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在云南的矿务活动

林则徐在云南任职期间,为挽救清政府的财政危机,从“开源”的角度出发,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云南矿业尤其是铜业进行了治理与整顿,其整顿范围包括勘察、开采、冶炼、管理、资本、约法诸方面。这既是林则徐深受传统儒家“民本”思想影响的结果,又是其“藏富于民”矿务观的具体体现。他在云南的矿务活动对于后世洋务派等发展近代工矿企业,以及客观上抵制外来资本对中国近代工矿业的垄断与扼杀,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古代东南越人的铜铁冶铸业

我国闽、浙、粤、桂等东南地区,铜铁铅锡各类矿藏资源丰富,自商周以来,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古代越人逐渐认识、利用、开采和冶炼了这些富有的金属矿藏,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内,东南越人的铜铁铸造业随之也有了一个逐步发展和兴盛的历史过程。本文拟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两个方面的资料,对古代东南地区百越民族的铜铁冶铸业做一初步探讨和阐述。     

民国初年的矿务监督署

民国初年设立的矿务监督署是晚清成立的铁路矿务总局的延续,时任农商总长的张謇希望设立矿务监督署来规范矿业生产。矿务监督署是中央派遣到地方管理地方矿务的机构,全国分设八个矿务监督署,并归农商部领导,每个矿务监督署一般分管二到三个省的矿务。《中华民国矿业条例》颁布后,矿务监督署在处理矿务时就有了法律保障,矿务监督署依照法律管理矿业生产和处理矿业纠纷,积极推行中央的矿业政策,推动民国初年的矿业发展。但由于地方势力的反对和中央财政的不足,矿务监督署无法维持,只在民国初年存在一年多的时间就难逃被裁撤的命运。     

湖南维新运动的兴与衰

一百年前 ,湖南作为中国戊戌维新运动的重镇而受到举世瞩目。时人称颂“振支那者惟湖南”、“可仁可侠者惟湖南”,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湖南维新运动的兴盛令人注目 ,而它的衰落却又比戊戌政变早到两个月 ,兴与衰的原因是什么呢 ?从地域范围考察 ,前期各派势力的联手合作和后期新旧两派的分裂是运动兴与衰的表象原因 ,而湖湘文化传统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则是运动兴与衰的深层原因。     

溧水县——党群议事会的妙用

与高淳和溧阳接壤的芝山村．山清水秀、民风淳朴，的确是个好地方。真山真水的芝山村．不仅有一个名列中山八景的“芝山石燕”奇景．还有一个储量在1．5亿万吨以上的石灰石矿藏资源可供开采。     

试论唐生智驱赵反吴,归附革命对北伐战争的影响

唐生智是湖南军阀赵恒惕集团中的一员大将。谭(延闿)赵之战后,赵将所部编成四个师。唐任师长的第四师兵力最强,比其他师多。加上他重视整军经武,办有军官讲习所,轮训基层官佐,讲究军纪,对部队要求颇严,训练抓得紧,且从汉阳购进大批枪械,装备较为整齐。唐还兼任湘南督办,管辖水口山铅锌矿,收入较他师丰厚。他信奉佛教,拜佛教密宗居士顾伯叙为师,要求所属官兵受戒入教,向部队灌输救人救世,勇猛精进,慈悲喜舍等佛教教义,作为治理军队,维系军心的重要手段。他还采取一些开明措施,如减轻民困,笼络民心。陈独秀曾说:“即现时唐生智在湖南,军费并不比广东宽裕,他只发行殷实公债,而未向农民诛求,国民政府的政策,总不应该比唐生智不如”。     

现金流量表间接法四大调节内容剖析

现金流量表间接法部分的主要编制特色是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其调节因素有两个,调节内容有四个。损益调节因素含两个调节内容,第一个调节内容是涉及损益的经营活动现金事项;第二个调节内容是涉及损益的经营活动非现金事项和涉及损益的投资与筹资事项。调节项目因素也有两个调节内容,第一个是不涉及损益的经营活动现金事项;第二个是不涉及损益的非现金事项。掌握上述四大调节内容,是深刻理解间接法编制原理,正确运用传统编制方法,进而创造各种新的编制方法和改进表格结构设计的重要理论基础。     

叶帅足迹印三湘——叶剑英在湖南的三次不寻常经历

翻开发黄的档案史册,记载着叶剑英元帅生前多次到湖南的经历。其中,有3次经历颇不寻常：第一次是1938年遭遇“长沙大火”,第二次是受党中央毛主席委派,1939年到湖南创建“南岳游干班”,第三次是1969～1970年“文革”期间被“流放”湖南。叶帅在湖南这3次不寻常经历,将足迹深深刻印在三湘大地。     

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湖湘文化精神与五四时期湖南报刊互动关系解读之一

探讨“大本大源”是湖湘文化的传统,“原道”是湖湘文化最基本的精神,原道、卫道乃至殉道成为湖湘文化规约下湖南士人人生基本的行为主导方式。毛泽东、蔡和森等灿若星河的一大批“五四”时期湖南有志青年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与他们在湖南的文化氛围里形成的“原道”精神密切相关。在“五四”时期短短的6年时间里,湖南社会经历了反袁、驱汤、驱傅、驱张,湖南自治运动,以及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反日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等等,这些运动形成了湖南人一个探讨“大本大源”的“原道”过程,形成了一个历史的链条。而“五四”时期的湖南报刊,则成为这一历史转换、文化转型的不可或缺的“媒介”,成为这一代人才渡河之舟桥,冶炼之熔炉,砺剑之硎石。     

项目后评价中“有无对比法”的正确使用——以连徐高速公路经济影响后评价为例

“有无对比法”是后评价中的常用方法，但是传统的“有无对比法”在实际使用中存在偏差和不足，需要加以改进。在传统方法的基础上引入运输弹性系数概念，并结合实际加以调整。以连徐高速公路为例，采用传统方法和改进方法分别计算了项目对于周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从实际效果来看，改进的“有无对比法”所计算出的数据更为贴近现实，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传统方法的偏差和不足。     

保卫潘多拉——《阿凡达》之下

人类在潘多拉星球上发现了一种珍贵矿藏。在开采过程中却屡次遭到星球上的土著生物“纳威”人阻挠。为了能让开采工作顺利进行，人类资源开发联盟采用了科学家的“阿凡达”计划，培育一种外形酷似纳威人，意识和行为却受人类控制的生物——阿凡达。     

“K学堂”应指矿路学堂

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曾两次提及“K 学堂”:“我要到N 进K 学堂去了”、“终于到N 去进了K 学堂了”。对此,教科书课文注释说“K 学堂指江南水师学堂”,而于漪、陶本一主编的《中学语文备课手册》则认为:“K”应指矿务铁路学堂。笔者倾向于后者,理由如下:     

高校“两个责任”协同贯通的理论基础、实践困境及治理对策

高校“两个责任”协同贯通,是党委主体责任与纪委监督责任两大系统的同频共振,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对高校党的建设和事业发展深度融合、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党建设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理责任理念、中国共产党的从严治党经验、国外政党的强党治理做法为高校“两个责任”协同贯通提供理论源泉和经验借鉴。适应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需求,从“五个向度”探索高校“两个责任”协同贯通的善治对策：增强高校“两个责任”协同贯通意识,优化高校“两个责任”协同贯通权力结构,完善高校“两个责任”协同贯通制度规范,强化高校“两个责任”协同贯通监督问责,加强高校“两个责任”协同贯通队伍建设。     

“中体西用”文化模式的历史文化渊源

“中体西用”文化模式之所以影响深远,既有历史的渊源,也有传统文化的影响。从传统的“用夏变夷”这一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准则到明末清初的“禁教”、“教学”的文化排外政策再到鸦片战争时期的“师夷”主张,可见“中体西用”论的历史积淀很深;而从文化上看,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是文化交流的一般规律使然;二是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其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影响。     

档案、历史源流辨

在学科与学科之间,恐怕没有哪两门学科的关系比档案和历史更为密切的了。档案为历史的撰写和研究提供原始资料,使历史学科的存在成为可能。历史学科是档案的用武之地,离开了陈述和研究历史这一目的,档案亦将失去存在的意义。档案是矿藏,历史是对矿藏的开采和利用。 也正是二者的相关性,模糊了历史研究者对二者起源差异的认识,错把档案的起源当作历史学的起源。至今为止,我们所见到的有关史学史的著作,无不例外地把档案的起源与史学的起源混为一谈。尤为不可的是,把中国古代商、周时期的档案人员(史官)当作史家,把当时的档案文献(“典”、“册”)     

管理学视角下“中庸之道”的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中庸”思想，不仅是一种道德范畴，也是一种方法论原则。中庸之道的管理学意蕴集中表现在两个基本理念之中：一是中庸辩证论，即中庸思想包含一定的辩证因素；二是中庸适度论。其“过犹不及”、“和而不同”“权变时中”等思想，为现代绿色和谐管理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对改进现代企业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湖南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土空间规划应对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破解湖南民族地区发展滞后、提高其生态环境系统治理和保护水平的关键举措。结合湖南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情况,分析了湖南民族地区的人口分布、自然地理、经济发展和民俗文化等特征,提出了基于“两山”理念的湖南民族地区国土空间规划重点,即：加强空间联动,优化民族地区空间布局;创新扶贫方式,构建民族地区特色产业体系;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大民族地区生态补偿力度。同时,提出了湖南民族地区国土空间规划路径：加强“三生空间”管控,转变依靠资源型致富的传统思维;创新生态治理方式,构建产业体系;注重生态系统整体保护,有效提升空间治理水平。     

大部制改革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

在国外,大部制是一种具有广泛管理职能的综合管理体制和组织形态,它具有“大而精”、“联而协”和“简而优”三个基本特征。国外大部制改革遵循三个基本原则：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部门协调与职能统一;权力相互协调和制约。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国外大部制改革一般坚持渐进式的改革思路与方法。国外大部制改革的经验对我国推进大部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锦盛石业”印象

2007年暑夏，受朋友之托前去上海参观“锦盛石业”（上海东继顺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说实在的．我对参观企业并无多大兴趣，因为我做过企业，退休后又做企业咨询服务，整天与企业打交道，如同吃东西，少吃多有味，多吃伤脾胃。但朋友说“锦盛石业”是从事石材业务，可既不是开采石头，也不是石头雕刻，更不是人工造石企业。朋友“卖关子”，只好客随主便。下午，“锦盛石业”陈孝锦总经理的爱人开车来接我们去公司。在车子上，陈夫人和我们聊起上海的石材市场，尤其她讲到国外开采石料的一些趣闻令人印象深刻。国外开采石料非常注重保护自然生态和后期应用价值，在开采过的矿山上，人们看不到千疮百孔的山依开采过的矿道，大多建设为“地下景点”，作为人们休闲娱乐的场所。她说：“陈先生一年中约有半年多时间在国外采购石料，这次听说你要来上海特地从意大利乘飞机回来，估计晚上5点钟左右能到家”。在这中间三四个小时里，她安排我们参观企业。首先来到总公司，出于职业习惯，我在公司转了一圈。转转看看，不知不觉转了3个小时。     

封闭保守 热衷仕途——湖湘文化的反思

湖湘文化“重坚守”，封闭保守，缺乏创新活力。其主要原因：一是作为湖湘文化核心的湖湘学派的“守先正”思想的影响，湖湘学派创始人胡安国、胡宏、张撇等要求革除弊政，但又坚守祖训，坚持祖制；二是湖南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北向马蹄形地理环境，便于北向接受中原传统文化，而对东南沿海的海洋文化却有阻扼作用。湖湘文化“重士农而轻工商”，热衷仕途，鄙薄科技工作。其主要原因：一是传统儒家“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思想的影响；二是湖南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中兴将相，什九湖湘”的显赫地理，更强化了湘人从政的热忱。所以继续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和破除“官本位”思想，仍是湖南思想、文化界的重要任务。