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观念的兼性特征

研究中国文学,首先要追问的是何为“中国文学”？或者换一种提问方式：“世界文学”语境下“中国文学”及其“观念”的根本特征是什么？学界关于中国文学观念的争论,长期滞留于“纯文学”还是“杂文学”、文学史上何时或有无“文学自觉”或“文学独立”等老问题。时至今日,老问题尚未解决,一系列新问题,包括如何看待方兴未艾的网络文学和非虚构文学、如何应对文化研究对文学的“浸入”、如何甄别文学关键词之中大量的“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等等,则已然出现。刘勰讲“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故只有找到中国文学观念自身的关键性特征,才能真实而深刻地把握中国文学的神理与诗心。事物的起源决定事物的性质,中国文学滥觞期的《诗经》和“诗言志”,以诗学与经学的兼合在源头上铸成中国文学观念的兼性特征。“兼”者,通也;“兼性”者,兼通、兼融、兼包、兼怀、兼成、兼和是也。中国文学观念的兼性特征,表现于价值论是仲尼式“吾道一以贯之”,表现于方法论是彦和式“唯务折衷”,表现于文体论则是四库全书式“兼收并蓄,如渤澥之纳众流”。由价值论的“天行一道”,生成为方法论的“兼和两端”,坐实为文体论的“体备四部”,中国文学观念完成了自身的兼性建构,在世界...     

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中国民族文学价值观念及其文学批评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中国民族文学价值观念区别于“民族的民族文学”。作为应然价值观念,它的基本涵义为：“中国民族文学”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属性并得到规定,是56个民族文学组成的整体性概念,中国民族文学是多民族一体的文学。本研究从历史与现实的合理依据、审美情感与艺术选择的合理性与可能性、“中国民族文学”走向世界的合理性与可能性等三方面论证了该价值观念之成立,尤其提出和论证了“微”“独”“同”互相制约综合的思维方式怎样实在地落到批评的操作层面：通过“微”对象所获“独”的批评结果,由“独”所属的“同”一点点潜移默化地铸牢使命,依赖“同”的理念又落实到“微”的客观准确选择,以“同”体现其“整体性”,以“微”所获之“独”体现其“差异性”,明确与清晰了向世界展示整体性与差异性兼容的中国民族文学的批评任务。     

台湾文学的源头与两岸文学互动——读台湾学者杨若萍博士《台湾与大陆文学关系简史》

台湾文学的源头在祖国大陆,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晚明至清代中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学通过文人游宦等方式传播到台湾,并且培养了当地的作家。清后期,两岸文学相互促进,台湾文学也为中国文学的发展作出贡献。台湾文学的发展出路,当今重要的是揭穿所谓“本土化”的面目,坚定地反对“去中国化”和反对“台独”。     

“五四”文学精神——变异、复归与超越

历史使我们背靠着“五四”。命运注定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五四”文学精神的血缘联系。我们很难摆脱“五四”文学的诱惑。尽管我们知道那里已是融汇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精神海洋,然而,我们依然看重“五四”文学内涵。因为,“五四”文学,作为一代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命方式的确证,它敏感、真实而丰富地展示了现代中国文化人的本真情状。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文学的包蕴量已超出文学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并且,“五四”文学的精神结构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不断显示它的意义功能。惟其如此,“五四”文学精神的变质及其复归这一文学演变的轨迹,才成为我们思考“五四”文学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精神的逻辑线索。     

开栏语

从本期起,本刊郑重开辟“中国文学演变与实证研究”专栏。说“郑重”,是因为我们和广大读者一样,对它寄予了殷切的期望。对学术界文学研究的新动向,本刊一直甚为关注。2001年第一期以来,先后开辟了“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研究”、“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和“中国文学实证研究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下中国文学史之结构

中国文学的“显在的样式”包括各民族文学不同的表达形式、语种、文学样式、不同的传播介质。中国文学的多民族特征表现出“独享”向“群体共享”的发展趋向和复杂的“独享”、“群体共享”与“部分共享”并存的多重特性。中国文学的“隐性式样”则是制约和影响中国文学精神形成与文学发展历史轨迹的各民族复杂的文化形态和关系。传统文学史写作中线性的历史时序,忽视了共时性的历史空间各民族文学间的影响和融通。文化、语种、文学形态的多样性以及不同民族文学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交融并整体推进的特征,是中国文学史结构中四个基本要素。     

中国当代的“文学经典”问题

确立“文学经典”是建构文学体系和选择文学话语方式的必然途径.二十世纪后半叶,当代中国针对“文学经典”问题有过多次论争,并屡次尝试以全新的标准确立新的“文学经典”体系.主要表现为一方面通过“古为今用”重评古代“文学经典”,一方面通过“洋为中用”评价外国文学经典,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当代文学“新经典”的建构.这种政治实用主义视野下的“文学经典”体系建构,对当代中国文学和文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重谈"重写中国文学史"

上世纪 80年代末 ,有人提出“重写中国文学史”的主张 ,“重写”遂成为中国学界的热点话题。十多年过去了 ,我们看到了许多重写的《中国文学史》 ,从中仍可以看到“重写”中存在的理论盲点 :即主要从政治历史及文学本体的角度思考“重写” ,并没有看到今天文学史最大的问题所在。重写的文学史依然是某种“话语霸权”影响下的产物 ,是“残缺”的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应补上“现当代文言文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这两个残缺 ,这不仅是文学史写作的需要 ,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需要。我们的目的是要倡导“多元共盛”的观念 ,“多元”才是催生文学繁荣的标志     

四大文化思潮与现代中国文学关系辨析

选取文化与文学互动关系的认知结构,对现代中国文学多元共生互补并进的演化轨迹进行考察,便会发现“政治文化”、“新潮文化”、“传统文化”、“消费文化”所形成的四大文化思潮,对于现代中国文学嬗变过程显示出的三大历史阶段都发挥了不同的“渗染”或“制导”作用,与各种文学形态或系统凝结成复杂而深微的错综关系。只有精细地大胆地洞察与剖析这种关系,才有可能深化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或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几个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从文化、语言、民族的统一性来考察,应由三个“板块”构成:大陆文学、台湾文学、香港与澳门文学。这正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的三个“板块”相续接。近年来有三种研究倾向不利于把握“当代文学”的根本特征与历史定位,研究失去了历史感。“当代文学”这一文学时段,是五四启蒙精神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从消解到复归、文学现代化进程从阻断到续接的一个文学时段,文学史在这里走了一条“之”字形的路。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前言)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正以不可遏止之势,冲击着“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并企图以文学本身的“事实”,淡化文学之于政治的关系。尽管,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几乎贯穿了20世纪的始末,但是,对于任何一个研究者来说,回避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新民主主义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的质的规定性,使这两个时段的文学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它们各自鲜明的时代特征。因而,无论是“人的现代化”主题,还是“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乃至从20世纪90年代进入社会“大转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意识形态与现实改革,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抹掉20世纪以来文学之于上层建筑的关系,漠视这种存在的研究是不够稳妥的。     

困厄的人生境遇与伟大的文学成就——中国古代“贬谪文学”浅析

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古代“贬谪文学”的分析,探讨“贬谪文学”的产生原因、深刻内涵及其感人魅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贬谪,就没有“贬谪文学”;古代士人贬谪的经历推动着“贬谪文学”走向发展和繁荣。“贬谪文学”具有极为深刻的思想内涵,成为作家的创作高峰,体现了中国古代志士仁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其中深蕴的凄凉、悲怆的气质,积淀成为“贬谪文学”的悲剧性心理,对中华民族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国家文学：当代文学的一种定位——评《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一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考察》

着眼于中国当代文学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性，吴俊教授认为此前所谓的“中国文学”或“中国当代文学”很难显示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文学的政治性质，而“国家文学”这一概念才能进一步揭示中国当代文学的切实内涵。吴俊教授试图通过政治解读“十七年时期”的《人民文学》，以“大题小做”的方式把当代文学定位为“国家文学”。事实上把中国当代文学定位为“国家文学”这个论断能否成立，完全取决于对中国当代文学所作考察的整体性和深入性。     

论新写实小说的“后现代性”

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八十年代中期传至中国大陆并对中国文学产生影响 ,“新写实小说”等即是具有强烈“后现代性”的文学品类。与启蒙主义文学相对 ,“新写实小说”实现了从主体建构到自我消解、从深度模式到平面制作、由批判到展示的过渡。后现代主义文学当然不能作为中国文学的全部 ,但它的解构理论、平民视野以及丰富多彩的带有“综合”性质的艺术手法 ,应该成为我们九十年代直至下世纪中国年轻作家借鉴的文学宝库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观的共同体意识与共同体诗学构建

尽管以“少数民族文学观”作为统摄国内非汉民族文学之全称的观念“发明”及其体制化、系统化的理论构建,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全面展开,但自晚清以降,传统帝国话语向现代民族国家话语转型,多民族中国的民族问题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关键问题,那些非汉民族的文学在上述语境中即受到重视,这为少数民族文学观新中国成立后的构建提供了极具历史承继性的中国经验。从“民族国家共同体”到“现代化国家共同体”,再到“中华民族共同体”转型的百年进程中,如何正确处理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性”与“差异性”、“同一性”与“多样性”关系等问题,彰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契合的中国文学共同体特征。由此,“少数民族文学观”开始向“多民族文学观”进行观念的迁移,共同体诗学构建问题凸显。     

“冷战”·“逆行”·“新时期”——世界华文文学视野下的中国当代文学

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当代文学应当包括中国版图内全部地区的当代文学,但现在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学”是指中国境内(境指关境)的当代文学。从世界华文文学的视野来观照这一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样态时,可以从三个方面提供对当代文学的新认识：置身“冷战”环境,但“中国当代文学”对“冷战”的参与,具有一种“非典型形态”;“中国当代文学”向现实主义挺进并不断深入,与整个世界文学潮流形成了一种“逆行”发展的势头;在经历了“拨乱反正”的过渡期后,一是向西方深度学习追求先锋,二是自觉回视传统有意寻根,“中国当代文学”放弃了“新”“新文学”的尝试,以一种既具有自觉的理论意识和本土立场,又兼具开放和包容的姿态,拥抱世界文学并致力于并入世界文学,从而造就了一个“新时期”。     

20世纪中国"人本文学"的变异与残缺

中国文学以 1919年的“五四”文化运动为界碑 ,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为人生”、“为艺术”的文学理念 ,消蚀弱化了传统文学的“文以载道” ,注入圆融了“人本文学”的“立人”新质 ,使新文学在前 2 0年内达到了一定的整体审美高度。从 30年代初至 70年代末 ,“人本”意义上的文学逐一缺失 ,社会学、政治学因素日渐提升 ,文学开始了她无奈的变异与滑落 ,形成了半个世纪无文学的残缺史。     

传统文化因素对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消解

五四新文学是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中产生的，传统文化因素一方面促成了新的文化文学思想在中国的生根、发芽、成长，另一方面，也使新的文化、文学思想深深地打上了中国文化的鲜明烙印，亦即实现了西方文化的中国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现代性”：功利主义文学观消解了新文学对纯文学的超越性；个性解放的追求最终从关心个体的“立人”转向关心“群体”的觉悟和整个社会的“立国”，这样一来，“个人本位”就不知不觉地转向了“社会本位”；民主诉求同样遭遇了本质变异的命运，最终被民粹主义所淹没。鲜明的“中国因素”，使中国现代文学循着自身的逻辑由极具“现代意味”的启蒙文学逐步呈现出革命文学-普罗文学-左翼文学-工农兵文学等多种形态。     

和而不同:中国民族文学的未来景观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的文学研究领域里,是既重要又容易受到忽视的一个环节。2004年11月 13日-14日在四川成都召开的首届“中国多民族文化论坛”,围绕着“少数民族文学”的学科概念、作家身份、理论 走向展开了讨论。本文从“学科历史”、“作家使命”和“理论走向”等方面对论坛作了分析综述。     

文化视野中的抗战文学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对抗战文学进行考察、观照 ,可以发现抗战文学具有着浓郁的传统文化色调。进而从观念、思想、处事原则层面上分析 ,传统文化主要从“三气”、“缘”、“忍”、“土地崇拜”等方面影响了中国抗战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