗信鬼神的传统似乎也有某种关系。随着佛教在本区的传布,民众对佛教的信仰与他们的传统信仰及民间祭祀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结合。     

辽朝宗教文化现象刍议

契丹人的宗教信仰,早期主要以原始的自然崇拜为主,兼有摩尼教、景教信仰。辽朝建立前后,佛教、道教等宗教形式先后传入契丹本土,并得到上层社会的支持,发展比较迅速,最终形成多种宗教形式并行传播、相互交融的局面,并对社会风俗产生深远影响,形成了独特的契丹宗教文化现象。相对其他宗教的影响,对契丹影响最深的莫过于佛教,但契丹本土佛...     

唐代西域多元宗教文化的特征与影响探究

唐代是中国文化繁荣昌盛的历史时代,其多元宗教文化以西域最为典型。唐代西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和传播之道,多种宗教在此汇聚、融合,形成了以佛教为中心的多元宗教并存的文化格局。西域宗教在内容上表现为不同宗教相互借鉴吸收,在民间信仰上体现出世俗化、功利性等特点,这些宗教内容的形式和信仰方式促进了西域各民族间的文化融合和交流,对西域的稳定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蒙古创世神话的佛教神话文化影响

在蒙古文献记载和民间口头流传的创世神话的诸类型,颇受佛教神话或信仰佛教的印度等跨国民族和藏族等国内兄弟民族神话影响。这是因为蒙古族在皈依藏传佛教过程中,佛教或上述信仰佛教民族神话影响了蒙古神话,从而蒙古族创世神话蒙上佛教或信仰佛教诸民族神话文化色彩。     

南宋时期江南地区“五显神”崇祀考

"五显神信仰"是一种历史悠久、传播地域广泛的民间俗神崇拜。"五显神"原为宋代徽州婺源的一个地方民间俗信神灵,后来在南宋皇室及部分官吏的推崇下,被引入佛教寺院供奉崇祀;宋元以降,又演变为道教的神灵而得到广泛的崇拜。然而,宗教界及学术界关于"五显神信仰"的研究还非常之少,因此,关于历史上五显神产生的时间、神源、信仰分布状况、与民间俗神"五通神"信仰之关系、与佛教"五通仙人"等信仰之关系以及历史演变情况等,还十分模糊,有些论述似是而非。本文对南宋时期江南地区关于"五显神"的信仰崇祀状况进行考述,以求廓清相关史实。     

从《太平广记》看中古民间佛事活动与儒家伦理之关系

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统治者的提倡和各阶层的传播,佛教信徒日益增多,佛教信仰逐步深入民间百姓的日常生活,佛经的念诵、传抄、刻写以及佛像的建造非常盛行。佛事活动及佛教的世俗化过程与儒家礼法文化从经典文本到士族家法门风再到向全社会的普及这一线索交织进行,二者互相促进,相得益彰。儒家伦理汲取佛教伦理资源,民间佛事活动以儒学为文化底色,体现出"替儒行道"的特点。     

汉族丧歌与巴人土家丧歌的比较研究

汉族丧歌和巴人土家丧歌的起源、演化和发展都受到原始宗教、民间信仰和地理环境、社会环境的影响。汉族丧歌在西汉时由于官方的介入,纳入了仪礼的范畴,因而进入上层社会,由于大量的文人参与,致使产生了很大变化;巴人土家族由于长期信仰民间巫术、白虎崇拜习俗而使土家丧歌变化较慢,相对保持稳定。     

辽朝宗教文化现象刍议

契丹人的宗教信仰,早期主要以原始的自然崇拜为主,兼有摩尼教、景教信仰。辽朝建立前后,佛教、道教等宗教形式先后传入契丹本土,并得到上层社会的支持,发展比较迅速,最终形成多种宗教形式并行传播、相互交融的局面,并对社会风俗产生深远影响,形成了独特的契丹宗教文化现象。相对其他宗教的影响,对契丹影响最深的莫过于佛教,但契丹本土佛教的传播是多源的,或从回鹘传入,或从中亚传入,或从中原传入。来源不同也使佛教崇拜的风格呈现多样性。加之契丹人原始宗教、摩尼教与聂斯托里教的交互影响,也使得契丹佛教不同于其他地区,形成其独具一格的特色。     

汉末三国魂瓶图案民俗意蕴探微

魂瓶是汉末三国时期具有特色的随葬明器之一,是当时民间寄托某种期望的神圣场所和民俗文化空间.它的图案形象地的反映出当时灵魂信仰的演变过程,映射民间信仰与佛教的融合的现实轨迹,也表明佛教在汉末三国某些区域已相当流行并渗透到民众的灵魂世界和丧葬习俗.     

傣族地方人生场域中的灵魂关照——以官纯寨为例

官纯寨是一个典型的傣族乡土社会,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信仰体系,这一体系并不是多元信仰的简单并存,而是官纯人在坚守其原创并世代相传的民间信仰,同时接受外来佛教信仰的基础上,将二者有机结合,建构起的一套具有鲜明民族性与地方性的多元共生的信仰体系。     

海上丝绸之路在宗教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和影响

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仅是条中外贸易的线路,也是一条宗教文化传播交流的通道。早期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文化都曾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中国,中国的宗教文化如儒教、佛教、道教也沿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了朝鲜、日本等国,以妈祖信仰为代表的中国民间神也随着中国移民传入到东南亚地区。     

唐宋时期成都东郊“瑞应禅院”源流考述

隋唐时期,成都东郊的民间信仰比较松散。隋时信女"褚信相"因在当地散粥济民的善举被后世立祠祭祀,渐成为当地民间神祗,祭祀方式也由感恩报德转向"灵异祥应"。唐中后期佛教信仰增入,法润禅师、知玄法师两位佛教高僧住持期间,把"圣母院"建成一座兼具佛教和民间信仰的寺院。北宋中后期造神运动社会背景下,地方官绅为掩饰自然灾害、宣扬政绩,不断灵异化"圣母院"。最终"圣母院"在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获得"瑞应禅院"的赐额,反映了成都东郊民间信仰至此达到了顶峰。     

民间信仰概念与特点新论

中国古代已出现与民间信仰相关的概念,例如唐代的佛教文献多有"信仰"一词,但其含义是指敬神的宗教情感,并不同于民间信仰的含义.民间信仰是在人民大众中自发产生的对具有超自然神力和超人神力的对象的崇拜.民间信仰与人为宗教相比,具有民间性、自发性、多元性和世俗性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